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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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去了,不去问去了,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教育的最大的毛病就是急功近利,赶紧能用上,最好是马上能用上,完全是为能够适应这个市场的需要培养人才。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我觉得是对好奇心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扼杀,实际上在爱因斯坦那个时候,情况远远没有我们现在那么严重,但是他那时候对这个问题感触很深,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教育居然没有把人们的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主持人:你们觉得自己慢慢的好奇心在衰减吗?我总结一下周教授刚才的这个话啊,儿童提的问题属于哲学问题,青少年提的问题属于知识问题,到了我们中年以后的人提的问题只是技术问题。比如说这个电视机,这个按钮怎么开?我们就只能提这种问题了。
周国平:对,有道理。
周国平:好奇心这个问题,是判断一个人的智商、智力程度,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标准是他还有没有好奇心,你有再多的知识,如果你没有好奇心了,我觉得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这是一点,就是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的第一点,就是好奇心。
周国平:那么第二点,就是我开头说的头脑的认真,你有了好奇心了以后,你就要追问下去,你的好奇心如果保持下去的话,你就会认真,所谓认真就是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到底是不是真理,一种知识,是不是真知,你一定要亲自去问它的根据,所以实际上,理性精神它是充满着怀疑精神的,就是凡是自己没有检验过的,我都存疑,我都不认为是真理,我要亲自去检验它的根据。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文化这种头脑的认真,应该说比西方的文化要差得多,你看西方哲学里面,知识论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什么叫知识论?就是那个人的知识形成的过程,是怎么形成的,他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要给你审查,到底有没有毛病,有没有漏洞。只有这样审查完了以后他才放心,说我们知识的基础是可靠的。知识论在那个西方哲学里面,从康德以来基本是一个重点,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是我们中国哲学,知识论是非常薄弱的,基本上你可以说没有什么知识论。就是在宋朝,宋明哲学的时候有一点知识论,讨论一些知识的问题,但是讨论的那些知识问题,他集中讨论什么呢,所谓知行关系问题,就是知识和你的行动,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为了实践的需要,而他这个知行关系里的知呢,还不是一般的知识,是指是德行之知,就是说道德知识。就是道德方面的一些道理,一些伦理学的道理,还不是真正指我们对外界世界的认识,这个含义上的知识,所以那个这种对知识论的不重视,我觉得实际上也是表明了一种理性、头脑认真的欠缺。
周国平:另外我觉得理性、头脑的认真还表现在热爱真理、学术独立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是来源于在知识问题上的认真。
周国平:布鲁诺是为了一个宇宙真理,我称之为,为了一个宇宙真理而牺牲的科学烈士。他完全是为了纯粹真理,我就是要坚持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宇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太阳系,我就是要坚持这么一个真理,因为这是我经过观察和研究得到的,但是他为了坚持这样一个真理,最后他被教会判了死刑,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
那我们中国也不会出现,很难出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为一个哲学真理,为一个人生真理而去牺牲的哲学烈士,我称他为一个为人生真理而牺牲的哲学烈士。我就觉得我们中国很少有这样的,就是我纯粹是为了一个真理,我为了坚持它,我不怕杀头,为之而牺牲,这样的事例很少,但是我们中国容易出那种为了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利益,一定的社会理想去牺牲,这样的革命烈士很多。
那么这是头脑的认真是科学精神的第二个要素。是第三个要素呢,你这么认真了是吧,你对世界,你有好奇心,你又有头脑认真,当你这个好奇心和这种认真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要去弄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对这个世界本身发生了好奇,要弄清楚世界的秘密,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很多大物理学家们想做的事情,要对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要描绘一幅完整的图景,描绘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样一种从思想上,把握完整的世界图画的一种渴望,实际上已经和哲学宗教联系在一起了,就不仅仅是科学了,所以爱因斯坦就称之为一种宇宙宗教感情,他认为大科学家,他们那个动机里面都有这样一种背景,就是所谓的宇宙宗教感情,要了解宇宙的秘密,要弄清楚宇宙的秘密,所以我想所有的大科学家实际上,他们都是怀着这样一种梦想,对世界做出一个完整的描述这样一种梦想,度过他们在实验室里面的日日夜夜的。这是第二个大问题,我认为人文精神的第二条,科学精神或者说那个理性。
周国平:第三点就是超越性,也就是广义的宗教精神。如果说我用那个头脑的认真,这一个概念来概括科学精神的话,那么宗教精神就可以概括为灵魂的认真。超越性和理性还是不一样的东西,理性是一种认识,对世界的认识。超越性它实际我觉得是对那个,它是对人生的,就是面向人生的,理性,它是一种经验范围的,就是说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我用理性思维的能力去把它整理,让它条理化得到一个认识。那么超越性,它往往是超出经验范围的。哲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超验,它是超出经验范围的,是经验范围里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我们人还是去追求这个答案,这是一种超越性,实际上最后指向都是指向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都是指向这个问题的。因为你想,从现象来看,人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也是有生有死这么一个过程,人也是有一个肉体的身体,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人活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完成了这么一个生命过程,最后死亡了,那么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生命有什么意义。所以所谓超越性就是要为生命寻找一个意义,寻找一个比生命本身更高的意义,并不满足于活着,还要活得有意义,这就是超越性。我觉得宗教精神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是这么一个东西,并不在于你信什么教。刚才把科学精神分成那么三个要素,那么相应的宗教精神也可以分成三个要素。
周国平: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就是困惑,如果说科学精神开始于好奇心的话,那么宗教精神或者说人的灵魂生活就开始于困惑。人因为困惑,为了解脱这个困惑才会有觉悟,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的问题,才会有信仰。不光是哲学是这样,我觉得所有的宗教也是这样,宗教也是从困惑开始的。你看好了,所有的大宗教家,宗教的创始人,他们实际上都是从困惑开始的。释迦牟尼,他一开始就是看到了生老病死,感到人生没有意思,很空虚,这时候他就开始出家去探讨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人生,最后才创立了佛教,佛教,佛这个含义,佛,就是觉悟的意思。那么基督教实际上也是这样。我如果说佛教所寻求的是觉悟的话,那么基督教它所寻求的是信仰。我要给人生一个神圣的意义,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灵魂是不死的,尽管肉体会死亡,灵魂还会到天国,所以要信仰上帝。那么那些大的基督教的那些神学家,比如说圣奥古斯丁,不知道你们看过他的《忏悔录》没有,他里面就描写他青年时代是非常困惑。所以我想所有大的宗教家,他实际上都是开始于困惑的,没有困惑,就没有觉悟,就没有信仰。
周国平:第二个要素可以说是灵魂的认真,相对于头脑的认真是灵魂的认真。所谓灵魂的认真就是指在人生的根据问题上认真,我一定要去追问人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终极的根据,是这样一种认真。
周国平:要自己来为自己寻求一种人生的信仰,来确定自己在世间安身立命的方式。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总体上,中国文化,我觉得中国文化在灵魂的认真上,也是比西方的文化要差。西方人在这个人生的根据问题上,比我们更认真。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生哲学非常发达,确实从量上来说,中国的哲学绝大部分都可以划到人生哲学这个范畴里面,都是探讨人生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从质上来说,从追问人生问题的深度上来说,我觉得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我觉得中国和西方的人生哲学,它们所追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生哲学它追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实际上西方哲学它很重视一个死亡的问题,像柏拉图、苏格拉底都说过,哲学就是预习死亡。那么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像柏拉图就往那个所谓的唯心主义的方向发展,认为有一个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而我们的灵魂都是从那儿来的,还要回到那儿去。这个东西实际上后来就跟那个,就是希伯来的那个旧约,圣经的旧约结合起来就变成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有一个天国,他们之所以这样,这样来解决一个问题,实际上还是为了解决,因为有死亡,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最终极的意义。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它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但是中国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人怎么活,怎么样处世做人,怎么样处世做人,是问的这个问题。寻求的是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寻求的是这个。所以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的时候,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我说它本质上是伦理哲学,是道德,所以我觉得在深度上是有区别的。而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区别,我自己的看法是认为,它根源于对死亡问题的不同看法,实际上西方哲学它不回避死亡,它去直面死亡,去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哲学,尤其是儒学,它是回避死亡问题的。
周国平:中国哲学另外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形而上学,中国的形而上学是很欠缺的。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对世界的本质,追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本来的含义。它是追问终极的东西,那么中国哲学里面形而上学是很弱的,不但我刚才说了知识论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形而上学也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尤其是儒学,儒家里面形而上学很薄弱的。另外中国没有本土的宗教,可能原因都可以从这个问题上来查,我就说都是灵魂的不认真造成的,灵魂不认真造成的。
周国平:另外我们不是很注重内在的灵魂生活、精神生活,你看西方有很多这样的精神圣徒,或者说精神探险家,他们可以为纯粹的精神性的问题痛苦不安,可以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但是我们就比较缺少这样的人,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这是我们的理想人格,所以我们在精神上比较容易安于现状,人生的模式容易比较雷同,那么这是超越性的第二点。超越性的第三点,就是在精神上,和宇宙的某种精神本质,某种宇宙的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这一点实际上就是跟科学精神的第三点已经是很相近的了,基本上最后都会殊途同归。你追问世界的问题,头脑认真也好,灵魂的认真,追问人生的问题也好,最后你走到最后,你都要走到这一步。你要对这个世界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没有一个精神本质,最后都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周国平:我记得像柏拉图也说过,还有一个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帕斯卡尔也说过这个意思,实际上他们都有所怀疑,就是说世界背后到底有没有精神本质呢?不知道。有没有上帝呢?不知道。柏拉图说这是一种冒险,帕斯卡尔说这是一场赌博,他就说上帝可能存在,也可能也不存在,现在我把赌注下在存在这一面,如果上帝存在了呢,我赢了,我就完全赢了。如果上帝不存在呢,反正也不存在,结果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把赌注下在上帝存在这一面,我从这个立场出发来度过我的人生,我就有一种信念,我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有没有信仰、结果人生你最后你怎么安排人生,你怎么对待人生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哪怕这个信念我无法证实,但是我需要它。
周国平:我刚才讲的三点归纳起来,我认为人文精神是什么呢?我就简单地说,就是说包括“人道主义”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包括宗教精神。那么这三种精神我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个是人的尊严,一个是头脑的认真,一个是灵魂的认真。所以我觉得“人文精神”就是说,一个人他活着,他要活得有尊严。同时他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灵魂,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灵魂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在那个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这样最根本的问题上,他能够自己做主,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我认为他就是有人文精神的。一个社会如果为这样的追求提供合适的环境,这个社会就是有人文精神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请大家批评。
主持人:关于“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其实最终的结论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认真两个字,认真两个字。那么关于认真两个字,我想周教授的思考,他已经不完全是在西方的这样一个,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的这样一个思想传统里,如果他仅仅在那个传统里头,我想他得不出认真这两个字来,他是在和我们中国的哲学精神,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对比之中,他才突然发现了,原来欧洲人过得比我们认真,欧洲人比我们过得认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人文精神”和我们不一样。他的“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做人的方面,还是在做事情的方面,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在自己的宗教信仰方面,在各个方面他就是坚守两个字,就是认真。那么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