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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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了肯宁顿路寄宿的人家，时间已经很晚，菲尔兹家人都已就寝，而我也深幸她们都已经睡了。第二天早餐时，菲尔兹太太急切要知道演出的情形。我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说：“演得还可以，但是再要作一些修改。”她说，菲碧去看我演出的，但是没对家里人说什么，因为她很疲倦，要睡觉了。后来我看到菲碧时，她不提起这件事，我也就不再去提它，菲尔兹太太和她家里其他的人都没有再提起，她们见我不曾连续演一星期，也不表示诧异。
幸亏雪尼这时在外省，可以省了我告诉他这件事的经过，否则我会感到很痛苦的——但后来他一定是猜到了，或者是菲尔兹家人告诉他了，因为他始终不曾问起我这一件事。我竭力要忘记那天晚上的恐怖，但是它损伤了我的信心，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痕。那个可怕的经验给了我一个教训，使我更正确的认清了自己；我并不是一个演轻歌舞剧的喜剧演员，我缺乏那种接近观众和吸引他们的本领；同时我又宽慰自己，认为我是一个擅长于刻画性格的喜剧演员。但是，要在我干的这一行里获得成功，我还要再遭到一两次挫折哩。
我十七岁那一年，在《快乐少校》那出短剧中扮演了少年主角演员，但是那出戏是很令人扫兴的，它只演了一个星期。戏里扮我妻子的女主角，是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每天晚上，她在台上趔趄着脚儿走着，喷出了一股杜松子烧酒臭气，于是我这个热心和多情的丈夫就得把她搂在怀里，一面还要吻她。经过这一次演出，我原先要成为男主角的雄心壮志也被消磨尽了。
此后我开始尝试编剧工作。我写了一出短小的喜剧，名为《十二位正直的人》，那是一出粗鲁的滑稽戏，讲的是一个陪审团辩论一件毁约案件。一位陪审员既聋且哑，另一位陪审员是个醉汉，再有一位陪审员是个江湖医生。我把剧情讲给查科特听，这查科特是一个演杂耍的催眠术师，当时他正在准备向一个丑角施催眠术，然后蒙了他的眼睛，让他驾一辆四轮马车在镇上到处跑，由他查科特坐在车后边，向丑角发送催眠的刺激。他愿意给这个脚本出三镑的代价，讲明了要由我导演。我们租了一个班子，在肯宁顿路号角酒馆的聚会室里排练。当时有一个爱挑剔错儿的老演员说，这个短剧不但写得粗俗，而且很是无聊。
第三天，刚排练到一半，我收到查科特送来的一张字条，说他已经决定不演这出戏了。我不是那种遇事很洒脱的人，我把字条藏在口袋里，继续排练下去。我没勇气向班里的人说明这件事。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把他们一起带到我们宿舍里，说我哥哥有话要和他们谈。这时我把雪尼领到卧室里，给他看那张字条。他看完了字条说：“怎么，你还没告诉他们吗？”
“没有，”我悄声说。
“那么，你告诉他们呀。”
“我说不出口，”我说，“我无论如何说不出口，让他们白白排练了三天。”
“可这又不是你的错，”雪尼说，“去告诉他们，”他大声儿说。
我胆怯了，哭起来了。“叫我说什么是好呢？”
“不要傻气！”他说着站起了身，走进隔壁房间，把查科特的字条拿给大家看，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然后把我们都带到路边拐角上那家酒馆里，吃了三明治喝了酒。
演员们有些行事是你预料不到的。那个曾经发了许多牢骚的老家伙，这时候显得最通情达理；雪尼告诉他，说我怎样感到为难，他听了大笑起来。“这又不是你的错儿，孩子，”他说时在我背上拍着，“这都要怪那个该死的老流氓查科特不好。”
在福雷斯特戏院演出失败后，我无论再试什么其他的事情都碰壁。但是青春是乐观主义中最突出的因素，因为青年人会本能地感觉到，厄运只不过是暂时的，永远背时或一直走运都是不可能的。时运总有一天会转变的。
后来我时来运转。一天，雪尼说卡诺先生要见我。卡诺当时大概是不满意在他最红的短剧《足球赛》里跟哈里·韦尔登先生合演的那个丑角。韦尔登是一个很受观众欢迎的丑角，直到三十几岁临死前，他始终是最能叫座的。
卡诺先生这人长得短小精悍，皮肤紫褐色，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好像老是在估量着别人。他开始是一个在杠子上玩把戏的，到后来结识了三个演闹剧的丑角。四个人组成了他滑稽哑剧的核心。本人是一个杰出的喜剧演员，他又创造了许多喜剧人物。他虽然已有其他五个戏班在各地巡回演出，但自己仍旧经常登台。
一个最初和卡诺合作的演员，谈到卡诺是怎样退休的。一天晚上，在曼彻斯特，演完了戏以后，班里的人都埋怨卡诺不能掌握时间，说他把一些可以逗笑的机会都给错过了。那时候卡诺已经从他的五出戏里攒了五万镑，他说：“好吧，哥儿们，既然你们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就洗手不干了吧！”接着他就摘下了他的假发，放在扮戏桌上，苦笑了笑。“一言为定，我这就算退出了。”
卡诺先生家住在坎伯韦尔区科德哈伯弄，隔壁就是一个栈房，他把他那二十出戏的布景都堆在栈房里。他的办事处也设在那里面。我到了那儿，他很客气地招待我。“雪尼对我说，你的戏演得非常好，”他说，“你可有把握和哈里·韦尔登合演《足球赛》吗？”
哈里·韦尔登是特邀角儿，他的薪酬很高，每星期拿三十四镑。
“我只要有机会就行，”我信心十足地说。
他笑了笑。“十七岁很年轻，可你看上去比十七岁还要年轻。”
我立刻耸了耸肩。“那是一个化装问题。”
卡诺大笑起来。后来他对雪尼说，就因为那样一耸肩，我搭上了戏班子。
“好吧，好吧，让我们瞧瞧你能够玩点什么吧，”他说。
当时约定了试用两星期，每星期是三镑十先令，如果我表演得令人满意，他们就和我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
在伦敦游艺场演出之前，我可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揣摩要扮演的角色。卡诺叫我去正在演《足球赛》的牧林戏院，看我要扮演的那个角儿是怎样演的。老实说，那个人演得呆笨而不自然，并且，不是我夸口，我知道自己可以胜过他。我以为演这角儿需要有更多模仿取笑的滑稽成分。主意既定，我就决意这样去演。
演艺生涯在卡诺剧团（3）
我只有两次排练的机会，据说韦尔登先生不能多安排几次；其实他根本就不高兴来，因为排练打扰了他玩高尔夫球。
排练的时候，我并没有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台词念得挺慢，当时感觉得到，韦尔登是在怀疑我是否能够胜任。雪尼曾经扮演过这个角色，如果他在伦敦，也许可以给我一些帮助，但是那时候他正在外省演另一出短剧。
虽然《足球赛》是一出模仿取笑的闹剧，但是每一次都要等到韦尔登出了场，才会听见笑声。一切都是为了韦尔登的出场作准备，而他本人又是一位杰出的丑角，所以，他从出场起就使台下笑声不绝。
在游艺场演出的那天晚上，我的神经紧张得像一个时钟上拧紧了的发条一样。那一个晚上将重新巩固我的自信心，洗清我在福雷斯特戏院里受到的可怕的羞辱。我在那巨大的舞台后面来回踱步，口中默默祝祷，心里是焦急中夹杂着恐惧。
奏乐了。启幕了。一个合唱歌舞团在台上载歌载舞。最后，他们走下场了，舞台上空了。这是叫我出场的提示啊。将要出场时，我的情绪很乱。这时候，你要么就是克服了你的紧张情绪，要么就是为紧张情绪所压倒。我一走上台，情绪立刻舒畅了，头脑完全清醒了。我是背朝着观众走上场的——这主意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从背后看上去，我一身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大礼服，戴着一顶大礼帽，下面套着鞋罩，手里拿着手杖——是一个标准的爱德华时代的反派。接着我扭转了身，观众看见了我的红鼻子，发出了笑声。这一来观众就对我有了好感。我装模作样地耸了耸肩膀，然后噼啪弹了一下手指，走了一个圆场，在一个哑铃上绊了一个跟头。接着，我无意中把手杖挥在一个练拳的吊球上，吊球“叭”地反弹在我脸上。我站立不稳，摇摇晃晃，我的手杖从侧面打在我脑袋上。观众们哄堂大笑。
这时候我从容自在，有着耍不尽的俏头。我尽可以连续五分钟吸引住观众，一句话不说，使观众们笑个不停。我正在模仿反派大摇大摆地走着，我的裤子开始往下褪。我的一颗钮子丢了。我四下里寻找钮子。我假意拾起一件什么东西，接着就气呼呼地把它扔了：“瞧这些该死的兔子！”又是一阵笑声。
哈里·韦尔登的脑袋像一轮满月出现在条幕后面。以前，他出台前是从来没有人笑的。
他一走出场，我就紧张激动地搂住了他的腰，压低了嗓子说：“赶快！这一来可糟啦！给我一根针！”这些都是临时穿插，并不曾排演过。我已经提高了观众的情绪，为他创造了条件，他那天晚上演得非常成功，我们又增添了许多俏头。落幕后，我知道自己演得不错，戏班里的几个演员都和我握手，向我祝贺。我走到化装间去的时候，韦尔登只扭过头来冷冷地说了一句：“演得不错——很好！”
那一天夜里，我步行回去，这样可以放松一下我的紧张情绪。我中途停下，倚在威斯敏斯特桥栏杆上，俯看黑暗中闪闪发亮的河水在桥底下流过去。我快乐得只想哭，但是怎么也哭不出来。我一再挤眼睛蹙眉头，但是我没有眼泪，只觉得心里一片空虚。我下了威斯敏斯特桥，走向像堡，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喝了杯茶。我想和什么人谈谈心，但是这时雪尼又在外省。如果当时他在本地，我就可以把今晚的情形说给他听了，那对我是多么大的快慰啊，尤其是经过了福雷斯特戏院里那一次失败以后。
我没有一点儿睡意。从像堡走到肯宁顿门，我又喝了一杯茶。一路上我独个儿又是说又是笑。直到清晨五点我才去睡，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卡诺先生头一天晚上不在，但是第三天晚上来了，那天我一出场观众就报以掌声。后来他来找我，满脸堆笑，叫我明天早晨到他办公室里去签订合同。
我不曾写信告诉雪尼初演的情形，只给他拍了一份极简单的电报：“已签订一年合同，每周四镑。祝好，查理。”《足球赛》在伦敦连演了十四个星期，然后去各地巡回演出。
韦尔登扮演的喜剧角色属痴呆型，他模拟的是那种说话迟钝的兰开夏郡傻子。演这种角色，在英格兰北部挺能叫座，但到了南部就不大受欢迎了。布里斯托尔、加的夫、普利茅斯和南安普敦等城市里的人，对韦尔登都很冷淡；在这些地方演出的几个星期里，韦尔登总是脾气暴躁，表演时只是敷衍塞责，而把一肚皮气都发泄在我身上。戏里面演到某些地方，他是要打我的。这术语叫做“打盹儿”，那应当是他假装打在我脸上，同时由另一个人在条幕后面拍一下巴掌，这样听上去就像真的打了我。可是，有时候他竟真的抽我的嘴巴，并且是不必要地打得那么重，我想这是出于妒忌。
在贝尔法斯特演出时，这种情形发展到了极点。原来剧评家严厉地批评了韦尔登，但是却赞扬了我的演技。韦尔登对这感到无法容忍了，所以那天晚上他在台上狠狠地揍了我一顿，直打得我鼻子流血，痛得我再没劲头去插科打诨。事后我对他说，如果他再敢这样，我就要抄起台上的那只哑铃，砸出他的脑浆来，我还对他说，即使他妒忌，也不必那样把气出在我身上。
“我妒忌你呀，”他和我走向化装间时轻蔑地说，“哼，单是我这屁股，也要比你浑身的本领大！”
“你的本领就全靠那屁股，”我反唇相讥，紧接着就关上了化装间的门。
雪尼回到伦敦，我们决定在布里克斯顿路租一套房间，准备花四十镑去买家具陈设。我们到了纽因顿打靶场的一家旧货家具店里，告诉老板我们打算出多少钱装饰四间屋子。老板对我们这笔买卖很感兴趣，接连几个小时帮我们选择要买的东西。我们在前面一间屋子里铺了地毯，在其他几间屋子里铺了漆布，还买了一套家具，包括一张床和两只扶手椅。我们在客厅的角落里摆了一架摩尔式回纹细工屏风，用一只黄色灯泡在它后面照亮，再在对面角落里摆了一个镀金画架，架子上是一幅嵌在金边框里的蜡笔画。画的是一个裸体模特儿，她站在台上侧转了脸向旁边望，一个留着胡子的画家正在掸她大腿上的一只苍蝇。在我看来，这件艺术品和那架屏风将这间屋子点缀得幽雅绝俗。其实这些装饰只不过是集摩尔烟店和法国妓院里的陈设的大成。但是，我们都很喜欢这些陈设。我们还买了一架竖式钢琴，虽然比原先的预算多花了十五镑，但我们相信这点儿钱是值得花的。布里克斯顿路格伦肖大厦十五号房间，成了我们眷恋的安乐窝。尤其是去外省演完了以后，我们是多么渴望回到那里啊！现在我们手头已经相当宽裕，可以每星期贴补外祖父十先令，还可以给自己雇一个女用人，每星期来打扫两次房间，但实际上这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唤她做。我们住在那套房间里，就像是呆在一座神庙里一样。我和雪尼总是坐在我们那两张大扶手椅里，感到悠然自得。我们还买了一个四周有皮座儿的浮雕铜炭围，我老是在扶手椅上坐坐，再去炭围边皮座儿上坐坐，试试它们舒服的程度。
演艺生涯在卡诺剧团（4）
我十六岁那一年，一幅剧团广告画激起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