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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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总是使他留有“憎恶联合”的印象。他告诫保守党领袖，劳合·乔治联合政府在１９２２年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新的和平时期，并且保守党在下院居于多数的一届联合政府中发生。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1节 在野：卷进印度事务（3）
但到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在获得选举胜利之后，已相当稳固了。１２月，丘吉尔动身去美国旅行讲演，这次旅行自秋天以来一直拖延下来。不幸的是，他在纽约被出租汽车撞倒，结果多处受伤，不得不将讲演推迟。直到３月中旬他才回到英国。此后，他又很快专注于新闻撰稿工作和马尔巴罗生平的研究。那时，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恰特韦尔度过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他想要发表意见时，才出席下院会议，而且也没有任何培养新议员的企图。１９３２年５月，有一次他在傍晚走进下院，恰逢就财政法案举行委员会会议，发现他感兴趣的啤酒税问题未经讨论就已通过，这时他站起身来“报告到当时为止的进展情况”，从而拉回了这个话题。反对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随后就对他的这种无礼举动进行了猛烈的谴责：“他霸占了这个议院的一个席位，似乎就有权走进来、发表演说、出去和离开议会，好像都是天经地义，俨然是万能的上帝在说话……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从来不听任何人的发言。”兰斯伯里对丘吉尔开炮不仅在工党议员中，而且在政府要员中收到良好效果，似乎下院非常愿意听到丘吉尔受到这种谴责。但他出席下院会议的方式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到了秋季，他又缺席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在参观马尔巴罗当年在巴伐利亚的战场时，染上了副伤寒症。
１９３３年３月，由于在一份白皮书中公布了政府的建议，印度宪政改革问题重新又突出起来。白皮书提出了通过选举成立印度联邦政府的计划，但要在印度各邦中，有半数以上人口众多的邦政府答应予以支持才行。上院和下院的一个联合选举委员会在法案起草前对各项提议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报告。丘吉尔自然也参加了下院就白皮书问题举行的辩论，虽然像往常一样，他对演说稿进行了精心准备，但当他在演说中指责英国各级官员的提升是以对政府政策是否同情为依据而不是以功劳大小为基础时，有人提出了质问，但他拿不出证据，从而使演说大为逊色。国务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写信告诉总督威林登勋爵说，这是“一次最令人吃惊的失败”。这大概是丘吉尔在策略上的错误，因为他参与了追随其他几位主要反对者，诸如劳合·乔治和亨利·佩奇·克劳福特爵士等人，一致拒绝为联合选举委员会效劳，他们的借口是，该委员会过于偏袒政府。下院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从联合选举委员会的３２名委员中去掉６位内阁成员，但以２０９票对１１８票否决。自１９３１年选举以来，在反对政府的投票记录中，这是票数最多的一次，它表明印度问题的反对者正在增强力量。
现在形势变得很明朗，当联合选举委员会开会时，反对者尽最大努力动员国内舆论，特别是动员保守党的院外组织。有两家报纸站在丘吉尔一边，一家是《每日邮报》，另一家是《晨邮报》，丘吉尔完全有能力发动一场与父亲伦道夫勋爵曾发动过的相类似的运动，以迫使党的领导层作出让步。２月，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举行的会议上，反对者显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力量，仅以１８９票对１６５票遭到否决。霍尔的副手Ｒ．Ａ．巴特勒随即被委派去组织一个压力集团，作为印度帝国协会相对立的组织起作用。５月，英印联盟成立，与印度帝国协会一样，英印联盟的领导成员中，有许多人是前任官员和其他一些原来侨居印度的英国官员，这些人也在白皮书问题上开展了宣传活动。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作出响应，从他们自己的事业考虑，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名曰印度保卫同盟，该同盟实际上是保守党下院反对派议员组织的印度保卫委员会的进一步发展。印度帝国协会还继续存在，其成员中有些是曾在印度行政部门和印度军队中原来著名的人士，但加入该协会的人不超过２０００人。印度保卫同盟则以发展保守党普通成员为目标，如樱草联盟，就搜罗了相当广泛的成员，他们戴着它的会徽，作为团结一致的象征。
５月，反对派组织又取得了两项附带的成功，这两项成功都得到了丘吉尔家庭成员的帮助，他的儿子小伦道夫帮助在青年帝国协会的会议上，为争取反对白皮书而赢得了投票胜利；克莱门蒂娜在全国联盟中央妇女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也表示不赞成白皮书。还有一项不大重要的成功是，１９３３年６月，反对者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所作出的努力，在这次会议上，劳埃德勋爵提出一项决议案，“应当以极慎重的态度审查向目前的印度中央政府移交权力的提议和把司法与警察系统的控制权归之于对由选举产生的非议会负责的部长手里的提议”。鲍德温出席了这次会议，目的在于击退对政府进行的攻击，他发表了有力的演说来回敬丘吉尔。一项赞成白皮书政策的修正案以８３８票对３５６票获得通过。各项程序都在良好气氛中进行，丘吉尔本人呼吁要相互尊重，指出“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和获得解决后……我们将再次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但反对者阵营并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失利，因为以丘吉尔为副主席的印度保卫同盟已得到５７名下院议员的拥护。可是在１０月初于伯明翰举行的全国联盟年会上，反对派又以非常相似的票数，即７３７票对３４４票被击败。
很明显，如果在印度建立起中央政府，在白厅对印度的财政政策方面，兰开夏的棉布贸易最终将失去左右作用。丘吉尔知道，兰开夏的选民一个时期以来对这种影响作用给予相当的重视。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对印度财政政策的控制能力已束手无策。印度政府对从英国进口的棉布在财政税的幌子下强行征收进口税。印度国大党也发起抵制英货运动，这场运动加上征税以及经济不景气所产生的后果，使英国棉布对印度的出口自１９３０年的７７８００万平方码，下降到１９３１年的３８９００万平方码和１９３２年的５９９００万平方码。丘吉尔过去常常激励兰开夏人，要他们起来保护自己在贸易方面的利益。但在１９３３年５月，他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大厅向一大批听众发表演说时，却已不像昔日在他的自由贸易运动中那样，能够激起巨大的热情。曼彻斯特商会，本来可以用印度财政自治权威胁着兰开夏的贸易为理由，带头攻击新的印度立法，却未这样做，而是宁可向印度派出代表团，探索同印度制造厂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丘吉尔发现，曼彻斯特商会实际上已准备好以损害兰开夏的贸易利益为理由，向联合选举委员会提出反对宪政改革的证据，但是在其领导人出席了德比勋爵邀请的一次宴会之后，他们却撤回了自己提出的证据，改变了立场，印度事务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也参加了这次宴会。丘吉尔认为，德比和霍尔在联合选举委员会面前向这些证人施加了不适当的压力。１９３４年４月，他把这件事说成是对议会权利的侵犯，下院议长裁定说，此事根据证据足以构成案件而立案审查，最好交由特权委员会来处理。使霍尔感到气恼的是，这像是“一件１８世纪的弹劾案”，耽搁了联合委员会好几个星期的工作，因为有好几个成员不得不参加到特权委员会来。
两个月后，特权委员会提出报告说，尽管丘吉尔所说是确有其事，但并未侵犯议会特权，因为联合选举委员会不是一个司法机构，任何人都可以对证人进行适当的劝告，奉劝他们改变证词。此外，派遣到印度的代表团获得了明显成功，是导致曼彻斯特商会领导人改变观点的决定性因素，这比起霍尔和德比的说服更有作用。在这份报告交给下院辩论时，丘吉尔顽固地重复他的指责，引起了某些反感，当时艾默里把他的政策形容为“假如我能挑出塞缪尔·霍尔的毛病，政府就得垮台”，这些话，引起哄堂大笑。对德比勋爵的攻击也惹恼了兰开夏的保守党下议员，但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对反对派的事业持同情态度，他们联合抵制了一次群众性集会，这次集会是在６月份于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召开的，丘吉尔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按照《泰晤士报》记者的报道——或许这位记者是一位怀有敌意的目击者，“这个大厅能容纳许多人，但没有挤满”。但是，丘吉尔的演说和他写给一家曼彻斯特报社《星期日邮报》的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我为兰开夏而战》，另一篇叫作《我们最后的机会》，在向曼彻斯特商会施加某种压力方面发挥了作用，使该商会最终决定，要迫使议会作出立法措施保护棉布贸易。
没有人把曼彻斯特商会态度的第二次改变看得非常严重，因为使保守党的政策有所改变的大部分斗争，即使没有兰开夏的支持也要继续下去。１９３４年，反对者阵营仍是一股强有力和具有威胁性的少数派。有时，在全国联盟进行激烈的辩论后，他们几乎能左右投票的局面，但在重要的决定性时刻，他们却从未取得过胜利。３月，一项在联合选举委员会提出报告之前一直拖延下来而未得到进一步讨论的议案，才在中央理事会以４１９票对３１４票得以通过。１０月，在布里斯托尔举行的年会上，丘吉尔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反对派以５４３票对５２０票的微小差额遭到挫败。但在１１月，联合选举委员会以１９票对９票的压倒多数提出报告，赞成一项与白皮书极为相似的计划。在９票中，均属左翼和右翼的同情者。由于其成员中那些著名人士大多数对反对派持反对态度，所以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以１１０２票对３９０票的多数采纳了改革建议的各项原则。这是又—次议会正式辩论，在这次辩论中，鲍德温和丘吉尔都发了言，而这次会议实际上结束了院外集团进行的长期斗争。
反对派的事业之所以失去支持的深一层原因，还可以从保守党内部去寻找。１９３５年２月，小伦道夫·丘吉尔当时正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在闯出自己的前程，他决定以一名独立保守党人的身份在韦弗特里参加补缺选举，他的观点极为固执。这意味着他要向该党的正式候选人提出挑战，就好像帝国改革运动者所做的一样。丘吉尔本人并不同意他儿子的这一行动，他说“他未同我商量，就采取了这一步骤，应由他自己负责”。但出于对家庭的忠诚，在竞选中他支持儿子，印度保卫同盟也跟着这样做。《泰晤士报》说，在这件事情上，小伦道夫“这位得到他老子支持的年轻贵族”所得到的选票几乎与正式候选人一样多，但出于保守党选票分散，这个席位为工党所赢得。这件事在全国范国内引起了保守党内部的极大不满，甚至在以往丘吉尔会稳固地赢得其选举团体支持的埃平，当地的选举组织开始通过了决议，批评他所采取的态度。
议会内部仍在进行最后的较量。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下院对联合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结果以４１０票对１２７票加以采纳。少数派，其中包括工党和保守党内的反对派，总人数约７５名。尽管反对派的人数比起以前有较多增加，但是很明显，政府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２月，在二读辩论期间，丘吉尔说，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使政府平息反对派“长期怀有的怨恨情绪”的话，最好的机会就是在议会讨论解决。这听起来好像是承认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的人数与１２月份大致相同。在联合选举委员会中，还继续有长期的斗争；在进行三读辩论时，令人注目的是丘吉尔发表了沮丧的告别演说，他承认“在号召兰开夏人”方面失败了。艾默里在答复丘吉尔演说时，帮了政府很大的忙，在丘吉尔演说一结束坐下后，他立即站起来说，“现在，《圣经·旧约》中的《预言家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结束了。”
当政府在下院所遇到的反对派力量还相当微弱的时期，丘吉尔所发动的有关印度问题的运动，对鲍德温的领导地位和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联盟所赖以存在的整个基础，构成了令人生畏的挑战。保守党议会党团并不喜欢政府的对印政策，１９３４年春天，霍尔对印度总督承认说，“真正热衷于把议案讨论下去的人”，还不足３０个。而且他们其中有许多人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占有自己的一席，还要归功于非保守党的选民，这种情况表明，他们比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期间的保守党下议员就要更温和一些。鲍德温在这场斗争中据有另外一些较大有利条件，他拥有在杰弗里·道森主持下的《泰晤士报》所给予的竭诚支持，道森在欧文任印度总督期间曾去印度访问，并完全赞同他的政策。鲍德温还控制了保守党的中央机构，取得了本党首席组织秘书大卫·马杰森上校的全力支持，对这种支持的作用，丘吉尔在三读辩论演说时曾表示了无可奈何的赞许，他不大准确地引用托马斯·格雷的话说：“我不知道你是否会说，这位首席组织秘书是一朵开得不大鲜艳的花，但毫无疑问，他在旷野并没有白白浪费自己所散发出的芬芳。”
丘吉尔是很愿意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选民进行呼吁，但他只有一次被允许这样做，那是在这场斗争很晚的时候，即１９３５年１月。英国广播公司同意，在党的领导人认可的情况下可以安排政治性广播，这就意味着，在很长时期内，只有丘吉尔承诺把他的演讲限制在非争议性问题时才能被允准。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1节 在野：卷进印度事务（4）
印度保卫同盟在争取众多成员方面遭到的失败，表明下院议员在支持丘吉尔反对政府这个问题上并未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