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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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中国传统婚姻中，一对夫妻只要一生下孩子，他们的角色便会迅速地由“夫妻”转换为“父母”，“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娘”便成了他们相互之间最常规的称呼。作为“已为人父”和“已为人母”者，如果还在床上颠鸾倒凤，或还在灯下骂俏打情，似乎是一种很丢人和很不自然的事情。孩子长大以后，便更是如此。中国的孩子似乎都很难想象和理解他们平时一本正经的严父慈母，竟会去干“那种事”，所以一旦偶然发现，心灵上竟会受到极大的创伤。久而久之，自然是做妻子的越来越“表现冷淡”，而做丈夫的则越来越感到“索然无味”。
所以，“良母”尽管也许并不难当（其实也未必），但对于增进夫妻感情，却未必有多少好处。
妻子的角色不但很难扮演，而且即便当好了，也不怎么样。
道理也很简单：夫唱妇随，会把她变成跟屁虫；规劝进言，会把她变成唠叨鬼；恭谨守礼，会把她变成呆木头；善于理财，会把她变成铁算盘；严于治家，会把好变成母夜叉。又有谁，会喜欢跟屁虫、唠叨鬼、呆木头、铁算盘和母夜叉呢？更何况，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来学习扮演这些角色啊！年龄幼小，环境陌生，孤立无援，众目睽睽。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好要求她的这一切，已属不易，哪里还谈得上与丈夫“产生爱情”？又更何况，在所有的这些角色设计中，根本就没有“情爱”的内容。既没有，她又该如何去做呢？
显然，明媒正娶的妻，尽管地位最高，但同时负担也最重，获得爱情的希望也最小。毋宁说，妻的尊贵地位，乃是以牺牲爱情为代价换取的，正如所谓“夫妇别则父子亲”，中国家庭家族的巩固和维系，乃是以疏远夫妻关系来实现一样。
相比较而言，妾的负担要小得多。
妾不必“规劝”丈夫，她没有这个资格；妾不必“侍奉”翁姑，公婆面前没有她说话的地方；妾不必“当家理财”，她自己只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妾甚至不必“抚育子女”，因为教子乃是妻的职责。妾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满足丈夫的要求，让丈夫开心。任务不但单一，而且相对较好完成。因为所谓“姬妾”，多半都有几分姿色。再说了，能让丈夫开心，自然也能让丈夫更爱自己。这种又讨好又卖乖的事，何乐而不为？而且，一个妾，如果能讨得丈夫的欢心，除了会引起妻和其他妾的嫉妒外，别人是不会来说三道四的，因为那原本是她的任务。妾让丈夫高兴疼爱，只能说明她“尽责”。
那么夫与妾打得火热，就不怕被说成是“玩物丧志”吗？不要紧的。因为一般地说，有资格纳妾者，大多“功成名就”，有资格“欢愉余生”了。过去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做了朝廷命官，往往要干四件事，叫做：“备他一顶轿，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娶他一个小。”这都是摆谱的事，而纳妾即在其中。如果功不成，名不就，也和妾颠三倒四，那就是妻治家不严，倒霉的还是妻。
说起来，这似乎倒也公平：封建礼数既然没有给妾那么多“礼遇”，妾也就用不着守那么多“规矩”。至少是，在丈夫面前，用不着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做淑女状。白天在老爷、太太面前，自然要低眉垂目，屏声静气，然而晚上在丈夫面前，却无妨一“浪”。同样的，丈夫在妾面前，也不用拘礼（妾无资格“受礼），同样可以放浪形骸。这样一来，夫与妾的性关系，反倒更加轻松如意，可以尽兴。所以，尽管妾大多不被当做人看，但有些妾，却可以得到真正的爱情。她们往往是先被丈夫看中，动了情，才被收为妾的。所以丈夫如果真爱她们，就会甚于由父母挑选的妻。比如贾琏把尤二姐弄到手后，便“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要怎么奉承这二姐儿才过得去”。贾琏甚至对尤二姐说：“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俊，如今我看来，给你拾鞋也不要。”所谓“妻不如妾”，此即证明。
当然贾琏是个喜新厌旧的混帐东西。后来他得了秋桐之后，又把二姐冷落在一边。所以贾琏的话，并不完全靠得住。但历史上倒确有男子与其姬妾产生爱情的事例。比如唐代诗人韩诩的爱妾柳氏，原本是好友李生的爱姬，才艳具绝，而极慕韩诩之才。李生知道了柳氏的心意后，便在宴请韩诩的席间，把柳氏赠给韩诩为妾。韩柳二人，情爱甚笃。安史之乱中，柳氏恐为蕃将所夺，乃剪发毁形，寄居尼庵，后来韩诩托人建议柳氏，并带去一首《章台柳》：“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春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见词，不胜呜咽，复词《杨柳枝》云：“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这两首诗，凄婉美丽，格调高雅，没有奇才断然写不出，没有真情也断然写不出。
无疑，韩柳之爱，在中国古代，也只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情况，夫之于妾，都只是玩弄，甚或只是泄欲（如贾政之于赵姨娘）。但即便是玩弄，较与妻那种“例行公事”、“行礼如仪”，也总要多点私情，多点趣味吧？所以，夫更喜欢妾，是完全可能的事。何况妾一般都比妻年轻，比妻漂亮，在争宠方面，就更占优势。古人云：“娶妻娶德，纳妾纳色。”以色事人易，以德服人难。就连孔夫子也说：“吾未见好德好色者也。”当然“妻不如妾”啦！要言之，妾无地位，却有优势；妻居要津，却少真情。对于这种情况，被客客气气地冷落在一边的妻决不会满意，而一场妻妾之战也就在所难免。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姬妾之（四）妒妇与宠妾
首先发难的多半是妻。
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丈夫纳妾，受到损害和伤害的，首先是妻；而妻妾之中，最有地位和权力的，也是妻。依礼，丈夫纳妾，须经妻的批准，然而只要有可能，妻们的态度也都很一致，就是“不批准”。
所谓有可能，也就是三条件：一、丈夫是个守礼的人，能坚持“纳妾须经妻批准”这条原则；二、妻家来头大，丈夫和夫家不敢得罪；三、妻为人较厉害，丈夫怕老婆。如果妻生有儿子，则反对丈夫纳妾就更有力量。因为丈夫纳妾，无论其动机如何，打的旗号，往往是“总不过为的是子嗣艰难起见”。如果妻已生有嫡子，夫再想纳妾，就少了一个“正当理由”。所以，怀头胎时，妻们无不盼望能生个儿子，以便确立自己在家庭中不可支援的地位；夫们则心思不一，有的还会巴望妻子生个女儿，以便自己能以“正妻无出”为由，弄他几房姨太太享用。
当然，如果夫很强霸，那么，不管妻同意不同意，也不管妻有否子嗣，他都可以照样纳妾；同样，如果妻很强硬，那么，夫想纳妾，也就永远只是梦想而已。
抗拒丈夫纳妾而最为有力者，大约在汉魏六朝。比如东晋的谢安，喜欢歌舞音乐，每以妓女相随，后来竟动念要纳妾，无奈其妻刘夫人立场十分坚定，坚决不予同意。岂但不同意，实际上谢安连口都不敢开。谢安的侄子外甥们知道了，便到刘夫人那里去做工作。做工作的办法，是谈诗，说《诗经》写得真是好呀，关雎、螽斯，都有“不嫉之德”。刘夫人当然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便问：这诗是谁写的？众人答，是周公写的。刘夫人便点头说，这就是了！周公是男人，当然这样写。如果是周婆做诗，你看她怎么说！
智哉刘夫人也！真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什么“不嫉之德”，全是为男人着想的，何曾想到过女人的权益和情感？诸侄碰了这个钉子，再也无可奈何。而谢安虽然位高权重，居太保职，赠太傅衔，但也同样无可奈何。
由于汉魏六朝时，妻们的妒性都很强烈，夫们不少都夫可奈何，刘宋的明帝没有办法，只好叫虞通之撰写了一本《妒妇记》，希望能做点教育工作。
虞通之所撰《妒妇记》一书，记载了不少类似刘夫人拒绝同意谢安纳妾的故事。不过，最出名的“妒妇”，还是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刘伯玉妻。
刘伯玉妻姓段，字明光，是西晋太始年间人。刘伯玉这人，看来有点莫名其妙，很喜欢在妻子面前朗诵曹植的《洛神赋》，朗诵完了，还要大发感慨，说是“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焉”！终于有一天，段明光女士忍不住了，说夫君为什么要如此抬举水神而轻视我呢？我要是死了，还怕不会变成水神？当天晚上，段女士便投河自尽。死后七天，托梦于刘伯玉，说夫君不是爱水神吗？我现在就是水神了。梦醒后，刘伯玉幡然觉悟，从此终身不敢过河，而段女士自沉之水，也就被当地人称为“妒妇津”。据说，年轻漂亮的女子一过“妒妇津”，河上便会骤起风波，而衣陋貌丑者过河，河上便风平浪静。所以，当地有一句民谚，说：“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立水旁，好丑自彰。”
段女士是妒及死人，荀太太则是妒及男人。据南朝沈约《俗说》云，荀介子为荆州刺史，而荀太太为了监视丈夫，竟整天呆在丈夫书房里，来了客人便躲到屏风后面去。有一次，一位年轻貌美的桓参军来访，公事说完了，又多说了几句闲话，不料荀太太竟在屏风后面叫起来：桓参军呀，你会做人不？公事都谈完了，怎么还不走？弄得桓参军好生狼狈，只好拔腿就走。
有时，老婆醋性太大，还会惊动皇上。比如刘宋明帝朝尚书右丞荣彦远的妻因为吃醋，大打出手，伤了尚书大人的脸。明帝问：“我为治之，如何？”荣彦远随口答道：“听圣旨。”结果，皇帝当晚就赐药，把他妻子杀了。另外一位大臣刘休的妻子也是酸性颇大的人，明帝便亲自赐妾与刘休，并打了刘休正妻王氏二十板子，又命令刘休在宅子后面开一间小店，让王氏到店里去扫地。明帝如此处置，不但因为他本人极其憎恶嫉妒，也因为妻们的嫉妒，已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伦常造成了冲击，所以非治理整顿不可。
其实，嫉妒在两性关系中，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然而，中国人却把嫉妒全归于女性（这两个字皆从“女”，就是证明），甚至认为是女性不应有的心理，便不能不说是男性的霸道了。
纳妾一事，既然为封建礼教所容许，则妻之妒夫纳妾，成功率也就不会很高。于是，妻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妾进门后，极力进行排挤、压迫、摧残甚至谋杀。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贾琏之妾尤二姐，实际上便是为王熙凤所谋杀，其案情本身就可以单独成为一篇小说。历史上，正妻迫害、谋杀姬妾的事例也很不少。例如，汉武帝之后陈阿娇无子，便千方百计诅咒、残害那些生子的嫔妃。晋惠帝之后贾南风更为残忍，她一旦得知某位嫔妃怀胎，就用刀剖开孕妇肚子，把孕妇和胎儿一并处死，这就简直是骇人听闻。
当然，明火执仗杀人者毕竟不多，更多的还是搞阴谋。比如战国时楚怀王夫人郑袖见怀王宠幸魏国送来的美女，便对该女说，大王不喜欢你的鼻子。于是，该女每次见到怀王，便以袖掩鼻，希图得到怀王宠爱。谁知郑袖早向怀王进谗，说魏女嫌恶您身上的气味。结果怀王大怒，下令割去魏女之鼻，而魏女也就从此失宠。
如此看来，妻妾之间的矛盾，真可谓你死我活。惹事生非、挑拨离间、装神弄鬼、以假乱真、落井下石、借刀杀人……，但凡政客间用得着、朝廷里用得上的手段，在这里也都有用武之地。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宫廷斗争和家庭斗争，原本就有极为相似之处，即都是争夺一个男人的斗争，只不过将相们争的是国君，妻妾们争的是夫君罢了。但是，目的却都一样，即排挤他人，独享其宠。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而又劳神费力的斗争。不过，有条件纳妾者，大多家庭殷实，妻也好，妾也好，都用不着下地干活、纺织谋生。她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原本发愁日子没法打发，便正好用来倒闲话、惹是非、捅漏子、搞阴谋。弄好了，可以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弄不好，也可以出出所、泄泄恨，至少也能开开心、解解闷。在那些人丁兴旺、妻妾成群的大家族里，除地位太低不敢参与、性格懦弱不愿参与者外，其他人对这种内部斗争，大都十分地热衷。
不过，在这场斗争中，妻与妾的态度和手法又往往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妻的态度和手法是“以攻为守”，即通过打击、排挤妾来保住自己的地位；妾的态度和手法则是“以守为攻”，即通过不断巩固自己的荣宠来实现打击妻的目的。因此，如果说“泼醋”是妻的常规武器的话，那么，“争宠”便几乎是妾的基本方略。
“宠”这个词，本意是尊崇、荣耀、恩惠等。《说文》说：“宠，尊居也。”《字汇》说：“宠，恩也。”不过，“宠爱”这个词，只用于尊者对卑者的爱。比如，君爱臣，则臣为“宠臣”；夫爱妾，则妾为“宠妾”。臣妾受宠，当然难免引起嫉妒。所以一来二去，宠字便带有贬义，而宠妾或宠姬也就难免和宠臣一样，成为众矢之的。
其实，无论臣，还是妾，“争宠”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臣之于君、妾之于夫，有如奴之于主，都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能解除，又不能颠倒，而臣与妾的生死荣辱，又全系于君与夫一身，不争宠，又有什么别的办法？更何况，妾与妻不同。妻的地位，受礼的保护。妻失宠，一般至多只是受到冷落而已，一个虚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