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0-大国小城-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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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潮，这个风潮，该以理学为先。
《大国小城》 第三部分万里乡关（2）
这个来自于武夷山的男人将武夷书院作为自己的思想阵地。顽固的进行着这种类似于西叙弗斯的坚守。这个坚守，实际上就坚守了中国文人的道德底线，不偏不党，不营不私。
如果苛刻一点说，朱熹是武夷山五夫镇人。在写文章之前曾经问过武夷山的陆梅俊教授，能不能把武夫镇省略掉，他说不行。末了他又说，这是关键，朱熹是武夫镇的代表，武夫镇在两百年前比武夷山出名的多。古人都说北有曲阜，南有武夫。
朱熹是三明出生的，14岁才到武夫，他父亲把他交给了当时最具盛名的湖湘派学者胡宪。五年之后就考上了进士。朱熹住的地方叫紫阳楼，登楼而望，极尽舒畅之风。我始终认为在古镇中，小雨的季节是最舒适的，不冷不热，恰到好处。看风景也模糊中透露着舒适。恰逢遇见了武夷的雨季，在木头楼梯上，我瞥见了楼下的一片池塘，不由得眼前一亮，像是找到了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一般，觉得心头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那是一首诗，这首诗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来说都耳熟能详，但是具体能领悟其个中三味的没有几个，王阳明算一个。这首诗是这样的：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能读懂诗并不代表能够理解诗里的味道。南宋淳熙四年，朱熹辞官回了武夷山，写下了这首诗，辞官之后的中国人彻底会失去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聪明的朱熹找到了学术作为事业的另一个勃发点，这个勃发点，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是世界文明的精彩。
在那个雨中，我找到了朱熹，找到了中国文明最关键的部位。
1999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对于武夷山文化的总评价，“武夷山地区为南宋理学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11世纪末，理学在中国东部的思想界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这段评价是粗浅的，也是片面的。不过不能怪他们，理学在世界上是另一种形式存在着。
说到中国的思想和中国的地理，这是一个困惑的话题。这个困惑是我选择的，在书桌前，抬起头，看看前面一摞摞书，只有继续写，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软肋，没法子逃避。
在所有风景中，我选择人文景点而不去选择自然风光，在人文景点中我尤其偏好古镇古巷。无论是古镇还是古巷，都需要下雨的时候行走，这是一种境界，包括成都的锦里，那是一条仿古仿出境界的古街，我在一次行走的时候忽然下起小雨，味道就立刻出来了。
按照我的性格，我喜欢安静的环境，因为安静的环境适合思考和心态的自由。前不久我收到我的朋友林联光先生从丽江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他正在丽江做策划，现在住在丽江的一栋故宅里，“我面前就是四方街，窗子后面就是小河。”我看完这封邮件之后眼前猛然出现了那一年我在丽江的某些景象，那种生活，是我羡慕一路的，可是我又不知道为什么而羡慕。
中国的知识分子通常选择一种叫做精神家园的东西，这个东西大概最早从老子的“小国寡民”开始，这种想法是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大相径庭的，老子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娱自乐，包括陶渊明的桃花源，都不能拿到现实生活中来的，一旦拿出来，就会出乱子。
在这种心态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了。通常会向往衣不蔽体的原始社会，而不会向往欧洲发达的后殖民资本主义时代。这取决于中国人的历史观，最早的复古思想是孔子最先的。我手头有一本陈序经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在三十年代陈先生就把这种思想批驳的一无是处，可惜，这种思想一直流传到现在，终于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吊古伤今的滥觞。
于是我就喜欢了古镇，喜欢了古城，喜欢了那静谧的雨巷，在那些充满了历史风物的环境里面幻想着整个历史的变迁。历史不会为某一个人而倾倒，而某一个人会让历史倾倒，这个倾倒，说小，就是变故，说大，就是颠覆。
在武夷山，我找不到山的博大，对于中国的三山五岳来说，武夷山毫无疑问是一个小的丘陵，不要说泰山，就是十万大山大别山，也比武夷山高出许多。山东有泰山，有渤海，有孔子这样的圣人，福建有武夷山，有台湾海峡，朱熹的历史地位，比孔子也不差上下。
可惜，朱熹比孔子晚生，也比孔子晚有建树。但是苏格拉底是不会遮挡柏拉图的光辉的，朱熹和孔子，也不例外。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朱熹的理学会在福建发源，最后被人称为闽学。福建、安徽、江西交界处按说是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地区，但是为什么会塑造出世界一等的文化思想？这大概是文化产生于思考，而思考又根源于贫穷。
可是在历史上的徽州，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关，是他们精神的故乡。
《大国小城》 第三部分万里乡关（3）
我终于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迷恋徽州了。从文化上说，徽州作为理学的发源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从地理上说，北达齐鲁，南临三湘，是中国文化的折中地带。
所以这里就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乡关，可惜，这个乡关是漫长而又艰涩的历史跋涉，经过了整个历史的变迁，乡关早已不再，成为了一个万里之外的“苗蛮旧地”、“荒野残城”。
与费孝通、季羡林、钱仲联并称四大文化泰斗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先生在攀登武夷山之后，曾经大发感慨，如是说：
“东周有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这是对于武夷山的最高评价了，泰山封禅，是中国古代最高的祭祀礼节，泰山北斗，乃是登高之极限。区区武夷山，因为有了朱熹，居然变得如此神圣，可惜，这种神圣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无人知晓。
武夷山是思想的滥觞，也是最后的归宿，那些雨巷、那些秦砖汉瓦，是文化的见证，可惜，它已经远离万里，变成了思想于化外的乡关。
还有一事，是要提及的——
那就是朱熹的再传弟子，著名理学家谢枋。他在南宋末年上武夷山拜访到了朱熹的弟子，理学家熊禾。两人年龄相差“五十余岁”。因感南宋即将覆亡，两人“抱头痛哭”。流浪、隐居十数年后，他被元朝廷觉察，被列为荐士的榜首。元朝统治者强迫将其送往京城大都，谢枋终因不肯屈节，绝食拒医而死。
在死之前，留有遗言，“我之将死，朱子之学不可亡佚，望流之。”
元帝“感之遂允”，在武夷山修缮紫阳书院，以教后学。
元代也是理学发达的一个时代，之后才会有明代的王船山，清代的戴震，那是一个比南宋更辉煌的时代，可惜，他们也不知道万里乡关，究竟何处？
他们忘记了，那是不该忘记的，但我们一定要时刻牢记。
《大国小城》 第三部分半壁孤城（1）
对于一个已然湮灭的古城，在世界各国都是奉若珍宝的。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标志和旅游资源，这种古城可以招徕大量的游客和访问学者。无论是抱着什么希望或是本着什么目的而来，有种想法就会油然而生。那是因为任何一个人一踏上这样一片土地，都会在时间和空间中变得焦虑起来，比如说意大利维苏卫火山下面的庞培古城，比如说君士坦丁堡的旧拉司塔古城，这就给世界研究古城的学者们带来一个非常错误的误导——他们都无一例外的在千里之外的欧洲。
其实事实上在南中国的一隅，也有着一片带有历史沧桑的古城，这个古城的年龄远远在拉司塔古城之上，论起庞培古城，也和他的年龄不差上下，而且这座古城所保留的基座、甚至出土的文物，都比庞培古城要精致的多，在文明程度上也要先进的多。很可惜这座古城直至目前并不被更多的人所知，甚至身在武夷山风景度假区的他，由于地方较偏，连旅行社都不安排去那里参观，更不会作为重点项目予以推出。千年前的古城到了最后居然成为了一座半壁孤城，这座孤城，就是曾经名动国际考古界，被世界学术界称之为“东方庞培”的闽越古城。
在到武夷山之前，就早知闽越古城的大名。那是因为在两年前曾经有一个多年经营古玩的朋友给过我一本书，就是关于闽越古城的介绍，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论文多半是会议上的发言，很可惜论文的作者都是地方学者，洋洋数十万字的作者竟无一是学术泰斗，也无一是学界巨擘。但是看完论文我感到了一种惊讶，一方面这种惊讶来源于这些学者们的睿智，中国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名校未必出大师，在闽北一个小小的研究馆出了这样一批代表学术水准的论文自然而然也是正常之事。另一方面，既然有这样的龙虎，那么出现藏龙卧虎的地方也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就是这些疑问，就是这些思索，一辆半新不旧的出租车，将我带到了一片荒山之中，猛然间，看见一片荒芜了的土地，地面上的层层沟壑仿佛在诉说另一个朝代的背影，日落在地平线周围，恍如暗火涌动一般。
血红的阳光在我的脸上晃动了一下，忽然阴沉了下去。
在四十八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只有我和我的父亲。
那曾是一个如此恢弘的王朝。
关于王朝的更替，英国历史学家科勒恩一直认为是简单的螺旋式上升更替，他把欧洲一千多年的王朝归结于一种一成不变的定义，那就是无论是波旁王朝还是詹姆士王朝、拿破仑王朝都是如此，一个旧王朝的消失，肯定是新兴王朝——抑或是新兴生产力的作用，消失程度和生产力的影响力成正比。这个观点先被写入了欧洲的历史教科书，再被日本历史学家室田浩二引入日本，继而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很可惜，科勒恩没有接触过中国的王朝，至少，他不知道闽越古城。
关于闽越古城，在《史记》上只有寥寥数千字的介绍：这个曾经在南中国——泛珠江流域建立了恢弘文化的政权被称为百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越地置闽中郡，闽北的部族首领无诸被废为“君长”。秦朝末年，闽越王无诸率闽中兵将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秦大起义，继而又参加了汉高祖刘邦对楚霸王项羽的战争。闽中军骁勇善战，无诸为刘邦战胜项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公元前202年，刘邦登上皇位，复立无诸为闽越国王。无诸成为西汉中央王朝首封的少数民族异姓诸侯。
闽越的灭亡，和英布、韩信如出一辙。英布、韩信之死，消失的是肉体个人，闽越王朝消逝在一片火光中，从此之后，南越的文化遇到了断古绝今的断层，这一断，就是一千五百年。
文明的源头是火，火也带走了文明，文明会在火中涅槃，然后创造出新的火光。
闽越王城的具体位置在福建省南坪地区武夷山市，这是一个很官方的地址。这个地址会给很多人带来一种误导，那就是闽越王城是武夷山的一种附庸，武夷文化就是闽越文化，殊不知今下之行政区划远远不是当年的文化地域，物是尚且人非，更何况物都已经大异，人更不会有相同之处了。
《大国小城》 第三部分半壁孤城（2）
关于闽越王城的湮灭，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也被后来人引用为关于闽越王城的圭臬之作：
余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东越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楼船将军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儿侯。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余善，余善弗听。及横海将军先至，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从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曰：“余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觽强，计杀余善；自归诸将；傥幸得脱。”乃遂俱杀余善，以其觽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缭嫈侯。福者，成阳共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侯。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诸将皆无成功，莫封。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闲。东越地遂虚。
太史公曰：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然余善至大逆，灭国迁觽，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也。
这就是关于闽越王城湮灭最典范的记叙，司马迁虽然因为为李陵辩护而遭宫刑，然在《史记》中仍旧是为整个汉王朝的角度来写的，这并非是歌功颂德，也并非是迫于政治压力，而是在那样一个气势磅礴的时代，所有的作者都有一种天下为己任的心态，司马迁也不例外。
汉武帝的削藩政策和推恩令制度在这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谓是双管齐下，两手齐抓。先是以“谋反”的借口诛灭了这个城池，继而将所有的居民“内迁”到内地，再然后将闽越古城分为三个部分，分而治之。
为了政权的巩固，将文化化为乌有，在那个特定的社会，在集权的制度下才有可能实现，一把大火，野蛮的摧毁了一座不亚于长安或是洛阳的城池，一段文字，把这些事情变得轻描淡写，什么文化什么文史结构，灰飞烟灭之后，只剩下惨淡的几根柱子，几片瓦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