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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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Ｒ·一回来，所有的当事人都紧张起来。但是玛丽昂和他的那次会见消除了一切误会，最后是为欢迎Ｗ·Ｒ·回贝弗利山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玛丽昂在她租的房子上层造了一个可以坐一百六十位客人的临时餐厅。收拾装潢，安装电灯，铺一个舞池：在两天之内全部竣工。玛丽昂只要一摩擦神灯，样样东西都齐备了。那天晚上，她戴了一只新的价值七万五千美元的翡翠戒指，那是Ｗ·Ｒ·给她的礼物，总算幸运，谁也没有被解雇。
我们在圣西米恩的庄园和玛丽昂的住宅里住了一段时间，要调一个环境，有时候就到赫斯特的游艇上去度周末，泛舟到圣卡塔利娜岛，或者是去南面的圣迭戈海滩。有一回，游艇到了圣迭戈海滩，不得不把当时已经接管赫斯特世界影片公司的托马斯·哈·英斯送下船。那一次我不曾去，但一同在船上的埃莉诺·格林后来告诉我，说英斯起先玩得很高兴，可是午餐时突然浑身剧痛，只得离了席。大伙都以为他是发了胃病，但后来他痛得更厉害了，这才被抬上岸，送进了一家医院。医院里发现他是发了心脏病，于是把他送回贝弗利山他的家里，他到家三星期后，心脏病复发死了。
恶毒的谣言四下传布开，说什么英斯是被开枪打死的，赫斯特是与此事有关的。谣言纯属虚构。这件事我知道，因为英斯去世前两星期，赫斯特、玛丽昂和我还到他家里去探望过他；看到我们三个人，他非常高兴，相信自己不久就会痊愈。
英斯的死打乱了赫斯特世界影片公司的计划，因此这些计划只好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去完成了。但是两年后赫斯特影片公司并入米高梅影片公司，在米高梅的制片厂场址上为玛丽昂造了一所精致的平房化装室（我管它叫特里亚农）。
赫斯特的报纸业务，大部分都是在这儿处理的。我多次看见他坐在玛丽昂的会客室当中，地下摊了二十多份报纸。他坐在椅子上综观形形色色的标题。“那一条排得不醒目，”他指着一份报纸声音尖溜溜地说。“为什么登某某人的那篇特写？”有时候他会拣起一本杂志，大拇指翻一翻书页，双手掂一掂它的分量。“《红皮书》上的广告怎么啦？——这一期出得挺轻嘛。打个电报给雷·朗，叫他马上来。”就在这个当儿，刚离开摄影棚的玛丽昂来了，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带着一副嘲笑的神气，故意践踏着那些报纸走过来，还说：“把这些破烂都给我收拾开，我的化装室都被它们给弄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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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特有时候会显得十分天真。他去看玛丽昂的影片初映，常常要邀我和他同车去，汽车快要开到电影院门口，他就先下了车，以免被人家看见他是和玛丽昂一起去的。但是，后来《赫斯特考察家报》和洛杉矶《时报》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赫斯特猛烈抨击对方，《时报》不甘示弱，最后就进行人身攻击，指责赫斯特过着双重生活，在圣莫尼卡筑有香巢，并且提到了玛丽昂。赫斯特不曾在他的报纸上反驳这类攻讦，但是后来有一天他来找我（那时玛丽昂的母亲刚去世），说：“查理，戴维丝太太下葬，你可以和我一起去抬灵柩吗？”我当然答应了。
大约是在一九三三年，赫斯特邀我一同去欧洲旅行。他已经在丘纳德轮船公司的一艘客轮上，为他的一行人包了整整一排房舱。但是我谢绝了，因为这样旅行，一定是同二十来个其他客人一道去，一路慢慢地航行，赫斯特高兴停留就停留，高兴赶急就赶急。
有一次我和赫斯特去墨西哥旅行，就尝到了这种滋味，那时候我的第二个妻子正有孕，十辆汽车，跟在赫斯特和玛丽昂的车后面，在崎岖的路上行进，恨得我只是骂这伙人。路没法走了，我们只好放弃了原定的目的地，在一个墨西哥农民家里过夜。我们一共有二十个人，但只有两间屋子；多承他们照顾，把一间屋子让给了我们夫妻俩和埃莉诺·格林睡。有的人睡在桌上和椅子上，有的人睡在鸡舍和厨房里。我们那间小屋子里的情景怪有趣的，我妻子占了那张惟一的床，我横卧在两张椅子上，埃莉诺好像是准备去里茨旅馆，打扮得齐齐整整，戴着帽子，蒙着面纱，带着手套，躺在一张破榻上。她像墓上雕凿的偃卧着的人像，双手交叉在胸口上，睡中始终不曾改变一下这个姿势。这一点我知道得挺清楚，因为那天夜里我一直没合上眼。第二天早晨，我从眼角睨视，只见她起来时仍和昨天躺下时一样，发式纹丝不动，连一根头发也没乱，她皮肤白皙光润，精神焕发，就好像是走过广场旅馆的茶室时那样。
赫斯特有一次带着我从前的副导演哈里·克罗克一起去欧洲旅行。那时哈里已是赫斯特的社交秘书，他问我是否可以为Ｗ·Ｒ·写一封介绍信给菲利普·沙逊爵士，于是我给他写了。
菲利普热诚款待了赫斯特。他知道赫斯特多年来一直公开反英，就作了安排，让他和威尔士亲王会面。菲利普让这两位在他的藏书室里单独会晤，据他说，亲王在那里单刀直入地问赫斯特为什么要那样反英。他还说他们在那里谈了两个小时，他相信那次与亲王的会晤收到了有益的效果。
我永远无法理解赫斯特的反英情绪，因为他在英国拥有贵重的股票，可以从这些股票中获得巨额利润。他的亲德倾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关键时刻，他和当时德国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引起了舆论强烈的抨击。赫斯特虽然拥有强大的势力，但也无法平息物议。此外，他的美国外籍通讯记者卡尔·冯·维甘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时，还经常写偏袒德国的文章。
赫斯特去欧洲旅行时，访问了德国，并会见了希特勒。那时人们还很少知道希特勒的那些集中营。第一次是我的朋友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写了几篇报道，透露了那些集中营的内幕。范德比尔特找了一个借口，进入了一个集中营，描写了纳粹在那里进行的种种迫害。但是，由于那些残酷的暴行被他描绘得近似荒唐，所以很少人相信那是真的。
范德比尔特寄给我一套明信片，上面印的都是希特勒发表演说时的姿势。他那张脸丑恶得可笑——好像是在拙劣地模仿我的样儿，一撮怪滑稽的小胡子，几绺竖起的乱发，再有那可厌的薄唇小嘴。我不可能把希特勒这样一个人放在眼里。每一张明信片上是一个不同的姿势：有一张上面，他向一群人大声疾呼，手蜷曲得像两个爪子；另一张上面，一条胳膊举起，另一条胳膊下垂，像一个玩板球的人准备投球；再有一张上面，双手在前面紧握，好像是在举一个假想中的哑铃。敬礼时一只手向上挥起，引向肩后，掌心向上，我看了那样儿就想到要在它上面放一托盘龌龊盆子。“这是一个疯子呀！”我心里想。但是，等到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被迫离开德国，我才觉得希特勒这副嘴脸不是滑稽可笑，而是阴险可怖了。
我第一次会见爱因斯坦是在一九二六年，那时他到加州来讲学。我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一些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艺术家，他们都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发挥了自己的热情。我的这一想法很能说明爱因斯坦的个性。他性情愉快，对人亲切，细看上去像一个典型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德国人。虽然他的态度是那么安详温和，但是，透过外表，我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而他那非凡的智力就是来源于这种性情。
环球电影制片厂的卡尔·莱姆勒打电话给我，说爱因斯坦教授想要见我。我听了很是激动。于是我们在环球电影制片厂里会见，并在那里同教授、他的夫人、他的秘书海伦妮·杜卡斯和副教授沃尔特·迈耶共进午餐。爱因斯坦夫人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实际上要比教授说得更好。这位肩宽背阔的妇女，精力十分充沛；显然她因为做了这位伟大人物的太太而感到幸福，并且无意于掩饰她这种心情；她那高度热情是可爱的。
饭后莱姆勒先生领大家去参观电影制片厂，爱因斯坦夫人把我拉到了一边，小声儿说：“您为什么不邀教授上您家去呢？我知道，如果有机会单是咱们几个人在一起静静地谈一谈，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爱因斯坦夫人关照，应当举行一次简单的宴会，所以我另外只请了两个朋友。席上她讲给我听爱因斯坦博士发明相对论那天早晨的情景。
“博士像往常一样，穿着他的睡衣，从楼上走下来早餐，但是那天他几乎什么东西也不吃。我以为他不大舒服，就问他哪儿不痛快。‘亲爱的，’他说，‘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他喝完了咖啡，就走到钢琴跟前，开始弹琴。他时而弹几下，时而停一会儿，记下了一些什么，然后又重复说：‘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一个绝妙的想法！’”
“我说：‘那么，究竟是什么想法呀，你就讲出来吧，别叫人打闷葫芦啦。’”
“他说：‘这很难说，我还得把它推究出来。’”
她告诉我，说他怎样继续弹琴，有时记下一些什么，大约经过了半个小时，然后回到楼上他的书房里，关照她别让人打扰他，此后就在楼上待了两个星期。“每天我把饭菜给他送上去，”她说，“黄昏时他出去散一会儿步，活动活动，然后又回到那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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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她说，“他终于从他的书房里走下来，面色很苍白。‘喏，就是这个，’他对我说，一面疲倦地把两张纸放在桌上。那就是他发明的相对论。”
因为雷诺兹医生也懂得点儿物理学，所以那天晚上我也邀请了他，他在席上问教授可曾看过邓恩写的《时间实验》。
爱因斯坦摇摇头。
雷诺兹装模作样地说：“邓恩提出了一条有关维数的很有趣的原理，一种叫什么，”——说到这儿，他迟疑了一下——“一种叫什么维数的发展。”
爱因斯坦赶快向我转过了身，带着顽皮的神气悄声说：“一种维数的发展，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后来雷诺兹不再谈维数的问题了，他问爱因斯坦可相信鬼吗。爱因斯坦承认从来不曾看见过鬼，还说：“如果有其他十二个人同时看到了同样的现象，那么我是会相信的。”他笑了。
那时候大家都盛谈灵魂现象，心灵体流露的表演在好莱坞风行一时，尤其是一些电影明星家里，常常举行灵魂学家聚会，表演实物腾空和各种心灵学现象。我没参加过这种集会，但是著名喜剧女演员范妮·布赖斯言之凿凿，说她在一次灵魂学家集会上亲眼看见一张桌子从平地升起，飘浮在屋子里的空中。我问教授可曾目睹这种现象。他和蔼地笑了笑，摇了摇头。我还问他的相对论是否和牛顿的假设有所抵触。
“相反，”他说，“它是那假设的进一步发展。”
我在席上告诉爱因斯坦夫人，说等我的下一部影片放映后，我准备去欧洲。
“那时候您一定要到柏林来看我们，”她说。“我们住的地方不大——教授没有很多钱，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有一百多万美元供他用来作科学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动用它。”
后来我去柏林时，到他们住的那一套朴素的小公寓房子里去拜访他们。那住宅有点儿像你在布朗克斯看到的房子：一间房兼做客厅和餐室，地下铺着破旧的地毯。家具中最贵重的是那架黑漆钢琴，也就是爱因斯坦在那上面写出有关四维空间的历史性草稿的钢琴。我常常猜想，不知道那架钢琴后来落到哪里去了。它可能被安放在史密森协会或大都会博物馆里了，也可能被那些纳粹党徒当柴火烧了。
纳粹的恐怖笼罩了德国，爱因斯坦一家人去美国避难。爱因斯坦夫人讲了一件有趣的事，说明教授在金钱方面是多么一无所知。普林斯顿大学要聘请他，谈到了报酬问题。教授提出的数目太小了，普林斯顿学校当局说，他所要的待遇在美国连维持生活都不够，他至少需要两倍于此数的薪水。
一九三七年，爱因斯坦夫妇到加州旧地重游，一同来看我。爱因斯坦和我亲热地拥抱，并告诉我，他是同三位音乐家一起来的。“饭后我们要演奏一回给您听听。”那天晚上，爱因斯坦参加演奏了一次莫扎特的四重奏。虽然他的弓法不太娴熟，技巧有点儿生硬，但是演奏时他露出了狂喜的神情，闭拢了眼睛，摇晃着身体。那三位音乐家对教授的参加并不表示十分欢迎，都委婉地劝他休息一会儿，由他们三个人另奏几支乐曲。教授同意了，然后和我们一起坐在那里听。可是音乐家演奏了几个乐曲后，教授悄声儿问我：“我什么时候再演奏呀？”音乐家们走后，爱因斯坦夫人有点儿着恼，她安慰她丈夫道：“你演奏得比他们哪一个都好！”
过了几天，爱因斯坦夫妇又来晚餐，这一次我邀请了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玛丽昂·戴维丝、Ｗ·Ｒ·赫斯特，以及其他两位客人。玛丽昂·戴维丝坐在爱因斯坦旁边，爱因斯坦夫人坐在我右边，再过去就是赫斯特。饭前大家兴致好像都挺不错，赫斯特很亲切，爱因斯坦很客气。但是，大家吃了一会儿，我就觉察出气氛逐渐冷淡下来，到后来大家一句话也没有了。我竭力要使谈话活跃起来，但是怎么也没法引得客人开口。餐厅里笼罩着可怕的沉寂，我只见赫斯特愁对着他的点心盆子，教授露出微笑，坠入沉思。
玛丽昂仍旧是那样嘻皮笑脸，在桌上向每个人说几句俏皮话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