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活着,因为你有同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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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处看西城的夜晚，一片漆黑，北京还是供电不足。登高看东边，处处灯光，是北京的一颗明珠。夜晚的灯光是城市的象征，东边有了现代城市的气派，住在东边跟住在国外差不多，但很多商店里卖的东西比国外商店的贵。
尤其是出国回来或者是外国人，住在城东边觉得日子和国外没有太多变化。不仅是可以吃各国饭，而且银行、邮局都方便。但没有住在北京的感觉。
住在西城、南城，尤其是二环以内，才是北京人的生活。在林荫道上散步，街坊邻居喜欢打招呼，祖辈喜欢住在一起，家庭是中心，百货商店里东西便宜朴实。
在南城的商店里听到人们议论说：“咱们这儿穷，非典都不来。”果真，南城的人是“非典”时期中最幸福的，他们照样出去到小饭馆里吃涮羊肉。
南城有些小商店里卖些出口到苏格兰的衣服，有些老商场里卖的布还是中苏友好时期的风格，加上林荫道茂密，弄得那地区倒像是欧洲小城的一角。不过就是突然闻到了街上公共厕所的味儿，又恍悟还是南城。
第一部分：曼哈顿随笔对北京的只言片语（2）
北京正在“国际化”，别说东西南北城的北京话区别已经不能辨认了，越来越多的人说话掺着外文，更是不讲究语言细节了。一个北京人叫猫，一个上海邻居过来管猫叫“Pussy”（Pussy在英文中是猫和阴道的同义词），北京人虽听着不得劲儿，但又不好用地方主义来和国际主义对抗。
北京话的魅力在于那些土话和口音。现在好的中小学校出来的北京学生仍是说好听的北京话——老北京腔加学生腔，但次学校出来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喜欢模仿港台口音。也许是宁可想象自己是阿芳阿辉，也不愿面对自己的语言智商。（大学生来自四方，不能苛求口音了，只有中小学教育奠定人的语言根基。）
港台文化在北京更风行了，可能是北京人自认不如人家摩登。北京的小姑娘似乎更崇拜台湾男明星。最近闹非典，有几个商业团体发起了一个“中国精神”运动，免得北京人在家时间呆长了闷得慌。这个运动的主要行为就是放风筝。第一次放风筝的时候，还有中国的鼓队在打鼓助兴，来了好多记者和观众。突然有一个不知名的台湾小伙子站在台上，挡着打鼓的人，向观众招手致意，年轻的北京少女们都为他欢呼，记者们马上把鼓队和风筝的事都忘了，全冲着他去了。主办人后来才打听出他是一个台湾明星，最近寂寞了，借着北京人办抗非典的活动，来抢镜头的。后来又听说这个小明星，不仅惹北京小姑娘的爱戴，也惹北方老女人的爱戴。有些高胖的老女人喜欢在家收藏台湾小男生的照片，不知何心态。
早就听一个台湾女人说台湾男人比大陆男人“时髦”。不过我想，北京女人要想被台湾男人爱上的先决条件必须是要变瘦小，否则会一屁股把台湾风流少年坐死。因为北京女人向来是比南方男人高大的——不高也粗。但是现在的北京小姑娘们突然都变得像港台女人那么瘦小了，不知是小时缺了什么营养还是吃了什么药，还是急于要符合港台小明星的配偶尺寸？
北京的小姑娘到了夏天真好看。记得在英国时，年轻男人们开玩笑说，就怕夏天到，因为怕英国姑娘到了夏天穿少了，露出胖身体，对于旁观者来说如同受刑。但是观赏北京姑娘，连我都有快感，个个是窈窕淑女。
北京的老外越来越多，大部分老外说中文，这在香港和台湾少见，可见北京是国际化城市而不是殖民地城市。北京人说话喜欢以自己为主题，更不喜欢凑合外国人，北京人一张嘴说话，快又声高，都有单口相声才能，顾不上当翻译。所以老外们发奋学中文，更惯了北京人自顾自的毛病。
北京人爱聚会，每天晚上都是各种不同的饭局。一个饭桌子上要是有那么几个能说的，这饭就永远吃不完了。饭好吃，朋友投机，说来劲了，腿一翘，大呼小叫，口若悬河，没有把门的。笑话走到哪儿都受欢迎，直言的说人闲话也不犯忌讳——尤其对谁看着都不顺眼的人。如果不是因为非典，这种饭局天天晚上都有。
如果不是非典，全世界喜欢扎堆的人都渐渐要搬进北京了，因为在北京闲不着。
“非典“时期，不出门不看人，但是对好朋友和家里人例外。朋友之间说，要得非典一块儿得。说完就照旧聚会，否则生不如死似的。北京人的义气就建立在不分你我的“一块堆儿”上。
我在伊斯坦布尔时，曾问土耳其的导演和教授们，为什么宁可回土耳其拿低工资用低成本做事，而不留在国外挣钱赚名？他们回答说，听穆斯林庙里每天发出那五遍钟声和祈祷声，比什么都重要，只要听到了那声音， 就有了一生的安全感。北京城虽然没有钟声，还被新建得面目全非，但只要有北京人在，就有安全感。
第一部分：曼哈顿随笔《觉》剧组说北京
高艳津子（舞者）：
“在北京生活了十二年，从不喜欢到喜欢，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家后才觉得北京是家。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北京是最值得的生活方式。对自然有感触的舞蹈回到贵州，在家乡，飞机一落地，脚一踩地感觉就来了。农家、茅舍、大山……贵州给我的是自然的灵气。而北京给我的不是自然的舞台；是国际化的舞台。在贵州是天人合一，单纯。在北京你不敢不做，不敢不学，不敢不进步。北京的生活是淘汰制的生活状态， 对人的挑剔是高于纯朴的包容。北京只能是精英生存。你也可以说是过日子，但过日子和生活是两回事，因为它的质量不同。我选择北京是需要它给我学习的压力，溶于自然是容易的，但是溶于自然是放弃和妥协。我在贵州的时候是熟柿子到了北京是青柿子。我喜欢永远保持青柿子的状态；因为象征着年轻。”
我认识津子是通过合作音乐舞剧《觉》。叫音乐舞剧，是因为舞者和乐队同台演出；如同舞剧和音乐会同时进行。津子个子瘦小，不说舞蹈时寡言，一说起舞蹈，就令人想到“手舞足蹈”“口若悬河”“忘乎所以”之类的词，典型的为艺术发电献身之人。这个舞剧说的是她和她母亲之间的矛盾。母女俩在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重演她们一生的争执。她们有同样长到脚跟的黑发，同样以舞为生命最高价值，但母亲在跳舞的时候脸上永远浮动着幸福和浪漫的革命微笑，动作优美亢奋，如同六十年代革命宣传画中的美女走出了画面；而娇小玲珑的女儿对所有动作的处理都充满神经质；更在意于表现内心挣扎和困惑，扭曲的动作遍布全身细节乃至头发和指尖。于是母亲常质问：为什么你的动作要那么丑？像个鬼？
我很想听听津子的母亲罗丽丽（贵州舞蹈协会副主席，一级舞蹈编导）说北京：
“我1986年来北京学习，后来回到贵州。我这人就是太热情了；把热情都献给了工农兵，赤脚给农民排练，结果把自己的业务都给忘了。一辈子怎么艰苦都没脱离舞蹈，最后有了孙子才有两年没跳。正在我不想跳舞的时候；这件事来了（指我们这个音乐舞剧），是天上掉馅饼了（因为是受德国in transit现代舞蹈节邀请），我又开始跳舞、练功了（我听津子说，她妈妈每天踢一千次腿）。以前我们跳舞没有忧愁，都是高高兴兴地跳（得，这又是母女俩争执的话题，这个舞剧中那些现代人的扭曲动作和痛苦表情显然使罗丽丽非常困惑）。”
我想多问问罗丽丽关于对北京的感想，但是她一张嘴就说舞蹈，说到她在少数民族部落里如何给上千的农民编导和排练图腾舞。这回忆显然比评说北京要激动人心。看来她比女儿更疯狂，只要能跳舞；管它在哪儿跳，跳什么！
和两位舞蹈者相比，我们乐队的人要理性多了。杨靖和张仰盛二位演奏家如同身经百战的老枪手，一举手，音符百发百中。
杨靖（中国音乐学院琵琶副教授）：
“北京的大师最多。我选择来北京上学，是因为我最崇拜的刘德海先生在北京。我十二岁就离开武汉了，1982年考上中国音乐学院。留校后当老师，但不断演出，把舞台经验总结到教学上，对音乐艺术形成自己的见解。北京对自己的专业最有帮助，氛围好，琵琶的前辈都在北京……”
张仰盛（总政歌舞团打击乐手）：
“我是山东人，来北京十五年了，要做事就要在北京，其他的地方氛围不够，但生活还是别的地方舒服。我每天练基本功，自己也做midi； 写音乐，最近我改编了《舟山锣鼓》，不用鼓全用锣，下部队演出时我也演唱，就是那种世界音乐的唱法（说着他就唱起来，还申请在演出时唱，我忙作揖止住）。我最近接了一部电视剧，我在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匪兵甲！从头到尾四十集里都有我！”
看来我们这个小剧组里，我是唯一可以对北京感到麻木的人。我是老北京，不是“青柿子”，每天早上起来掰着手指头算计，北京怎么得罪我了。比如说，北京怎么能算国际化的城市呢？今天我去一家超市买卫生用品，在陈列浴盐的货柜前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外（一般说老外都是指白人）冲货柜走过来，对我不礼貌地一摇手，“哼”了一声。意即：让开！我没多想，在英国受到的客套训练条件反射似的弹出来：sorry（对不起）！我让到一边。但马上反应过来：不对呀，如果这个情况是在国外，对方应该先说：excuse me （ 对不起），然后我说，sorry（ 对不起），然后我让开，他过去。而这位什么都没说，只是一摇手，我就sorry了。他那粗鲁，像是北京爷们儿，我那sorry，倒更是进口客套。再一想，这要是在纽约，丫挺的敢这么对一个女士无礼吗？不敢。为什么在这儿敢呢？是不是觉得这儿跟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都差不多？还是想模仿北京爷们儿？我越想越生气，所有民族情绪都来了，联想到这诺大古老京城，居然是大批老外放弃传统客套的乐园，岂不成了殖民地么？于是掰着指头算，有什么传统骂人话可以解我心头之气。但想着想着，突然大悟：那老外不会说中国话；他也不知道我能说sorry；他不冲我摇手怎么办呢？
第二部分：给自己一个狂热夜晚晚上当回大爷
今夜怎么度过？白天装了一天孙子， 晚上总得找个地方当回大爷。 出去喝酒吃饭泡咖啡馆？那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干的。你才二十多岁，刚找到工作，并不喜欢在晚上应酬饭局，又有一身的劲儿没地儿使。健身？枯燥。 做爱？就算是你有了恋人，两个人天天在家里闷着，干什么都会变得无滋无味儿。年轻人的爱情需要幻觉，需要颜色。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别老在家玩电脑，时间长了会阳痿。出门去，到一个舞蹈俱乐部，买上一张票。 进去，节奏震动着墙壁，各色灯光笼罩过来， 你现在置身于音乐与人群之中，渐渐地，音乐与你的身体连接起来，你忘了白天的现实生活，忘了工作给你带来的烦恼，如果你有情人在身边，他（她）会更加光彩；如果你只有自己，今夜就异常的放松，你会享受属于自己的极大自由和空间。自由放松，就是大爷。这就是现在舞蹈音乐（dance music）和俱乐部（club）的功能。
俱乐部文化已经是一种席卷全球的文化。在香港，它被译为“次文化”。听起来就带着贬义，弄得一些保守又好奇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敢进俱乐部，因为怕沾上一个“次”字。“次”除了是二等，还有“劣”的意思，沾上“次文化”的边，好像成了残品。俱乐部文化曾被认为是支流文化（subculture），但是支流文化的本身意义不是“次”而是新潮审美的意义，俱乐部文化的起源也是以反主流而产生的。无论被称为支流文化还是反主流文化，都是对俱乐部文化的最大承认，而它的划时代的新潮（hip）审美已是不置可否。可香港的“次文化”之译名带着陈腐狭隘的偏见，是含糊不清的双关语，一下子就把俱乐部文化的历史意义给全抹了。
你现在是在俱乐部里。看看周围的人，他们都穿戴有点儿特别，不像在街上走的人。“俱乐部文化是审美文化”——Sarah Thornton《俱乐部文化》。由于社会审美趣味的迅速发展，俱乐部代表了人们对潮流的选择。今夜这个俱乐部如果都是来跳乡村舞的，他们肯定都是穿着长裙牛仔裤； 但如果这个俱乐部是个house音乐俱乐部，今天晚上来的人都必要装酷。所以在你进俱乐部之前，最好先调查一下这个俱乐部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尤其是在欧洲国家和纽约。北京和香港似乎不会在审美上太严格，尤其是被称为“次文化”后，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北京俱乐部净是妓女和款爷，如此这般，成员是绝不会在舞蹈音乐趣味上有挑剔的。）柏林的一位俱乐部看门人说，来跳迪斯科舞的人装扮夸张，性感如妓女。但这并不等于必得真是妓女，只是说明来俱乐部的人必是新潮（hip）， 到此来显示的是他们在音乐和服装上的异趣。
你跟着音乐节奏走到DJ面前，发现音乐不是从光碟中发出来，而是DJ——个小伙子在无数个已经做好的唱片上摸来摸去，蹭来蹭去，换来换去，使唱片发出奇异的声音效果。人群跟着那不变的节奏狂舞，DJ跟着人群的扭动而改变着音乐的气氛。他是在拿已经制作好的音乐在俱乐部里当场“再”制作。他是音乐家，只不过他演奏的不是乐器而是唱片。他的观众是那些舞者，舞者们的情绪感染着他，他做出来的DJ音乐感染着舞者。他与舞者互相感染，共同创造着别出心裁的气氛。DJ音乐是新潮与古董的对置而产生的，因为它的原材料是已经做好的成品音乐。 DJ可不是音乐播放师，他是当代俱乐部中的英雄，是创造现场音乐的天才。
现在你跟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