5488-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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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安提瓜和巴布达。可我还是为我那本火山的书找到了一个借口。安的列斯群岛到处都是火山岛。我不得不在火山学家和小说家之间做出选择。别了，茂盛的草木、朗姆酒和柑香酒。这一年里我是不会去游览荷兰的安的列斯群岛，也听不见那里的人们在太阳下说伦勃朗、斯宾诺莎、凡·高和卡莱尔·冯·登·艾卫的母语，后者是安特卫普的一个诗人，我记得他的几句诗：“哦，丹斯卡·布龙斯卡，你动身去加拿大。”别了，委内瑞拉海岸；别了，拉托图加海岛。我把自己视为哈姆雷特的父亲的幽灵，在原版影片中，他在消失之前说：“别了，别了，别了，记住我。”我是不是应该乘坐飞机飞往牙买加，在帕西忒亚号豪华游艇上有一个船舱正等着我呢。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至少周游过世界三次

　　　　“没有一次旅行让我后悔过。”于贝尔对我说。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之一，至少周游过世界三次。他住在日本（“那是我的群岛。”他说）。四十年来，他一直在那里编一套解释佛教术语的百科全书。一天晚上，在京都的一家餐馆里，面对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用米醋略微腌泡过的寿司、春鱼和海贝、鲈鱼、斑点鱼、赤贝，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虽相差几年，但法语老师都是拉卢克斯先生。于贝尔有他的地址，我们想起他是个知识渊博的语法家，给他寄了一张有他从前的两个学生签名的明信片。今年我还给他寄了贺卡，但我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以前我每出一本书，他都要买一本，还写信给我，向我表示祝贺。　　　　
　　　　拉卢克斯先生既是我的法语老师，同时也是我在布鲁塞尔的耶稣会学校的拉丁语老师，布鲁塞尔是奥黛丽·赫本的故乡，是我的同行大罗西尼和小罗西尼的故乡，是雅克·费德的故乡，雅克·费德是惟一一位拍过玛琳·黛德丽的比利时导演，是惟一一位拍过葛丽泰·嘉宝的比利时导演，是全世界惟一一位拍过她们两位影星的导演。五十年代末的布鲁塞尔，这样的奇观已经消失不见了。圣十字广场的马戏团和滑板车都到哪里去了？格雷大街上的雷让电影院呢，就是在这家电影院的银幕上，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一个几乎一丝不挂的女人，这个镜头只持续了几秒钟。依塞尔大街上的那些马都到哪里去了？我依然听得见这些马走在石板路上的嗒嗒声。那些马在滑板车消失之前就不见了，那是城市里乡村生活的终结。我前不久又想起了拉卢克斯先生。我问自己，如果我几天之后就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很快就清醒过来：“为什么要在几天之后，为什么是下一回，为什么不是马上就死？”于是我听见拉卢克斯先生说了一个拉丁语副词“olim”。　　　　
　　　　当时我们正在翻译提布卢斯的一段诗，提布卢斯是奥维德和贺拉斯的朋友，著名的古罗马诗人。已经病入膏肓的提布卢斯留在罗马，而他的朋友们都去了伊特鲁里亚，去那里取水。他给他们写信说，他很遗憾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他感觉到了死亡的危险，他补充说他已经准备去死了，因为到了该死的时候了，但他希望是“olim”，“下一次”。我却把“olim”翻译成“越晚越好”。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一名优秀的教育家

　　　　拉卢克斯先生指责我说：　　　　　
　　　　“你就不担心思想内容在形式上，也就是说在这个我觉得并没有你说的那层意思的副词上，给你造成一种假象吗？你重新读一遍这句诗。”　　　　
　　　　“Elysios　olim　liceat　cognoscere　campos。”　　　　
　　　　“你好好看清楚，“olim”这个拉丁词在法语中有对应的词组“un　jour”，意思是从前有一天或者有朝一日，这就像是语法上的杰纳斯天门神，头部前后各有一张面孔，故也称两面神，司守护门户。，一面朝向过去，一面朝向将来。它既不肯定这一面，也不肯定那一面，用在否定现在时才具有价值。诗人在这里向死神请求的只是把决定命运的时刻推迟到下一次。他的请求真实感人，是因为他不像你的翻译中所说的‘越晚越好’，这对一个垂死的人来说太苛求了。先生，我隐约看到了是什么地方把你弄糊涂了。你因为忙着对付“olim”，忽视了后面的“liceat”。这个句子你只要这样翻译就好了：‘希望死神允许我下一次再认识乐土。’取消你译文中的‘但愿我’，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你再也不需要那个把整篇诗作都糟蹋了的‘越晚越好’。行行好，我亲爱的威尔格拉夫，把提布卢斯‘下一次’里的谨慎和胆怯保留住。”　　　　
　　　　拉卢克斯作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家，能从他放在教室后面的书柜里的所有辞书中吸取养分，他还援引了拉封丹（“这位人们永远也不会提到的天才作家。”他一字一顿地说）的一首寓言诗，寓言诗中有一位百岁老人在质问死神：“人们毫无准备就死了，这公平吗？请你再等一等……”　　　　
　　　　“你明白吗？拉封丹寓言中的老人鼓起勇气对死神说，他希望有时间给他的住宅增加一堵护墙。先生们，你们再想一想诗人安德烈·谢尼埃笔下的那名女囚，在她求死的时候，她那鲜血淋漓的幽灵出现在她面前说：‘我还不想死。’然后那幽灵还明确了期限：‘我想过完这一年。’这个‘下一次’是半顺从，是接近屈服，是所有哀求者和所有垂死者的故事。”　　　　
　　　　亲爱的拉卢克斯先生！我经常查阅你最推崇的、学年结束后又把它送给了我的那本富朗德—泰伊词典。前一天晚上我怎么会想到死亡？我问自己：“如果我不久于人世，生命于我又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做完的事情，我也不会再去做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想着我的小说，是否还想着我对现实生活中爱过的那些人的爱情，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实是我一边创作一边虚构出来的。“细胞生来就是要死的。”我的一位生物学家朋友曾对我说，当时我们刚开启了一瓶1996年产于索泰尔纳葡萄园区的里尤塞克堡甜白葡萄酒，他从酒瓶中闻出了无花果、蜜糖和烤巴旦杏的味道，沉醉不已。“细胞的迅速繁殖以记忆的丧失为代价。我们这些细胞的耕种者，我们同死亡作殊死搏斗。我常常想到死亡。”　　　　
　　　　“我从小说家的角度告诉你，死亡是惟一不能向别人叙说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可以死好几次，他就可以尝试了。”　　　　
　　　　“你是作为神经生物学一个单元的指导老师才这么说的吗？”　　　　
　　　　“一些我外行的事情我才会说得好。知识将我们带进太多的死胡同。外行是严肃认真的保证。我们不要像金银匠一样在什么方面都冒充内行。”　　　　
　　　　“那我们就满足于把铜器和银器擦亮吧！满足于把它们的灰尘擦干净、修削、擦锈……我们是在这里清除花园里的丛枝灌木的……我们大脑的花园吗？干杯，为你的健康干杯！”　　　　
　　　　生活到最后一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去，这是神灵馈赠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礼物，那些神灵，不管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仅就这个原因，我们就应该信奉他们。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经常回去看看妈妈

　　　　４　　　　
　　　　我妹妹玛德莱娜还是忍不住对我说：“你应该更经常地回去看看妈妈。她不敢直接跟你开口，但你回去跟她住几天会好些。你几乎不去看她了。天知道她哪一天就死了，到那个时候就悔之莫及了，我的老哥。到时候，你连给她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她到了那把年纪，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听到她去世的消息，这并不奇怪。你上一次去看她是在什么时候？”　　　　
　　　　我一边听玛德莱娜说话，一边试着去回忆。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再和妈妈拥抱过了？玛德莱娜误以为妈妈没叫我去看她。恰恰相反，我们每次通话的时候，她都在暗示我：“当然，这不能妨碍你的工作。”她补充说。当我提出去隐修院看她，并在那里待两三天的时候，她拒绝了：“我情愿再等一等，等你至少能待上整整一个星期，或者最好是半个月。”她为什么不干干脆脆对我说：“我想见到你，而不是在电话里听你的声音，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南下去看她应该一点也不复杂，乘坐所有飞往马赛的飞机，或者乘坐所有开往阿维尼翁的火车就可以了。可是妈妈，许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我的小说下周就要脱稿了，书稿下厂后我随时都可以去你家。　　　　
　　　　我并没有明确地告诉她，同样的许多年来（我不想知道具体是多少年），我没写出什么值得拿去出版的东西。我想到小说名字《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的那一天，她为我感到高兴。她心想，有了书名，就能帮我写出这本书。可你错了，亲爱的妈妈！书名出来得太早了，太早了就不是帮助了。这个早产的书名把什么都严加控制起来。书名本来应该到最后才出现，是由另外一个人来取的。带着《在我母亲家的三天》这个书名，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三天时间太短暂了，我母亲不愿意听到，而我将要杜撰出来的书中人物的母亲，将不可避免地变成我的母亲，所有那些我咨询过他们对这个书名有什么想法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我母亲问我：“你到底还是能工作了？你写了许多页纸了吗？”从她的问话中，我听出了一个编辑的遗孀才会提的问题。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嫁给弗朗茨，然后她成了弗朗索瓦的母亲，两个男人都是作家。她曾协助她的丈夫经营一家出版社，一定鼓励过他把手头的书写完，然后才能亲自出版。　　　　
　　　　我曾在母亲家连续住了一个月，那是在一月底，距今已经差不多十五年了。当时，我决计在她身边写完我的一部小说。我通过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托运了满满一纸箱书和资料过去。我把自己安顿在最里面的那个大房间里，大房间的两扇窗户朝着晒台，可第二天我就明白，我在那个房间里写不出一行字。我先前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挑选要带的书，整理好我可能决定采用的稿件，通知我周围的朋友我要离开——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屋子里非常暖和，我母亲让人安装了使用燃料油的中央暖气，我想，那是用我父亲的人寿保险赔偿金安装的。我们在有人住的房间才烧暖炉。我整夜整夜都在地下室里搜寻，我把几只柳条筐、几盏煤油灯、几个蜡烛盘、一座小铜像——一只受伤的野猪都搬了出来。“你又把这个可怕的东西搬了出来。”妈妈惊叫起来。“那塑像原来是放在我父母家餐厅的壁炉上的，我整个童年每一天都看见它。如果你想要，我就把它送给你。”我把这只野猪擦亮，让它在上面的卧室里陪伴我，强迫它做我的镇纸，替代已被我送走的一幅波杨塞尔维亚画家，1957年1月1日出生。的石版画，一头野猪的脑袋尤其是它命令般的目光能带给我工作的欲望，我每次注视它的时候都是如此。这座雕塑铸工精细，我想像它被摆放在外省一座小博物馆的橱窗里，在我的记忆里，我外祖父外祖母的饭厅有点像这座博物馆。我还从地窖里拿出一个玩具娃娃，那是我小的时候用沙发的弹簧做的。我父亲就像一个拿出他最好作品的经营画廊的人，摆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把我的那件作品拿给家里的亲朋好友看，这些看着我出生的人把我的大作传来传去，拿到离灯光近的地方或者离灯光远的地方，左右欣赏着，然后宣称我是个有天赋的孩子，就好像我不知道似的。“把这个老古董丢掉吧。”我对母亲说，母亲却要我把它放回地窖里去：“我喜欢它呆在那里。”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看我是不是一切顺利

　　　　我在马诺斯克的格朗德大街一家文具店里买了彩色墨水、笔杆和一组钢笔尖。我购买的墨水中，有一种被它的制造商称做“四月绿”的淡绿色墨水颜色非常好看，其制造商是佛罗里达州的好莱坞萨利国际公司。还有中国产的永不褪色的墨汁，勒富朗和布吉瓦公司生产的钴蓝墨水和朱红色墨水，贝利坎公司的深蓝色墨水，练习书法用的染色墨水，以及由莱比锡的罗莱和克林涅制造的那种特别古板的胭脂红墨水。我还保存着所有那些墨水瓶，有些瓶子里的墨水已经干了。我还买了一些信纸和信封。信封的价钱比信纸要贵。每天早晨，在上床睡觉之前，我用那种淡绿色美国墨水给我母亲写几句有时非常长的话语，放在她卧室门口的地板砖走廊上。如果她在我醒来之前离开隐修院的话，也给我留字条，用圆珠笔写的。我发现她过着频繁的社交生活。她德高望重，在当地深受人们喜爱，我说的是从高尔德到阿尔努堡。人们经常邀请她，甚至会发生争抢她的情况，我就听见她在电话里说：“这个星期不行，你知道，我儿子回来了……”如果是佛雷德里克·特鲁贝打电话给她，她就关上门，而且从来不会忘记跟我说：“佛雷德里克让我带个大大的好给你！”或者一个“热烈的好”，或者他全部的友谊。我住在母亲家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次，一整个周末她都不在家里，她一定到埃克斯见佛雷德里克去了，她是坐大巴去那里的（我陪她到了马诺斯克）。然后他们从马诺斯克去蓝色海岸。她还抽出时间来打电话给我，看我是不是一切顺利，是否找到了在厨房里面的储藏间里的水果。　　　　
　　　　晚上，我给家里人和朋友们写信，为了让自己觉得问心无愧，我把写这些信比做舞蹈演员表演之前在练功房扶手杠边的练习，练习一下身体才会柔软。这些信使我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使我有那么一天可以过渡到我的主要工作，过渡到我的合约中所写的“作者的下一部小说”。沃格林德的生日到了，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用了所有颜色的墨水，我还从埃克斯给她寄了一盒小杏仁蛋糕，还有两本各三公斤重的画册《世界动物大全》，书中有许多满版的鱼的照片，使人看了吃惊，她是那么喜欢让我带她去金门的水族馆，她责怪那里的鳄鱼总是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我本来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