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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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方面，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在自己的宗教信仰方面，在各个方面他就是坚守两个字，就是认真。那么坚守了这两个字以后，就产生了整个西方的“人文精神”的这样一种传统，产生了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西方的这样一种文化，那么对比之下的话呢，的的确确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有点惭愧，因为我就属于中国文化中间不认真的那种人。

　　　　那么在这点上，我想跟周教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西方人已经习惯了，追问为什么活？他就爱那么认真，那就让他认真去，可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于追问自己怎么活？老是把那个心计，把那个聪明劲全部用在琢磨人际关系上头了，怎么活怎么活，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改变这种状态呢？

　　　　周国平：我也没看出有什么必要，但是我想是这样的，如果说不问那些根本问题的，当然有好处了，譬如说可以不得精神病是吧？但是如果说你一旦想到了那些问题，我是这样想的，你如果没有想到那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过，糊糊涂涂地过，这当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想到这些问题的话，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不去思考了，同时我以一个想了那些问题的人的眼光来看那些不想这些问题的人，我就会觉得他们活得太那个糊涂了。

　　　　周国平：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如果说你光问自己怎么活，不问自己为什么活？怎么活这个问题也不能解决的。实际上你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去思考怎么活的问题，其实人可以活得更有气派一点，更有气象一点，有一个大气象，但是如果你仅仅是考虑怎么活，不考虑为什么活？人活着是没有气象的。

　　　　主持人：那么我这里还替网友问一个问题，这个网友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哲学在你看来是玄虚的还是可以触摸的？一定存在着那个关于世界，关于生命的真知和真理吗？

　　　　周国平：这是两个问题，哲学是玄虚的，还是可以触摸的？如果是从哲学和我的生活的关系来说，我觉得哲学是很具体的。我觉得哲学，如果一个人，他真正是钻到哲学里面去了，有一些哲学的基本思考的话，恐怕会和他的生活会发生很密切的联系，不知不觉地会有联系。因为我想人总是会遇到很多那个挫折，甚至苦难灾祸，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哲学是特别，尤其可以触摸到。我就曾经说过，我说哲学实际上是一个分身术，哲学你可以把你自己一个人分成两个人。譬如说当你在一个灾难中间受苦的时候，如果你是有哲学思考的话，你会同时会感觉到有另外一个你，有另外一个自我，站在另一个立场上，一个更加高的立场上，一个更加开阔的立场上，来看那个受苦的你，他会来劝导你，给你特别好的劝告，因为哲学实际上是面对一个整个世界的问题，整个人生，因为他看的是全局。所以一个有哲学思考的人，当他站在哲学立场上的时候，我就说，他就类似于站在一个上帝的立场上来看自己人世间的苦难，比较容易超脱出来。

　　　　同学：周先生我想问您，牛顿一生都在对科学世界进行研究，但是他老年却皈依宗教，我想问您对他的转变认为是一种飞跃呢，还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另外我想问您，如果因为研究哲学而精神失常，您认为他是生活的强者还是弱者呢？

　　　　主持人：你不是在暗示周国平不要这样吧。

　　　　同学：我只是想问一下您的看法？

　　　　周国平：其实牛顿他研究科学，但他从来没有说他不相信宗教吧，他是一直相信宗教的，他不是最后晚年皈依的吧，但是他最后是从宗教里面找到了一个，对他的一个最困惑的无法解答的问题，从宗教里面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是所谓的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认为是上帝给了第一推动力，但他是一直相信宗教的，我想许多科学家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科学家他都是一方面相信宗教，一方面从事科学，那么宗教这边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我自己认为科学总归是这样的，因为科学它所能解决的是经验范围内的问题，实际上对那些超出经验的问题，譬如说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那个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科学是无法解决的。所以科学家相信宗教这一点并不奇怪，我觉得完全可以并存，至于一个人从事哲学最后发疯了，比如说尼采就是这样的例子，我想他在生活中肯定不是个强者，他是个弱者。尼采事实上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弱者，我想，我跟他来比的话，我可能在生活中比他强一点，原因在于我的天才不如他，我在哲学上走得没他那么远，如果我在哲学上走得有他那么远的话，恐怕我也成了一个弱者了。

　　　　主持人：还有一点你可能没有他那么较真，他比你可能更较真一点。

　　　　周国平：他更认真一点。

　　　　主持人：这就是中国文化拯救了你，使你没有走到那一步。这位男同学。

　　　　同学：周先生您好，我们在提到“人文精神”的时候，总会联想到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在建设中国“人文精神”的参与程度较之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些差别，那么您怎样看待这种差别？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哪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普遍讨论一个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就是说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可能缺乏一种普遍的，具有支柱性的信仰，您怎样看待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谢谢您。

　　　　周国平：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责任心呀，从表面上看来，也挺强的，譬如说九十年代上半叶，那个“人文精神”讨论，就表明那种社会责任感，但是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这种社会责任感太多的，在乎自己在社会上那种角色，这种角色感太强了，总是想扮演一种所谓的精英的角色，所以九十年代以后，九十年代开始，这种精英的角色比较难扮演下去以后，就开始有种失落感，有一种失落感。我自己认为，就是对于社会责任的问题，我想是这样的，一个西方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譬如说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也都很有社会责任感，譬如十二月党人，他们大量地为了他们的信仰，为了改变这个社会被流放什么的，这种例子非常多。就是很多都很关注社会，但是他们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对自己灵魂的关注呢，他们是统一的。就是他并不是说，我是负有这种改变社会，领导社会的这种责任。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实际上他关注社会的同时，他们也是在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就比较差，就是社会责任感和这种自己的精神关注这两方面是分离的。可能很多人，他并没有自己的精神关注，仅仅是想在社会上起某种作用，扮演一种角色。那样做的话，因为没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的话，那样做就很难坚持下去，而且遇到挫折的话，可能很容易就改变。所以我总是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根本问题不在于社会责任感太差，而在于这种灵魂的生活太弱了，没有自己内在的灵魂生活。我觉得这方面可能问题更大一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周国平：信仰不一定就是说，相信某一种宗教，或者相信某一种意识形态，以这个为标准。如果说相信了就有信仰，不相信就没信仰，中国社会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以前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这是肯定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可能有些人信佛，基督教传入以后有一部分人相信基督教，然后在1949年以后，有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树立为一种信仰，但是我想那种东西，譬如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你可以说我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这个你可以成立，但是它不能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它没有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的，它事实上还是对社会的发展提出一种蓝图，提出一个目标，它并不针对你那个人生的根本困惑，所以它不成其为一种人生信仰，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但是以前在那个时代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信仰某一种东西，某一种主义，好像都有信仰，我觉得这是种假象，这是一种社会层次上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统一的那种力量消失时，以后就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有些人就急于要为中国人树立一个新的信仰，比如说前几年叫得很响是新儒家，把儒学恢复为中国人的信仰，我觉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完全是空想。本来儒学本身，我就说它缺少一种信仰的这种力量，一种深度，因为它的形而上的观点是很少的，它基本上是一种伦理学说，就算它在那个时代，在中国近两千年的时代，它具有一种信仰的那种，被树为一种信仰，就算是这样，它对于现代人的问题，我觉得同样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要树立一种信仰，应该顺其自然，让每个人去寻求自己的信仰，那么什么样的算有信仰呢，我觉得只要你对人生的问题上，你为什么活，像这些根本的问题上，你是认真的，你去探索这些问题，然后呢，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你不违背这个原则，我想这样的人就算是有信仰的，不一定是要信什么教。

　　　　主持人：好，我现在按照我们的惯例，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要请主讲人用一句话，只准用一句话，把你今天的讲演的宗旨概括出来，一句话。

　　　　周国平：一句话的话我就说，要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灵魂。

　　　　主持人：希望周教授的这句话，我们大家能够切记在心上。好，感谢周国平先生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同学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