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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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喝酒,偶尔还请客吃饭。
俱乐部里有着一种友谊的气氛。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这种气氛也不曾被打乱。人们都以为战争六个月内就会结束,听到吉钦纳勋爵预言,说什么这一仗要打上四年,都认为那是荒诞不经之谈。有许多人听到宣战的消息,反而感到高兴,因为这一来我们就可以扮演德国人了。胜利是不成问题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会在六个月内把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战争还不曾进入激烈阶段,而加州离开战场又是那么远。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孙纳特谈到要和我续订合同,想要知道我的条件。我对观众欢迎我的程度心中已经相当有数,但同时又知道,这种好景是不常的,我相信,按照我现在这样的速度拍影片,不到一年,我的一点玩意儿就要玩光了,所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要每星期领一千元!”我胸有成竹地说。
孙纳特被吓倒了。“可是,连我还拿不到这个数目呢,”他说。
“我知道,”我回答,“但是,如果是贴出了你的名字,观众可不会像看到我的名字那样排了队买票呀。”
“也许如此,”孙纳特说,“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组织的支持,你也会完蛋的。”接着他警告道,“你倒看看福特·斯特林的下场吧。”
这话也是事实,因为福特脱离了基斯顿,混得并不大好。但是我对孙纳特说:“我拍一部喜剧片,只需要一个公园,一个警察,一个漂亮姑娘。”实际上,我有几部最能卖座的影片,就是单靠这点儿配搭拍出来的。
这时孙纳特拍电报给他的合伙人凯塞尔和鲍曼,商量如何答复我的要求并续订合同。后来,孙纳特来找我,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么办吧,你还有四个月才满期。现在让我们取消了你原来的合同,从今起每星期给你五百元,一年后加到七百元,两年后再加到一千五百元。这样,你平均每星期也可以拿到一千元了。”
“麦克,”我回答,“如果你们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第一年是一千五百元,第二年是七百元,第三年是五百元,那我就同意。”
演艺生涯基斯顿电影制片厂(7)
“可这是多么奇怪的办法呀,”孙纳特说。
此后大家就不曾再谈起续订合同的事。
后来,再为基斯顿工作一个月就要满期了,但是并没有其他影片公司邀我。这时我开始紧张起来,心想,孙纳特一定是知道了我的底细,所以他才这样耐心等待着。往常,每拍完一部影片,他就要跑来找我,开着玩笑催我拍下一部;现在虽然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工作,但是他一直不来找我。他对我是客气的,但也是冷漠的。
即使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仍旧没有失去信心。如果没有其他制片厂来邀我,那么就让我自己来经营吧。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有信心,认为自己能够独立工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怎样凑在制片厂的墙上签一张领料单,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这信念。(作者因为自己拍摄影片所需要的设备极为简单,所以相信其资金足够创办一家影片公司。)
雪尼自从加入基斯顿影片公司,已经拍了好几部很能卖座的影片。有一部在世界各地打破卖座纪录的影片,叫做《潜艇海盗》,雪尼在那部影片里使出了各色各样的摄影技巧。看见他这样成功,我就去约他合作,由我们俩来开办一个公司。我说:“咱们只要有一架摄影机和一片场地就行了。”但是雪尼很保守。他认为这件事太冒险。“而且,”他补充说,“像这样的高薪,我生平还从来不曾领过,我不情愿放弃。”于是他又在基斯顿工作了一年。
有一天,环球影片公司的卡尔·莱姆勒打电话给我。说她情愿以每一英尺胶片一角二分的代价收买我拍的影片,但是不答应给我一千元的周薪,所以最后没谈出一个结果来。
一个名叫杰斯·罗宾斯的年轻人,代表埃山奈影片公司来看我,他听到什么人说,我要在签订合同之前先分到一万元的红利,周薪要一千二百五十元。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鲜主意。其实,在他提到这个办法以前,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一万元的红利,然而,自从那时起,我就老是惦记着这个办法了。
那一天晚上,我请罗宾斯吃饭,尽让他一个人讲话。他是直接代表埃山奈影片公司的G·M·安德森先生来的,安德森绰号布朗科·比利,是乔治·K·斯普尔先生的合伙人,他情愿给我定一千二百五十元的周薪,但是罗宾斯对分红利的办法还不能肯定。我耸了耸肩膀。“看来,他们很多人都在高价拉角儿,”我说。“他们价钱都喊得挺高,可就是不肯拿出现款来。”后来,罗宾斯打电话到旧金山找安德森,说其他条件已经谈妥,但是我要现付一万元红利。过了一会儿,他喜气洋洋地回到桌上来。“一切都谈妥了,”他说,“明天你就可以分到你的一万元红利。”
这时候我高兴极了。事情好得简直不大像是真的。然而,扫兴得很,第二天早晨罗宾斯只给了我一张六百元的支票,说安德森先生就要亲自来洛杉矶,现付一万元的事将由他来办理。后来,安德森到了,他兴致极好,对这件事很有把握,但是仍旧没有把那一万元拿出来。“等咱们到了芝加哥,这件事就会由我的合伙人斯普尔先生办妥的。”
我虽然有点儿犯疑,但是不愿意妄加揣测,仍旧很乐观。现在我要再为基斯顿工作两个星期。必须拍完我的最后一部影片《他的史前生活》,工作是紧张的,因为我老是惦记着许多事情,很难集中思想。到后来,这部影片终于拍好了。
演艺生涯埃山奈电影公司(1)
离开基斯顿,确实令人依依不舍,因为我已经和孙纳特以及全厂同事有了感情。我没有去向大家道别,我竟然没勇气那样做。经过的情形十分简单。我星期六晚上做完了我的影片剪接工作,下一个星期一就和安德森先生启程赴旧金山;抵达该地时,他那辆新买的梅塞德斯牌绿色汽车已经在那里等候着我们。我们只停下来在圣弗朗西斯旅馆里吃了午饭,然后就向奈尔斯进发,因为安德森在那地方设有一所小电影制片厂,专为埃山奈公司(“埃山奈”是“斯普尔与安德森”的第一字母被读走了音)拍摄安德森的牛仔比利西部电影。
奈尔斯坐落在沿铁路线的地方,从旧金山乘汽车到那儿只需要一小时。那是一个只有四百人口的小镇,居民多从事种紫花苜蓿和养牲口。电影制片厂设在一片空地中央,离市镇大约有四英里路。我一见那个制片厂,连心都冷了,看来没有比它那样儿更叫人泄气的了。它的屋顶是用玻璃铺的,夏天在那里面工作肯定十分热。安德森说,芝加哥的制片厂会使我更为满意,那地方拍喜剧片的设备也比较好。我在奈尔斯只待了一小时,安德森利用这一会儿工夫和他的工作人员处理了一些事务。接着我们就离开了该地,再回到旧金山,在旧金山乘火车赴芝加哥。
我很喜欢安德森的个性,因为他具有一种特别迷人的地方。他在火车上就像是在照看自己的兄弟似的招待我,每到了站头上就要买一些杂志和糖果。他年纪在四十左右,对人腼腆,不多讲话,谈到公事时总是满不在乎地说:“不用担心。这件事会办妥的。”他不跟人多交谈,好像神思很恍惚。但是我觉出他这人骨子里是很精明的。
那一次的旅程很有趣。在火车上遇到了三个人。我们先是在餐车里注意到了他们。其中两个人外表很神气,但是另一个人却显得和他们不大配称,那是一个服装朴素、样子粗鲁的人。看到他们在一起进餐,我们就觉得奇怪。我们猜想,大概两个人是工程师,而另一个显得落落寡合的是干粗活的工人吧。我们离开了餐车,其中一个人走进了我们的包房,向我们介绍了他自己。他说他是圣路易斯的警察局长,刚才认出了布朗科·比利。他和他的同事正把一名罪犯从圣康坦监狱押回到圣路易斯去处绞刑,因为不能单独留下罪犯一个人,所以问我们是否可以到他们的包房里,去见见那位地方检察官。
“我想,你们也许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吧,”警察局长把底细说给我们听,“这个家伙作案累累。圣路易斯的警察逮捕了他,他请求警察准许他去自己房间里,在箱子里拿几件衣服;当他在箱子里找东西的时候,他突然抽出一枝枪,打死了那个警察,然后逃到加州。后来他在那里深夜行窃,当场被捕,被判了三年徒刑。他刑满出狱的时候,地方检察官和我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这是一件蓄意谋杀案件——我们要处他一个绞刑。”他满意地说。
我和安德森到他们包房里去。警察局长是一个性情快活、身材矮胖的人,脸上老是带着笑,眼睛眨巴闪亮。看来地方检察官比较严肃。
警察局长介绍了他的朋友,然后说:“请坐。”接着他又向那犯人转过身去。“这是汉克,”他说,“我们送他回圣路易斯,那儿有点儿麻烦事等着他哩。”
汉克冷笑了笑,但是没说什么。他年纪已近五十,是一个身高六的大汉。他和安德森握手,说:“我看见过您好多次了,布朗科·比利,说真的,您那样开枪,那样拦路抢劫,我从来没见过演得比您更好的了。”汉克说他对我知道的极少,因为他在圣康坦待了三年——“外面发生了许多事情,可是您都不知道啊。”
虽然大家谈笑风生,但是我感到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于是只是听着警察局长谈话,一面朝他淡淡地笑着。
“这是一个强横霸道的世界呀,”布朗科·比利说。
“是呀,”警察局长说,“可是我们要使它强横霸道得好一点儿。汉克总该明白这个意思。”
“当然,”汉克粗声粗气地说。
警察局长开始讲他的道理:“汉克一走出圣康坦,我就这样对他说了嘛。我说,如果他对我们规规矩矩,我们也会对他客客气气。我们不愿意用手铐,不愿意多麻烦;现在他只戴了一副脚镣。”
“一副脚镣!那是什么呀?”我问。
“您连脚镣都没见过吗?”警察局长说。“撩起你的裤腿来,汉克。”
汉克撩起了他的裤腿,可不是吗,一副镀镍的脚镣,大约有五英寸长,三英寸厚,四十磅重,很伏贴地套在他的脚踝上。从这件刑具,大家谈到了最新式的脚镣。警察局长解释,说这种特制的脚镣里圈上有一层橡皮衬垫,犯人戴着可以舒适一点儿。
“他睡觉的时候也戴着那个东西吗?”我问。
“嗯,那就要看情形啦,”警察局长说时轻蔑地看了看犯人。
汉克的那一笑是阴郁和神秘的。
我们一直坐到吃晚饭的时候,天色渐渐黑了,我们的谈话扯到了汉克怎样再度被捕的经过情形。警察局长解释,从监狱交换的情报中,他们收到了一些照片和指印,断定汉克就是他们要缉捕归案的。于是他们就在汉克要出狱的那一天,赶到了圣康坦监狱大门口。
“可不是吗,”警察局长眨巴着小眼睛,瞅着汉克说,“我们在对街等着他。不一会儿,汉克走出了监狱的边门。”说到这里,警察局长用食指在鼻子旁边抹了一下,向汉克狡猾地指了指,露出阴险的冷笑,慢条斯理地说:“我——看——那就是——我们要的那个人!”
他继续说下去,安德森和我都听呆了。“我们约法三章,”警察局长说,“如果他对我们规规矩矩,我们就对他客客气气。我们带他去吃早餐,请他吃热狗、火腿蛋。喏,他现在乘的是头等车。这要比戴着脚镣手铐受苦好多了。”
汉克笑了笑,嘴里嘟哝道:“如果存心的话,引渡的时候我是可以拒捕的。”
警察局长向他冷冷地看了一眼。“那样对你不会有多大好处的,汉克,”他慢腾腾地说,“那样只不过是稍微多耽误一点儿时间。像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头等车,不是更好吗?”
“我想,是更好吧,”汉克迟钝地说。
火车驶近汉克的目的地时,他几乎是用爱怜的口气谈起了圣路易斯的监狱。他想到要被其他的囚犯审问时,露出了很感兴趣的神气。“我在想,那些黑猩猩看到我在袋鼠法庭上受审,会怎样跟我开玩笑呀!大概,他们会捞走了我所有的烟草和香烟哩。”
演艺生涯埃山奈电影公司(2)
警察局长和地方检察官那样优待汉克,就好像一个斗牛士怜爱他即将杀死的那头牛一样。他们要下车了,那天是除夕,所以,我们道别时,警察局长和地方检察官都祝我们新年快乐。汉克也和我们握手,他阴沉沉地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向他道别。他那样犯罪,确是残酷和懦怯的,但是,看他戴着沉甸甸的脚镣一跷一拐地走下火车,我又希望他能逢凶化吉。后来,我们听说他被绞死了。
我们抵达芝加哥,有电影制片厂经理迎接,但是斯普尔先生没有来。经理说,斯普尔先生有事到外地去了,要等到年假以后才会回来。我当时并不把斯普尔不在的事看得很重要,因为电影制片厂也要等到新年以后才有事情可做。我和安德森一家人共度除夕。元旦那天,安德森启程去加州,他向我保证,斯普尔一回来,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办妥,包括分给我一万元红利的事。电影制片厂设在工业区里,从前那儿分明是一所仓库。第二天早晨我到了那里,斯普尔仍旧没来,也没有为安排我的工作留下什么话。我立刻觉察出这件事有点蹊跷,相信工作人员一定知道一些底细,只是不肯吐露出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