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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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事情是不会被提到的，”他回答，“因为那些事情牵涉到了其他的人。”
晚餐席上，他问：在所看到过的东西当中，我认为什么是最美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海伦·威尔斯打网球的动作最美：不是姿势优美，动作简练，而且对于男性有一种健康的吸引力。再有，就是停战后不久我看到的一个新闻片镜头，拍的是一个农民在佛兰德犁一片上面曾经死了成千上万人的土地。路德维希描绘了一幅佛罗里达海滩日落的景色，那时，一辆敞篷汽车懒洋洋地驶过，车上挤满了穿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其中有一个坐在后挡泥板上，一条腿荡在空中，汽车在前进，她的脚趾触到了沙土，划出了一条连绵不断的迹印。
此后，我又想起其他美丽的景色：那是佛罗伦萨贵族广场上本文努托·切尔利尼的“珀修斯”。那时是夜晚，广场上已经点上了灯，我原来是打算去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但是一看到“珀修斯”，我觉得其他一切艺术品都黯然失色。我被它那风格与形式的无法形容的美所陶醉。珀修斯手里高举着墨杜萨的头，那女怪在他脚底下惨痛地蜷曲着身体，珀修斯成为一切悲哀的像征，他使我想起了奥斯卡·王尔德神秘的句子：“因为，每个人都会杀死他心爱的东西。”在善与恶永恒的神秘的斗争中，他完成了自己应做的事情。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8）
我接到阿尔巴公爵的电报，邀我去西班牙。但是第二天报纸上都以大字标题刊出：“西班牙爆发革命”。于是我终止去西班牙，改赴维也纳——忧郁的，美丽的维也纳。那个地方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有过一段罗曼史。那件事的经过，有点儿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最后一章：两人海誓山盟，最后吻别，知道以后再不会有相逢的日子了。
离开维也纳，我到了威尼斯。那是秋天，当地已经没有游客。但是我却更喜欢那里有一些游客，因为有些地方需要游客点缀，才会显得温暖有生气，否则就很容易变得像一片墓地一样。实际上我是喜欢那些游山玩水的人，因为，去度假日的人，看来总要比匆匆忙忙挤进旋转门上写字间的人更可爱一些。
威尼斯虽然景色秀丽，但使人感到忧郁，所以我只在那里待了两夜，每天没什么可以消遣的，只有听听留声机唱片——连唱片也只能偷着听，因为星期日跳舞和听唱片都是墨索里尼所禁止的。
我原来想要回到维也纳，去那儿重寻旧欢。但是因为已约好了去巴黎，赴创议欧洲合众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午宴，我不愿错过这一机会。那次我会见白里安先生时，他好像身体欠佳，带有一副失望和愤懑的神气。午宴是在巴黎《不妥协者》报发行人巴尔比先生的寓所里举行的，虽然我不懂法语，但是觉得那次宴会十分有趣。诺阿耶女伯爵是一个活泼得像只鸟儿似的娇小的女人，她说得一口英语，非常机敏可爱。白里安先生一看见她就说：“近来我极少见到你；你这样难得来，就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弃了的情妇啊。”
餐后，他们陪我去爱丽舍宫，我在那里受了荣誉军团勋位。
我不打算描绘我第二次访问柏林时受到热烈的、盛大的欢迎——虽然，有时候我几乎又是心痒痒地想要去提到那件事。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有一次玛丽和道格拉斯把他们出国时拍的旅行记录片放映给我看。我总以为，他们会给我看一些有趣的旅行记录片的。那影片一开始，映的是玛丽和道格拉斯抵达伦敦的情景，火车站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旅馆外边欢迎的群众也是人山人海，然后是他们抵达巴黎的情景，那儿欢迎的人更多了。我看完了伦敦、巴黎、莫斯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各地火车站上和旅馆外面的盛况，就天真地问：“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看一点儿镇市上和乡村里的风光呀？”他们都笑了。应当承认，我描绘那些欢迎我的群众时，也是不够谦虚的。
再说，到了柏林，民主政府招待我，并派约克女伯爵——一位非常漂亮的德国姑娘——陪着我，可以说是由她充当了我的随员。那是一九三一年，是纳粹党人刚在德国国会中得势的时候，我竟然不曾觉察到有半数的报刊都在攻击我，说我是一个外国人，说德国人这样狂热地欢迎我实在可笑。当然，这些都是纳粹报纸。当时我很天真，玩得很高兴，对这一切都毫不注意。
德皇的一位堂弟，很热情地陪我去参观波茨坦的无愁宫。在我看来，所有的宫殿都是一些荒谬的建筑，是一些无谓的炫耀。想到凡尔赛宫、克里姆林宫、波茨坦宫和白金汉宫时，我一般并不重视它们的历史意义，而只是意识到它们是由夸大自负的心理构成的。德皇的堂弟告诉我，无愁宫具有更美的建筑风格，它虽然小巧，却更富有人情味。但是我看了它，就想起了妇女的梳妆盒，感到很扫兴。
我参观了柏林罪犯作案展览馆，只感觉到恐怖和烦闷——看到那些照片上拍的尽是被害的、自杀的以及形形色色腐化堕落和人类的变态行为。最后我总算离开了那幢大厦，又呼吸到新鲜空气。
《奇迹》的作者冯·富尔默博士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在那里会见了德国的一些艺术和戏剧代表人物。我还和爱因斯坦夫妇在他们那套小小的公寓房间里消磨了一个晚上。当时曾经作好安排，让我和冯·兴登堡将军一起吃晚饭，但由于将军临时生病而作罢，后来我又去法国南部。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这本书里将谈到性的问题，但不拟加以渲染，因为我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可以谈的，然而，人类的繁殖原属自然界的重要活动，因此每一个男人，不论年轻或者年老，每遇见一个女人，总会估量一下他与对方之间的性的可能。而我也是一向如此的。
从事工作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去想到女人的；只是在拍完了电影，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才会在这方面把持不住。正如Ｈ·Ｇ·威尔斯所说：“一天当中有那么一个时刻：你已经写完了早晨应写的稿子，复完了下午应复的信件，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了。这时候你就会感到沉闷，也就会涉及到性的问题了。”
因此，在天蓝海岸无事可做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极其美丽的姑娘，很运道，这姑娘能够消除我的寂寞。她和我同样是散漫不羁的，于是我们一见之下，互认知己。她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说她新近刚忘情于一个曾经与之恋爱，但后来彼此不欢而散的埃及青年。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未经谈明，但双方都心照不宣；她也知道我最后是要回美国去的。我每星期补贴她一笔费用，于是两人一同去俱乐部、酒馆和其他娱乐场所。我们吃饭，跳舞，从事一般游乐。但是，由于经常接近，我终于对她有了感情，于是，想到要回美国时，就不大舍得抛下了她。一念及要和她分手，我就觉得她可怜；她是那么愉快、美丽、知情识趣。但是，有时候她也会引起我的猜疑。
一天下午，我们在一个俱乐部里参加茶舞，她突然紧拉住了我的手，原来她多次对我提到的那个埃及情人“Ｓ—”来了。我很不高兴；后来，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那里。快要走到旅馆时，她忽然发现手套留在俱乐部了，要回去取，叫我先去旅馆。她的托辞分明是假的。但是我既不加以阻拦，也不多说什么，就一径回旅馆去了。两小时后，她仍没来，我肯定她这次去不仅仅是为了一副手套。我已约了几个朋友那天晚上出去吃饭，时间快到了，仍旧不见她来。我刚要独个儿去，她回来了，面色苍白，头发蓬乱着。
“你现在去吃晚饭，已经太迟了，”我说，“被窝里舒服暖和，你还是回到那儿去吧。”
她不承认有这种事，又是辩解又是央求，但是怎么也没法为耽搁了这么多时间自圆其说。我肯定她是和她那个埃及情人在一起的，经过一阵吵骂，我没带她去，就独个儿走了。
一个人突然感到孤寂无聊，谈话时竭力要使声音高过那如泣如诉的萨克斯管，高过那夜总会里的一片喧哗吵闹：我们这些人当中，谁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啊？你和另几个人坐在一起，自己在做主人，但内心却是那么痛苦。我回到旅馆，发现她不在那儿。我慌了。难道她已经走了不成？她竟然走得这么快啊！我走进她的卧室，心上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因为她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仍旧在那里。十分钟后，她兴冲冲地回来了，说是去看电影的。我冷冷地对她说，我第二天就要去巴黎，现在准备和她把账结清，从此一刀两断。她对这一切都表示同意，但仍旧不肯承认她和那埃及情人有过沾惹。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9）
“即使我们之间还存有一些情分，”我说，“但是，因为你这样欺骗我，那点儿情分也被一起打消。”接着我就编了一个谎，说我曾跟踪她，看见她从俱乐部里出来，和她的埃及朋友到他旅馆里。可真没想到，她痛哭流涕，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接着就赌咒发誓，保证以后不再和他见面。
第二天早晨，我收拾东西，准备动身时，她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我的朋友上来说，东西都已准备停当，他在楼下等着我，我准备搭他的车走了。她咬着她的食指，伤心地哭起来。“千万不要丢下了我，千万不要……不要丢下我呀。”
“你要我怎样呢？”我冷冷地问。
“只要你陪我去巴黎；到了那儿，我保证再也不麻烦你了。”她说。
看她那么一副可怜相，我心软下来了。我告诉她，说这样一路上是不会愉快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到了巴黎我们就要分手了。她对这一切都同意了。于是，那天早晨，我们三个人乘了我朋友的车一起去巴黎。
车刚开时，气氛很严肃，她黯然无语，我客气而冷淡。然而这种态度是很难持久的，因为，车一路行进时，我们看到了一些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人就会说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亲热了。
我们直接将她送进旅馆，然后和她道别。她说和我永别了，但这明明是一句假话。她感谢我为她费了许多事，和我握了手，装腔作势地说了一声“再见”，就消失在旅馆里了。
第二天她打电话来，问我可以陪她去吃午饭吗？我拒绝了。但是，当我和朋友一起走出旅馆时，看见她穿着皮大衣，打扮得整整齐齐，已经等候在外面了。于是我们三个人一同吃了午饭，后来又去参观约瑟芬被拿破仑离弃后在那里度过晚年的马尔美松。那是一所美丽的宅邸，约瑟芬曾经在那里洒了不少眼泪；在那个萧瑟的秋天，我们当时的心情更是忧郁。我的女友忽然不见了；后来我发现她坐在花园里一个石凳上，哭得泪人儿一般——看来，她是受到了整个气氛的感染。我的心几乎软下来了，但是，我怎么也不能淡忘了她那个埃及情人的事。于是我们在巴黎分了手，我启程去伦敦。
回到伦敦，我又几次会见威尔士亲王。记得第一次会见他是在比亚里茨，那是由我朋友弗内斯夫人介绍的。我和网球运动员科歇，再有其他两个朋友，在一家热闹酒馆里吃饭，亲王和弗内斯夫人走进来了。茜尔玛递了一张条子到我桌上来，问是否高兴饭后和他们一起去俄罗斯俱乐部。
我觉得那次会见是客套的应酬。我们彼此经过了介绍，亲王殿下就叫了酒，然后起来和弗内斯夫人跳舞。亲王跳完了舞，在我身边坐下，和我谈话。“您当然是美国人啰？”
“不，我是英国人。”
他露出惊讶的神气，“您在美国待了多久？”
“一九一○年就去了。”
“哦，”他点了点头，好像在思索什么，“是战前去的吗？”
“是的。”
他笑了。
在那天晚上的谈话中，我提到了夏里亚平，说他将设宴招待我。亲王显得很孩子气，说他也想去。“殿下，”我说，“夏里亚平对您的光临肯定会感到荣幸和快乐。”于是我请亲王允许我去安排这一件事。
宴会的那天晚上，亲王的风度赢得了我的崇敬，他先陪着夏里亚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一直到她离席去休息了，这才过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谈笑。
再说，此时威尔士亲王在伦敦，他邀我去贝尔维迪尔堡他的乡间别墅。那是一座古堡，经过了重新修建，但布置得很是一般，只是邸内的菜肴烹调得十分精美，而亲王又非常会招待客人。他领着我去参观了他的邸宅；他的卧室里陈设得很简单朴素，只床头挂了一张上面绣了王旗的新式大红花毯。另一间卧室里的陈设使我吃了一惊，那是一个红白两色的房间，房里摆了一张四根柱子的床，每根柱顶上插了三根粉红色的羽毛。这时我才想起，原来羽毛是亲王皇室纹章上的标志。
那天晚上，有人介绍我们玩当时美国风行的一种叫作“公评”的游戏。玩时发给每个客人一张卡片，上面列有十个项目，包括：魅力，智力，品格，性吸引力，仪容，诚恳，幽默感，适应能力，等等。先由一个客人走出去，切实地考虑了卡片上自己所有应予评定的项目，给它们分别打上分数，从一分起到最多的十分——比如，我给自己批的分数是：幽默感七分，性吸引力六分，仪容六分，适应能力八分，诚恳四分。同时，其他的人都悄悄地给离开了屋子的那个人评分数。后来，被评分的人进来，读出他自己打的分数，再由一位代言人读其他客人所评的分数，看两种分数是否符合。
轮到亲王时，他说他的性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