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把窗帘拉紧了，那些浮动的影子也消失了。我又在黑暗中等着——这一次足足等了五分钟，没有任何动静，我就小声儿说：“如果这儿有鬼，就请向我显灵吧。”我又等了一会儿，但是仍旧毫无动静。于是我又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交通神明？是否可以给我一个信号，比如，轻轻地拍一声，或者，不用这个方式，而是通过我的心灵，促使我写出一句什么话来；要不，就吹来一阵冷风，表示幽灵出现了。”
我又坐了五分钟，但是，既没有吹过来一阵风，也没有出现任何迹像。四周一片死寂，我心里空洞洞的。我认为试验终于失败，于是开亮了灯。后来我走进了起居室。窗帘不曾拉拢，月光下清楚地看出了那架钢琴。我坐下来，开始抚那些琴键。无意中我弹出了一个和弦，觉得那声音很美，于是又重复弹了几次，最后乐声在整个屋子里回荡。我为什么要这样弹琴呢？也许，这就是一种神灵的显示吧！我继续弹那个和弦。突然一道白光围在我的腰里，我蓦地从钢琴前面跳起来，站在那里，一颗心扑通扑通跳得像是在擂鼓一样。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6）
我镇定下来以后，开始推究原因。钢琴是摆在窗边角落里的。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那是一辆从山路上驶近的汽车射出来的灯光，我把它当作心灵体的流露了。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件事情，我又在钢琴前面坐下，又把那和弦反复弹了几次。起居室那面尽头是一条黑暗的过道，过道那边是餐厅的门。我从眼角里看见那扇门开了，一个什么东西从餐厅里出来了，沿着黑暗的过道走过去了，那是一个矮小难看的妖怪，眼睛周围有着像小丑脸上画的那种白圈儿，一一地向琴房走了过去。我还没来得及扭转头，它已经不见了。我毛骨悚然，站起了身，要去追它，但是它已经走得没有踪影了。我以为那是由于自己神经太紧张的缘故，可能是一根闪动的睫毛构成了幻景，于是我又去弹琴。此后再不曾出现什么迹象，我决定睡觉去了。
我换了睡衣，走进浴室。刚开亮灯，我就看见了那个妖怪，它正在浴缸里瞪着我！我一下子跳出浴室，差点儿摔倒。原来那是一只臭鼬呀！我从眼角里看见的就是那个小东西，只是它在楼下显得更大了一些。
第二天早晨，男仆把这个惊惶失措的小畜生关在笼子里，后来我们都很钟爱它。但是有一天它逃走了，此后我们再不曾看到它。
我离开伦敦之前，有一天约克公爵和公爵夫人邀我去午餐。那是一次便宴，席上只有公爵、公爵夫人、夫人的双亲，此外再有她的兄弟——一个大约十三岁的小家伙。稍停，菲利普·沙逊爵士也来了，餐后公爵夫人托我们俩送她兄弟回伊登中学。这个小家伙挺安静，他紧跟着菲利普爵士和我；我们由两位班长陪同着在学校附近走了一圈，后来班长和其他几个学生请我们去喝茶。
我们走进了那个卖糖果和便宜茶的普通的小卖部，公爵夫人的兄弟和其他百来个伊登中学学生留在外边。我们四个人走进楼上一间很挤的小屋子，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下。他们招待得很周到，可是后来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茶时，我随便答应了一句，而这就害得他们发生了经济恐慌，因为我们的主人钱不够了，不得不和其他几个学生商量办法去了。
菲利普悄声说：“恐怕是，他们为了请咱们客，缺了两便士，这可怎么办呢。”
但是他们终于凑齐了钱，又叫了一壶茶，我们不得不赶快给喝了，因为上课铃已经响了，他们只有一分钟时间，就要赶进校门，所以当时那一阵是够乱的。我们进了校舍，由校长出来接待，他领着我们去参观了雪莱和其他许多名人在里面刻了姓名的那间大厅。最后校长仍将我们交给了那两位班长，由他们领着进入全校中最神圣的地方，也就是雪莱住过的那间屋子。但是我们的朋友小鲍斯－莱昂仍留在外边。
只听见我们年轻的东道主口气十分专横地对他说：“你来干什么？”
“哦，他是和我们一起的，”菲利普出去打圆场，说明他是我们从伦敦带来的。
“好吧，”我们的年轻东道主不耐烦地说，“进来吧。”
菲利普爵士悄声说：“他们这样准许他进来，已经是作了很大的让步；如果是另一个孩子撞进了这个圣地，那是会影响他的前途的。”
直到后来有一次陪阿斯托夫人去伊登中学，我才注意到该校的斯巴达式纪律。那是一个严寒的日子，天色已经十分黑暗，我们沿着灯光朦胧的棕色过道摸索着前进，看见每个房门口旁边墙上都挂着洗脚盆。最后我们找到了那间屋子，敲了敲门。
阿斯托夫人说：“我想要知道，这个周末是不是可以让你回家去。”
我们谈了一会儿，忽然听见叩门的声音，我们还没来得及说“请进”，只见门把手已经转动，舍监走进来了，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身材魁梧，仪容漂亮，留着金色头发。他简单地向阿斯托夫人说了一句“晚上好”，向我点了点头。接着他就把臂肘撑在小壁炉架上，开始吸他的烟斗。显然阿斯托夫人来得不是时候，所以她解释道：“我这次来，是想要知道，可不可以领这孩子回去度周末。”
“很抱歉，不可以，”他很不客气地回答。
“哦，就照顾一下吧，”阿斯托夫人仍旧和颜悦色地说，“别这么固执啦。”
“我不是固执，我只是说明事实。”
“可是，瞧他的脸色这么苍白。”
“哪里的话，他人很好嘛。”
我们原来坐在孩子的床上，这时她站了起来，走到舍监跟前。“哦，就照顾一下吧！”她连哄带骗地说，一面轻轻地推了推他，我常常看到，每逢要说服劳合·乔治或其他人时，她总是喜欢这样推推他们。
“阿斯托夫人，”舍监说，“你这种习惯很不好，你会把人推倒的。我请你别这样。”
这一来阿斯托夫人技穷了。
后来不知怎的，我们把话题扯到了政治问题上，可是舍监立刻用一句简短的批评打断了我们的话：“英国的政治之所以搞不好，就是因为女人太爱多管事，话说到这儿为止，晚安，阿斯托夫人。”接着他很随便地向我们两人点了点头，就走开了。
“瞧这个人脾气多么坏，”阿斯托夫人说。
可是她的儿子却为舍监辩护。“哦，他不坏，妈妈，实际上他人非常好。”
尽管舍监那样反对妇女，但是我仍十分喜欢他的为人，因为他具有那么一种诚实和坦率的性格，他毫无幽默感，但是很诚挚。
我已多年不曾见到我哥哥雪尼，所以从英国到尼斯，去他那儿盘桓几天。雪尼以前老是说，等到有一天攒满了二十五万美元，他就要退休。这里我可以补充一句，他攒的钱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他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一个杰出的喜剧演员，他拍了许多很能卖座的影片，其中包括《潜艇领航》、《鸿运高照》、《箱中人》、《查理的姑母》，等等，他从这些影片中赚了不少钱。现在，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已退休，和他妻子在尼斯安了家。
当时弗兰克·Ｊ·古尔德也住在尼斯，他听说我要去那儿看我哥哥，就邀我去朱安莱潘他家里作客，我当即答应了。
我到尼斯之前，在巴黎停留了两天，到女神剧场去了一趟，因为兰开夏八童伶班的艾尔弗雷德·杰克逊正在那里领班，他是从前剧团中的童伶之一。我见到了艾尔弗雷德，他告诉我，杰克逊家已经相当富裕，现在拥有八个舞蹈班，他父亲仍旧健在。我如果去女神剧场，就可以看到他，因为几个戏班都在那儿排练。老人虽然已经八旬开外，但仍然精神矍铄。我们谈到往事，都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7）
“你瞧，查理，”他说，“你小时候给我的印象最深：你的性情是那么柔顺啊。”
社会的赞扬，不能使你长期地陶醉，就像蛋白牛奶酥一样，时间一久，它就会塌了下去。这一次我受欢迎，那情形也是如此：往后气氛突然冷下来了。第一阵风是从报刊上吹来的。经过一番天花乱坠的吹捧，报刊改变了它们的调门。我想，那是为了读起来可以更有趣一些吧。
伦敦和巴黎的激情已经消逝。我感到倦怠了，需要休息了。我在朱安莱潘休息时，接到通知，要我到伦敦守护神戏院作一次钦命演出。但是我不曾去，只汇去了二百英镑。这一来我就触怒了当局。他们说我冒犯皇上，藐视圣旨。我没想到，守护神戏院经理的一纸通知竟有如皇上的诏书一样。再说，我是临时接到通知，也来不及为此作好准备。
几个星期以后，又受到了第二次抨击。一天，我正在网球场上等候我的搭档，来了一个年轻人向我介绍他自己，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就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个年轻人挺讨人欢喜，会对人表示同情。我这人有一个弱点，就是会对新认识的人突然发生爱好，尤其是遇到那位新交善于聆听别人的话，于是，我就在许多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谈到世界大事时，我表示悲观，说欧洲局势将导致另一场战争。
“哼，下一次再打仗，可别指望我参加，”我的朋友说。
“我认为你这样并没错，”我回答，“我就是瞧不起那些专给我们带来苦难的人；我就是不爱听人家吩咐，要我们去把什么人杀死，去为什么事情送命——还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爱国。”
我们很亲切地道了别。记得我还约他第二天吃晚饭，但是后来他没来。真没料到呀！和我谈话的这个人并不是什么朋友，原来他是一位新闻记者。第二天报纸就在显著地位刊出：“查理·卓别林不是爱国主义者！”
报道的是实话，但当时我并没要把私人的看法公诸报端。事实是：我之所以不是爱国主义者，那不但是由于道德或理智上的原因，而且由于我缺乏这种爱国主义者的感情。有人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这时候你怎么能容忍爱国主义？也许有人说，那是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可是，每一个国家里都潜伏有那种杀人的组织啊。
我是不能大力鼓吹国家自豪感的。如果你是深受了这些影响，如家庭的传统，住宅和庭园，快乐的童年，家人和朋友，等等，那我是能够理解你这种感情的，然而，我却是缺乏这一切背景的。对我来说，爱国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地方习惯所形成的思想感情罢了；如赛马，打猎，吃约克郡布丁、美国牛肉饼和可口可乐，然而，如今这些土产都已成为全世界普及的东西了。当然，如果我所在的国家遭到侵略，我想，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会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我不能对祖国抱那样狂热的爱，因为那样只会使一个人成为纳粹，所以，我尽可以毫不在乎地放弃了它——根据我的观察，纳粹组织虽然暂时是潜伏着的，但是它们可以很快地在每一个国家里活跃起来。因此，除非是我本人相信某一政治目标，否则我就不愿意为它作出任何牺牲。我不能为国家主义牺牲——我更不愿为一位总统、首相或独裁者去送死。
过了一两天，菲利普·沙逊爵士陪我去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鲍尔桑家午餐。他家住在法国南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座上有一位客人显得很特殊，他身体瘦长，头发乌黑，留着小短胡子，样子和蔼可亲，午饭时我和他攀谈起来。当时我谈到梅杰·道格拉斯写的《经济民主》一书，说他的信贷理论可以解决目前各国的经济危机——这时我不妨援引孔苏埃洛·鲍尔桑那天午后所说的话：“我发现和卓别林谈话挺有趣，我注意到他那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
首先我肯定说了一些话，特别使那位身体瘦长的绅士感兴趣，因为他脸上闪出了光，眼睛张得很大，我可以看出了他的眼白。他好像赞同我说的每一句话，可是后来我谈到了我的主题，而那些话肯定又是和他的意思相左的，因为他露出了失望的神气。原来那天我是在和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谈话，我根本没想到这个人后来会当上了英国黑衫党头子——但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瞳仁上边露出眼白，咧开着的大嘴里露出牙齿，给人的印象即使不是有点儿可怕，至少是十分异样的。
在法国南部，我还会见了埃米尔·路德维希这位曾经为拿破仑、俾斯麦、巴尔扎克等人写了巨帙传记的作家。他把拿破仑描写得很有趣，但是，由于过分注意心理分析，反而使一些叙述为之减色。
他拍给我一份电报，说他十分欣赏我的《城市之光》，很想要见我一面。他那副样子和我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他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奥斯卡·王尔德，头发留得很长，丰满的嘴唇旁边有着女性的曲线美。我们两人在我的旅馆里会见，初见时他显得相当客套，有些做作，他递给我一片月桂树叶，说：“从前罗马人成了名，人家就赠给他一顶月桂树叶编的王冠。所以，我送您一片月桂树叶。”
过了一会儿，我对这种热情的赞扬逐渐适应，这才开始觉察到，路德维希是在掩盖他的羞涩情绪。等到他恢复正常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有趣的人。我问他写传记时什么是最基本的条件。他说最基本的是态度。“这样说来，传记是具有偏见和经过删节的记录了，”我说。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事情是不会被提到的，”他回答，“因为那些事情牵涉到了其他的人。”
晚餐席上，他问：在所看到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