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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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极了！非常好！”主教说。
“至于她的政纲，再有她的政历，代表这个，呃……呃……”“这个选区的，”主教说——我每次一结巴，他就提醒我——“阿斯托夫人的政历肯定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我最后还说，我知道她为人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心地是极其善良的。我走下了车，主教仍旧满面堆笑，他热情地和我握手。
英国的牧师具有强有力的诚恳感，这最好地反映了英国人的品质。正是由于休利特·约翰逊博士和牧师会会员柯林斯这些人物，以及其他许多高级教士，英国教会总是显得那么生气勃勃的。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4）
我的朋友拉尔夫·巴顿做出来的事情很古怪。我发现客厅里的钟停了，电线被人割断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他说：“是呀，是我给割断的。我嫌那钟滴答滴答吵得讨厌。”我听了很惊讶，感到不大痛快，但是，想到拉尔夫一向脾气古怪，也就把这件事丢开不提了。他离开纽约后，忧郁症看来已经痊愈。现在他决定要回美国了。
临动身之前，他问我是否高兴和他一起去看他的女儿。那是他的大女儿，是他第一个妻子所生的，一年前做了修女，现在在哈克尼一个天主教女修道院里。拉尔夫常常提起她，说她十四岁就受到神的感召，一心要做修女，无论父母怎样劝说也没用。他给我看她十六岁那年拍的一张照片，她的美貌立刻将我吸引住：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个丰满而又细巧的嘴，从照片上向人亲切地微笑。
拉尔夫解释，说他夫妇曾经带她去巴黎，多次参加舞会，出入夜总会，希望她能打消进修道院的念头。他们给她介绍了好些男朋友，让她到最热闹的地方去玩，她好像也感兴趣，但结果仍旧不能改变初衷。拉尔夫已有十八个月没见到她。现在修女见习期满，她已正式担任圣职。
女修道院坐落在哈克尼贫民区中心，是一所阴暗的房子。我们到了那里，女修道院长接待我们，把我们让进了一间阴森森的小房间，我们在那里坐下，等候了不知多少时间。最后他的女儿进来了。我登时感到一阵悲哀，因为她长得和照片上一样美丽，只是笑时露出嘴里有一边缺了两颗牙齿的地方。
当时的情景显得很不调和：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间阴暗愁人的小屋子里；三十七岁的父亲是一个混混沌沌的俗人，他跷着腿，吸着香烟；十九岁的女儿是一个漂亮年轻的修女，她坐在我们对面。我想离开那儿，在外面汽车里去等着，但是他们父女俩怎么也不许我走。
她虽然外表上愉快活泼，但是我可以看出她另有那么一种冷淡的神气。她的动作很急促，仿佛是神经过敏的，一谈到自己做小学教师她就显得很紧张。“小孩儿真难教，”她说，“可是，我会习惯的。”
拉尔夫和她谈话时，一面吸着烟，眼光中流露出得意的神气。虽然他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看得出，他挺喜欢女儿成为一个修女。
父女俩团聚时，有着那么一种忧郁冷落的气氛。肯定她已经在精神上经历了一次考验。尽管她是那样美丽年轻，但是自有一种忧郁和严肃的神气。她谈到我们在伦敦受到欢迎的热闹情形，还问到拉尔夫的第五位妻子杰曼·泰尔菲的近况。拉尔夫告诉她，说他们已经离婚。“这还用说吗，”她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我就是不赞成爸爸娶那么多太太。”拉尔夫和我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拉尔夫问她是否要在哈克尼待很久。她心事重重地摇了摇头，说教会也许要派她去中美洲。“但是，去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是不会让我知道的。”
“那么，到了那儿，你总可以写封信给你父亲吧？”我插了一句。
她犹豫了一下。“照规矩我们是不可以和任何人通信的。”
“连你父母也不可以吗？”我问。
“不可以，”她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接着向她父亲笑了笑。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临走的时候，她抓住了父亲的手，好半晌亲切地握着它，这仿佛是出于一种天性。我们驱车离开了那儿，拉尔夫虽然仍旧装得不大介意，但是可以看出他很抑郁。两星期后，他在纽约寓所里自杀：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向自己开了一枪。
此后我常常去看Ｈ·Ｇ·威尔斯。他在贝克尔街租了一所公寓房子。我去那里拜望他，总看见他的四个女秘书，四面堆满了参考书籍，一面从百科全书、技术书刊，以及文献和论文中作摘记，一面进行核对。“那是我最近写的一部书，《货币分析》，”他说，“工作量是够呛的。”
“看样子，我还以为工作大部分是她们做的哩，”我开玩笑说。他图书室四周高架子上摆了一些样子像大型饼干听的箱子，上面分别标着：“传记材料”，“私人信件”，“哲学论文”，“科学资料”，等等。
饭后来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是看上去很年轻的拉斯基教授。哈罗德是一位极有才华的演说家。有一次我听他在加州美国律师公会里演讲，也不用什么提纲摘记，就口若悬河地谈了一个小时。那天晚上，在Ｈ·Ｇ·的寓所里，哈罗德向我谈了有关社会主义哲学的一些惊人的新发明。他说，速度上的稍许加快，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差别。那次谈话非常有趣，后来Ｈ·Ｇ·就寝的时间到了，他毫不客气地望了望几位客人，再看了看自己的表，于是大家都散了。
一九三五年，威尔斯到加州来看我时，我怪他不应该那样批评苏联。我读了几篇他贬低苏联的报道，想要从他那里知道一些第一手资料，没想到他几乎是对苏联表示深恶痛绝。
“但是，您的结论是不是下得过早了呢？”我和他争辩。“他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国内外都出现了反对势力和阴谋活动。再过相当的时候，肯定会有好的成果吧？”
那时候，威尔斯对罗斯福的新政取得的成绩抱着很大希望，认为在美国垂死的资本主义中会出现一种半社会主义。他好像对他曾经会晤过的斯大林特别啧有烦言，说苏联在他的统治下变成了一个暴虐专制的国家。
“既然您这位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注定了要毁灭，”我说，“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又失败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社会主义不会在苏联失败的，也不会在其他地方失败的，”他说，“然而，社会主义的这一特殊发展，变成独裁政体了。”
“苏联肯定是犯了错误，”我说，“并且，和其他国家一样，还会继续犯错误。我认为它最大的错误是，革命后拒绝偿付外国贷款和苏联公债，说什么那些都是沙皇欠下的债。可能它有理由拒付这些债款，但我仍认为它铸成了一个大错，因为这样就招致了其他各国的反对、抵制和军事入侵。结果是，它比偿付这些债款多花了一倍的钱。”
威尔斯部分同意我的看法，说我的见解理论上是对的，但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为拒付沙皇的欠债已经明令公布，这一件事鼓舞了革命斗志。如果再去偿清旧政权的债务，那就会激起人民的愤慨。
“可是，”我争辩，“如果苏联肯遵循惯例，不那样单凭理想，它就可以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借到巨额贷款，把本国的经济更快地建设起来，而由于战后资本主义迭经变革，通货膨胀，这就可以很容易地偿清了它的债务，同时保持了国际信誉。”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5）
威尔斯笑起来。“可现在已经太晚啦。”
我会见威尔斯的次数很多，会见的地方也不同。他在法国南部为他的苏联太太盖了一幢房子，而那位太太的脾气是很容易激动的。壁炉架上边刻了几个哥特体的字：“两个爱人，筑室于此。”“是呀，”他听我谈到这题词时说。“我们好多次把这块牌子装上去又拆下来。每次我们拌了嘴，我就吩咐泥水匠拆下它；等到我们和好了，她又吩咐泥水匠把它装上去。它被装上去又拆下来好多次，到后来，泥水匠不来理我们了，让它留在那上边了。”
一九三一年，威尔斯的《货币分析》完稿，写这部书一共花了两年时间，看来他很疲劳了。
“现在再打算做什么呢？”我问。
“写另一本书。”他懒懒地笑着说。
“我的天呀，”我说，“您就不准备休息一个时期，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吗？”
“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呢？”
威尔斯的寒微出身，给他留下了一些迹印，这不是从他的作品中或者外表上，而是像我一样，可以从他那过分敏感的反应上看出来。我记得，有一次他错发了一个“ｈ”音，直羞得头发根都红了。想不到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会为这样一件小事情脸红。我记得，还有一次他谈到一个在英国贵族家里当花匠的叔父。叔父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威尔斯进一个大宅门当听差。Ｈ·Ｇ·嘲笑说：“要不是老天爷保佑，我也许已经当上一位二管家了！”
威尔斯要知道，我是怎样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的。我告诉他，那是因为我到了美国，有一次遇见了厄普顿·辛克莱。他驱车陪我去帕萨迪纳他家里午餐，途中轻轻地问我是否相信利润制度。我半开玩笑说，这问题只有会计师能够回答。这的确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但是我本能地感受到，他这一句话问到了点儿上，从那时候起，我就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并且不再把政治看作是历史问题，而把它看作是经济问题了。
记得威尔斯曾经问我是否具有超感觉力。于是我讲给他听一件可能并非出于巧合的事情。有一次，我和网球运动员亨利·科歇，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到比亚里茨的一家酒吧间里。酒吧间墙上是三个赌博的轮盘，每个轮盘上都标有“１”到“１０”的号码。我故弄玄虚，半开玩笑地说，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精神力量的支配，要去转动那三个轮盘，第一个轮盘将停在“９”上，第二个将停了“４”上，第三个将停在“７”上。接着，啊，瞧呀，第一个停在“９”上了，第二个停在“４”上了，第三个停在“７”上了——它的可能性是百万分之一。
威尔斯说这纯粹是出于巧合。“可是，”我说，“如果巧合的事情一再发生，那就是值得研究的，”于是又讲到一则我小时候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我走过坎伯韦尔路一家杂货铺，发现那店铺关上了百叶窗，这情形是罕见的。我由于一种什么冲动，就爬上窗台，向百叶窗的洞隙里望。屋子里阴暗无人，但是食品杂货都摆得好好的，地板当中是一口大货箱。我当时感到一阵恶心，就跳下窗台，继续朝前走去。过后不久，破获了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一个外表和蔼、年纪六十五岁、名叫埃德加·爱德华兹的老人，霸占了五家杂货铺，每次他都是用窗户的平衡棒（一种铁棒，用来平衡可以上下拉动的窗户）。打死了原来的店主，然后霸占了他的财产。在坎伯韦尔路那家杂货铺里，那口货箱中装的是最后三个被害者的尸体：达比先生、达比太太和他们的孩子。
但是威尔斯不相信这是由超感觉力起的作用，他说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巧合的事情，这原是一些很普通的现象，它们并不能证明什么。我们当时谈到这里为止，其实我还可以告诉他一件亲身经历，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有一次在伦敦桥路一家酒店门口停下来，去讨一杯水喝。一个态度和蔼、留着小黑胡子的男人，给了我一杯水。不知怎的，我一时不想去喝那水。我假装着要去喝，趁那人转身和另一个顾客谈话时，就放下那杯水走了。两个星期后，伦敦桥路王冠酒店老板乔治·查普曼被控用马钱子碱先后毒死了五个妻子。就在他给我水喝的那一天，最后一个被他害死的妻子正在酒店楼上一间屋子里咽气。查普曼和爱德华兹后来都被绞死了。
讲到鬼神的事，我在贝弗利山盖那幢住宅的大约前一年，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写信的人说，他是一个千里眼，一次在梦中看到了一幢房子，房子造在一个小山顶上，前面是一片草坪，草坪的尽头有点儿像船头那样，是尖的。
那幢房子一共有四十扇窗，还有一间天花板很高的大音乐室。他说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两千年前印第安人曾在那块土地上杀活人祭神。你永远不能让那幢房子里黑暗，否则那儿就要闹鬼。信里还说，如果要避免遭到凶祸，那除非是我不单独待在那幢房子里，同时还要使房子永远保持光亮。
当时我并没注意这封信，以为那是什么骗子写来的，就把它当作一件奇怪好笑的事搁在一边了。但是，过了两年，我有一次清理书桌抽屉，发现了那封信，又把它读了一遍。真奇怪，信里有关房子和草坪的描写完全是对的。以前我不知道有多少窗，这时想到了去数一数，使我十分惊愕的是，我发现那些窗子恰巧是四十扇。
我虽然不相信幽灵，但是有一回决定要做一次试验。星期三晚上用人都休假，房子里空寂无人，所以我到外面去晚餐。一吃完饭，我就回到家里，走进琴房，那是一间像教堂中部那样狭长的屋子，天花板是哥特式的。我放下窗帘，扭熄了所有的灯。然后，我一路摸索到一张扶手椅跟前，在椅子里静悄悄地坐了至少十分钟。浓密的黑暗刺激了我的感官，我恍惚觉察到一些模糊的影子在我眼前飘荡；但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月光照进窗帘的隙缝，在一只水晶酒瓶上折射的光影。
我把窗帘拉紧了，那些浮动的影子也消失了。我又在黑暗中等着——这一次足足等了五分钟，没有任何动静，我就小声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