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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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打个半死。如违禁者逃亡，则永远开除其族籍。这一处分的严厉实在令人费解，而且与图腾也不大扯得上关系。“禁食制”是讲得通的，因为动物几乎从不吞食同类。现在，某一动物既然成了我们的祖先，当然也不能再吃这种动物了。但是，动物虽然不吞食同类，却又只与同类交配。如果建立图腾制是为了向动物学习，那么就不该有“族外婚制”，而且应该鼓励同族男女交配才对。　

　　

事实上，乱伦的禁忌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和图腾制毫不相干的，而且那时也没有图腾制。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避免近亲交配的呢？这一点，已经没有人搞得清了。但按照恩格斯的研究，它是“本能地自发地进行的”，而且大约有三个阶段：首先是禁止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关系，第二是禁止同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恩格斯说这一步要“困难得多”），最后是禁止同母兄弟姐妹的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但无论是子女、孙子女，还是曾孙子女，都只认母系，不认父系。借用现代的称谓来说，那时的情况，是表兄妹之间都不存在性的禁忌。因为那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便是想禁，也禁不起来。　

　　

显然，在这里，没有男人什么事，而且也用不着请神帮忙。尽管兄弟姐妹之间的禁止乱伦由于当事人的年龄比较接近，较之禁止两代人之间的性关系要“困难得多”，但母亲的权威也是不容置疑的。孩子都是母亲生的，他们不听妈妈的，又听谁的？　

　　

然而，后来，当爸爸的也要出来管事了，这可就困难得多，因为父亲的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还只习惯于禁止母系子女之间的乱伦。对于禁止父系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他们不但不习惯，没准还会有抵触情绪。　

　　

于是，图腾便登场了。　

　　

其实，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所谓图腾，无一例外都是男性的。比如《诗经》上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约就是说商族以玄鸟（有人说就是燕子）为图腾。以玄鸟为图腾的商族，资格最老的一位恰是女性，据说名叫简狄，是商族之祖契（xie）的母亲，而那位玄鸟先生则身份不清来历不明。据说，契乃“无父而生”，是他的母亲简狄游于玄丘河之滨，拾到一只玄鸟蛋，吞了下去，就生下了契，故《淮南子》云：“契生于卵。”这个神话大体上告诉我们以下事实：一、以契为祖的商族，是一个由母系氏族过渡而来的父系氏族，那个母系氏族的最后一位女首领就是简狄。当然，简狄也可能是这个母系氏族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二、从契开始，商族进入父系制，契可能是这个父系氏族的第一位大酋长，也可能是这个氏族社会第一个历史阶段。三、从母系制到父系制，中间经历了一个图腾制阶段，玄鸟则是其图腾。四、图腾制是从男性生殖崇拜转化而来的。因为“鸟”和“卵”都是男根崇拜之象征，而所谓“玄鸟生商”或“契生于卵”，无非是说男根崇拜导致了崇拜图腾的父系氏族社会的诞生。　

　　

事实上，所有图腾传说的模式都差不多：族的某一老祖母因某种神奇的遭遇而怀孕，生下了以后的族人。比如禹的母亲吞食了薏苡生下了夏族，弃的母亲脚踏了巨人的足迹生下了周族等。这类事情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它们都不过是父系制向母系制夺权时，故意对男性在生殖中的作用加以神化而已。　

　　

神化的目的是为了抬价，而抬价的目的是为了夺权。夏禹、商契、周弃一类人物既然是“神之子”，则他们至少也是“半个神”，比他们那些不是神的母亲和姐妹，也就更有资格去当领袖。　

　　

但是，禹也好，契也好，弃也好，只当一任领袖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像武则天那样，当了一任领袖以后，又把政权交还给男人，则革命也就等于失败。契们的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把母系制改为父系制。也就是说，血缘统绪的承继，必须由母系改为父系。因此，乱伦的禁忌，也必须由禁止母系兄妹通婚改为禁止父系兄妹通婚。为了实现这一点，又只好借助图腾制的神圣感和权威性，从禁止同一图腾族民之间的性关系开始。这样做，比较冠冕堂皇，也容易行得通。事实上，由于图腾本身是男性的，则无论如何抬举图腾，都只会对男子有利。　

　　

这样一来，族外婚制就从“性的禁忌”变成了“社会制度”。它的目的，是要通过确立父系血统来确立男性统治。这个过程，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　

　　

不过，在世界各民族那里，一旦完成了这一历史转变，图腾制度便悄然退场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男性为家长的“一夫一妻制”。在这种“父权制家庭”中，丈夫掌握着主宰家庭的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所以，恩格斯又称它为“男子独裁制”。　

　　

中国的情况在本质上没有两样，但在形式上略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当父系制取代了母系制之后，氏族没有解体，只不过由氏族转化为家族；图腾也没有退场，只不过改头换面，换了服装和脸谱，继续表演。也就是说，中国人继续通过神圣的祭坛来维护父系的权威，只不过把“图腾崇拜”改成了“祖宗崇拜”。　

　　

祖宗崇拜是鬼魂崇拜中特别发达的一种。鬼魂有男有女，按说被崇拜的祖先，也应该既有男鬼，又有女鬼。然而，在中国历代祖庙里，坦然地享受牺牲玉帛的，却差不多都是男鬼，女鬼们至多只能列席作陪。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女鬼们很少能够成为祭祀和崇拜的对象。她们多半只能在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出现，或为冤鬼，或为厉鬼，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现身显灵，来偿还情债，或讨还血债。例外的也许只有一个“妈祖”，但她已不是鬼，而是神。　

　　

理所当然地受到祭祀崇拜的只有男鬼。他们生前为人，死后为鬼，却要享受后代子孙的香火牺牲，顶礼膜拜，仅仅因为他们是“祖宗”。在中国，祖宗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他们简直就是后代子孙生死荣辱的依据和目的。比方说中国人生孩子，决不会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父爱或母爱的需要，更不会说那不过是自己性爱的一种副产品，而要说是为了列祖列宗香火旺盛，祭祀不断，血统延绵不绝。又比如一个中国人要干一番事业，也不会说那是因为个人兴趣或野心，而要说那是为了“光宗耀祖”。当然，有了成绩，也得说那是“祖上积德”；有了错误，则是“辱没先人”。这时，就要举行仪式，向祖宗汇报或请罪，并请求帮助。　

　　

中国人如此敬祖，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在于“祖”是父系制度和男权政治的象征。　

　　

“祖”这个字，郭沫若先生以为就是男根的符号。这个说法当时颇受讥讽，现在却几乎成了学术界的定论。近年来，在我国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湖南、广西、新疆等地，都出土了“且”——男根模型。这些模型有大有小，有石有陶，大多十分形似，有的还有龟头、尿道和睾丸。这些模型，就叫“祖”。石制的叫石祖，陶制的叫陶祖。祖既为且，为男根，则祖宗崇拜也就无疑来源于男根崇拜。按照现在的解释，“祖”主要有两种原始意义：一是祭祀祖先的宗庙，二是宗庙里祖先的神主（牌位）。不过依我看来，神主的意义当更原始。大约那祭祖的宗庙，原本是一般祭坛，祭祀的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且”，即象征着生殖力量的男根。后来，它有了特定的意义，特指某位具体的、对氏族有开创之功的男性祖先，于是便把他的名字或符号刻在那“且”上。再后来，祖宗越来越多，文字也发明了，性器也不那么堂皇了，石祖和陶祖换成了石牌和木牌，但仍叫“祖”，而供奉祖（神主）的地方也跟着叫祖（宗庙）。现在你如果去考查宗庙里的神主，仔细地琢磨一下，仍不难发现其男根的意味。　

　　

祖的建立，标志着父系氏族社会的成立。所以，祖，也就成了每一个父系氏族的象征和图腾。作为神主的祖，就像图腾柱一样重要；作为宗庙的祖，就像祭坛一样崇高。当一个新的氏族建立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祖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籍既因“祖”而生而灭，所以就叫“祖籍”。后来，氏族变成了国家，“祖”便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做“毁庙灭国”。国既因“祖”而生而灭，所以就叫“祖国”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性之（四）等级与配额



祖既然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祖又是男性的，那么，祖庙一立，则天下定矣。男尊女卑，大体上已成定局。　

　　

剩下的，便是解决男人们之间的分配问题。　

　　

事实上，在任何自然形成的群体中，雄性的嫉妒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恩格斯说过，埃斯潘纳斯的《论动物的社会》一书“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尾期内的嫉妒是怎样削弱或者瓦解任何共同生活的群。”但是，动物的事情要相对好办一些。因为动物的性关系要受季节的限制。除长臂猿外，大多数动物都只有在雌性发情时才交配，因此它们雄性之间虽然也会嫉妒，但交尾期一过，又会握手言欢，和好如初，以待来年。再说，雄性动物在争夺异性时，虽然也免不了大打出手，但也相当“绅士风度”。只要把对方打败赶走，也就不再追究。所以，对于动物的群体来说，雄性的嫉妒虽然也会产生破坏力，但力量也有限。　

　　

人类的情况就不同了。　

　　

首先，人类的性生活不受季节的限制。一年四季，日日月月，男性都有性的要求，女性也随时都能接受性。如果不合理解决每个男性的性欲问题，任其争夺异性，则无异于将整个群体每天都置于内部瓦解的危险之中。　

　　

其次，人类的占有欲特别强。有些动物，比方说长臂猿，并没有那么“好色”。只要有一位“太太”，便已使它心满意足了。有些动物，虽然“妻妾成群”，但它们的王位，却必须轮流坐庄。一旦下台，也只好自认倒霉。人却不一样。一方面，男人总是希望占有的女人越多越好；另方面，又希望一旦占有，就占住不放。中国古代的那些帝王们，便是典型。　

　　

再者，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比动物同类之间的争夺严重得多。人斗人，往往不止于赶走对方，而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往小里说，男人们可能会因争夺异性而导致谋杀（奸夫谋杀亲夫之事层出不穷）；往大里说，弄不好就会爆发战争（如争夺海伦之特洛伊战争）。一旦如此，则后果堪虞。　

　　

因此，对异性的争夺，是一个健全社会必须合理解决的问题。更何况，男人们要争夺的，远远不止于女性，还有食物、财富、荣誉和权力。　

　　

应该承认，争夺是男人的天性，而且未必就是坏事，比方说，球场上的争夺就很好。只不过，我们一般不把它叫“争夺”，而叫“竞争”罢了。甚至战争，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坏事，如果没有过去的战争、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许就会缓慢得多。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所有的男人都不去争，不去夺，都不争强好胜、雄心勃勃，而是疲疲沓沓、懒懒散散，那又成何体统？　

　　

然而，人类的群体又经不起折腾。　

　　

人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群体性的动物。一方面，人的自然能力比较许多动物为弱。他力大不如牛，速快不如马，望远不如鹰，潜深不如鱼。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不要说在进攻方面远不是大型猫科动物的对手，甚至在防御方面也未必比某些食草动物灵光。另方面，人类要实现的，又是“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进步”。这就正如恩格斯所说，必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己能力的不足”。因此，群体绝不能瓦解，而一切瓦解群体的力量也都必须予以消除。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办法解决。　

　　

一种办法是“堵”，即干脆禁止性生活，把男人和女人隔离开来，一视同仁地禁绝性关系。这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战争时期）或某些特殊群体中是行得通的。比如，不少古代部落在作战前都禁止性行为，斯巴达城邦和太平天国也实行过男女分隔制。但这种办法，行得了一时，行不了永久。因为如果男女永远隔离，则孩子也无由出生，岂不要灭种亡国？　

　　

另一种办法是“疏”，即像大禹治水一样，进行疏导。既让所有的水都有地方流，又不让它们乱流，或挤在一起，变成洪水。最好是让所有的人都各有所得，各有所归，按照不同的层次，得到不同的满足，就像今天按照职位的高低领取工资津贴一样。　

　　

中国古代社会采取的是后一种办法。在女人成了男人的附庸和占有对象后，中国古代社会决定把她们也像食品、财富和权力一样，进行有计划地分配。分配的依据就是“名”，分配的规则就是“礼”。礼和名是一致的，所以“礼教”又名“名教”。　

　　

那么，什么是“名”呢？名就是“名份”。说得简单通俗一点，也就是地位。地位高的人多得，地位低的人少得甚至不得，这就是“礼”。无论分配食品、财富、权力还是女人，都如此。　

　　

决定一个人地位高低的起先是“宗法”。　

　　

前已说过，宗法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私有制，而这种私有制又与两性关系有关。它的核心，是由两性关系形成的血统，而且是父系的血统。这一血统就像是一根接力棒，必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但是，正宗的接棒人，又只能是一个。因为如果接棒人很多，大家一拥而上，不但会造成内乱，而且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