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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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不大明白，为什么大伙儿要那样大惊小怪的，为什么上校一回到家里就会产生这种影响。但是上校从来不在家里多待，他一走后，那个留着小短胡子的年轻人就来了，而一家人也恢复正常了。
我变得十分喜欢那个留着小短胡子的年轻人。我们总是带着女主人的两条美丽的猎狗，一起到克拉彭公地去散步，一直要走到很远的地方。那些年头里，克拉彭公地的环境很是优雅。在我们偶尔去那儿买东西的药房内，连那些香水、肥皂和香粉散发出的熟悉的香味，也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打那时候起，我一闻到了那些药房里的气味，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怀旧情绪。那位年轻人劝母亲让我每天早晨洗冷水浴治哮喘，这种冷水浴可能是有益的，因为浴后我感到精神爽适，所以后来我就喜欢洗冷水浴了。
童年兰开夏八童伶舞蹈班（5）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是非常容易适应那种上层社会的生活排场的。他会变得多么文雅，多么习惯于生活上的享乐啊！过了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已经认为享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了。做完了每天早晨的那套仪式，牵着崭新的棕色皮带出去溜那两条狗，然后回到那所漂亮的住宅里，由仆人派头十足地用银盘子端上菜，侍候着你用午餐，这一切使你感到多么幸福啊。
我们花园墙后面那边有一户人家，那家雇了和我们住的这家一样多的仆人。他们一家三口，年轻夫妇俩带着一个儿子，那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小，他那间儿童室里摆满了精致的玩具。我常常被邀去和他一起玩耍，留在那儿吃晚饭，这样我们俩就成了极要好的朋友。他父亲在市中心一家银行里担任很高的职位，母亲长得年轻貌美。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我们住的这家的女用人和这个孩子的女仆谈体己话儿，那女仆说她们家少爷需要请一位家庭女教师。“这一个也要请一位呀，”我们这家的女用人说，她指的是我。我听到自己被人家当作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感到很兴奋，但是当时不大明白，为什么她要这样抬高我的地位，也许她是在暗示，她所侍候的人家和隔壁那一家是同样地有钱有势，这样就可以抬高她自己的身价吧。从此以后，每逢和隔壁人家的小孩一起吃饭时，我就感觉到自己是在冒充一个富家子弟。
最后我们离开了那个体面的人家，回到了波纳尔弄三号，虽然那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日子，但是，一想到自己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又感到一种安慰，无论怎样说吧，做客人时我们总感到有些紧张，并且，正如母亲所说，客人好像是糕点，留得时间久了，就会变味，不中吃了。就这样，一度使我们和短暂的奢侈生活发生联系的那条丝带断裂了，我们又恢复了自己习惯的穷苦的生活方式。
童年艰难度日（1）
一八九九年是留络腮胡子之风盛行的一年：留络腮胡子的有皇帝、政治家、士兵和水手，有模仿克鲁格、索尔兹伯里、吉钦纳和德皇的，也有模仿那些板球运动员的——在那个年代里，我们看到的是浮夸与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是豪富与赤贫极端的差别，是漫画与报刊上所表现的愚蠢的政治偏见。至于英国人，他们必须一再忍受打击，并且感到气愤。因为有几个布尔农民在非洲德兰士瓦作战时不肯正大光明地交锋，于是我们那些穿红色军服的士兵就成了他们躲在大石头后面射击的最好的靶子。后来，多亏陆军部窥破了这一点，立即把我们的红色军装改成了卡其制服。以后，如果布尔人再要打的话，就让他们试试咱们的厉害吧。
我只是从那些爱国歌曲和独幕剧里，从那些绘有将军绣像的香烟画片儿上，约略地知道了一些有关战争的事情。不用说，那些敌人都是道地的流氓。听到了布尔人包围莱迪史密斯的消息，人们都很伤心；听到了马弗京解围的捷报，举国又欣喜若狂。后来我们获得胜利——那是屡经挫败后获得的胜利。这一切我都不是从母亲口中听到的，而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母亲从来不去提到战争。她要进行她自己的战斗。
雪尼那年十四岁，已经从学校里出来，在河滨马路邮局里找到工作，当了一名报差。靠了雪尼的工资和母亲缝衣服挣的钱，在经济上我们几乎可以过得去了——虽然，母亲对家用的那点儿贴补是为数甚微的。她那时候替一家血汗工厂做计件工，缝一打罩衫挣一先令六便士。尽管送来的是已经裁剪好了的罩衫裁片，但要缝好一打罩衫，仍需工作十二小时。母亲的记录是一星期缝五十四件罩衫，报酬总共只有六先令九便士。
夜里，我躺在我们那间顶楼里，常常醒来，看着她俯身凑近缝纫机，脑袋周围映出一圈油灯光，脸上覆着一片暗淡的阴影，她全神贯注地看着那线缝迅速地在缝纫机针底下移过去，她的嘴唇由于紧张用力而微微张开着点儿；听着那单调的机器声，到后来我又睡着了。她这样工作到深夜，往往是因为有一笔账已经到了付款的最后限期。分期付款，它老是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后来，一个难关到了。必须为雪尼做一套新衣服了。他整个星期，包括星期日，都穿着他那套报差的制服，到后来他的朋友都取笑他了。所以，有两个周末，他老是躲在家里，最后母亲才给他买了一套蓝哔叽衣服。她好不容易地凑齐了十八先令。但是，这样一来，就给我们造成了亏空，因此每逢星期一，雪尼穿了他那身报差的制服回去上班时，母亲就不得不把那一套哗叽衣服送去当了。她把衣服当七先令，到了星期六再给赎出来，好让雪尼穿了度周末。这件每周习惯做的事情，一年多来已经成为例行仪式，直到后来那套衣服磨得都要破了。这时候她受到一次打击了。
那是星期一的早晨，母亲仍和往常一样到当铺里去。那个伙计感到为难了。“对不起，卓别林夫人，我们不能当给你七先令了。”
母亲吃了一惊。“可是为什么呀？”她问。
“因为那太担风险了；这条裤子已经磨损了。你瞧呀，”他边说边把一只手衬在裤裆底里，“你可以看得见那一面了。”
“可是，这个星期六就给它赎出来呀，”母亲说。
当铺伙计摇摇头。“连上衣带裤子，最多我只能出三先令。”母亲是不大容易哭的，但这一次她受的打击太大了，她眼泪汪汪地回到了家里。她还指望那七先令维持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呀！
同时，我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补不胜补。我在兰开夏八童伶班的那套衣服已经变成了小丑穿的戏装。胳膊肘上，裤子上，鞋上，袜子上，到处都是补丁。就是这样一身打扮，有一天我迎面碰见了斯托克韦尔街那位漂亮的小朋友。他来到肯宁顿干什么，我不知道，再说，我也窘得不好意思再去问他。他倒是很亲切地招呼我，但是我看得出，他是在打量我那副可怜样儿。为了冲淡局促的神气，我装作毫不在意，用最文雅大方的口气对他说，因为刚上完了那一堂该死的木工课回来，所以穿着这样一套旧衣服。
但是，听了我的解释他并不感兴趣。他露出了一副懊丧的神情，把眼光闪到一边，怕人看出了他那副尴尬的样子。他问到了我母亲。
我满面春风地说，她到乡下去了，接着又关心地问他：“你还是住在老地方吗？”
“是呀，”他回答时那样仔细地观察我，就好像我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似的。
“那么，我去了，”我突然说。
他淡淡地一笑。“再见，”他说，于是我们分了手，他从容不迫地向那一面走去，我又气又羞，慌慌张张地朝另一个方向跑了。
母亲常常说：“你可以老是低头哈腰，但是什么东西也拾不着。”可是她自己并不遵守这句格言，于是我常常为此失了面子而感到气愤。有一天，从布朗普顿医院回来，母亲在路上停下来责备几个孩子，怪他们不该欺侮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流浪女人。那女人把头发剪短了，而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所以那些孩子都大声儿笑着，彼此拉拉扯扯地往她身上推，仿佛谁碰到了她就会蹭脏了自己似的。那个女人像一头困兽似地站在那里，后来还是亏了母亲的干涉才解了围。这时候女人忽然露出了认识母亲的神气。“莉儿，”她衰弱无力地说，唤的是母亲的艺名，“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伊娃·莱丝托克呀。”
母亲立刻认出了她，她是母亲演歌舞剧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
我非常难为情，只好一径向前走去，在拐角那儿等候着母亲。那些孩子走过我身边时，都嘻嘻哈哈地笑着。这一下子可把我气坏了。我回过头去看母亲怎样行事，哎呀，瞧那个流浪女人跟她在一块儿，一起向我这面走过来了。
母亲说：“你还记得小查理吗？”
“我怎会不记得他呀！”女人伤心地说，“他还是小小孩儿的时候，我抱了他多少次啊。”
想到这，我感到一阵恶心，因为那女人是那么肮脏讨厌。我们沿路走过去时，看见一些人都转过身来朝我们三个人望，真叫人难堪呀。
母亲演歌舞剧认识这个女人时，人家都管她叫“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母亲告诉我，那时候她又漂亮又活泼。据那女人说，她曾经生病进了医院，自从出院后就在拱门下面过夜，或者住救世军的收容所。
母亲首先送她到公共浴室里去洗了一个澡。然后，使我大为吃惊的是，竟把她领到了我们的小顶楼里。这女人是否单是由于生病而落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但是懊恼的是，她竟然睡在雪尼那张扶手椅改制的床上。母亲还把自己所能匀得出的衣服统统送给了她，又借给她两个先令。过了三天，她走了，此后我们再没看见或听到这位“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了！
童年艰难度日（2）
父亲去世之前，母亲和我一度搬出了波纳尔弄，在泰勒太太家租了一间屋子，这位泰勒太太是母亲教会里的朋友，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身体矮胖，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腮巴宽阔，黄黄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我在礼拜堂里留心看她，发现她满口牙齿都是假的。她一唱歌，那些假牙就从上牙床脱落在舌头上——于是那歌声就具有一种催眠力。
她一举一动，都显得劲头十足，好像精力十分充沛。由于基督教的关系，她情愿照顾母亲，以很低的房钱把自己家里三层楼上的一间前房租给了母亲，她的那幢大房子旁边是一片坟地。
泰勒太太的丈夫活像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个制作精密度尺的技工，他的工作室就设在那间顶楼里。屋顶上开了一扇天窗，我觉得那儿很像天堂，因为有一种宁静的气氛。我常常去看泰勒先生工作，直看得出了神，他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全神贯注地对着一只很大的放大镜，制造他那可以量一英寸五十分之一的钢尺。他独个儿干活，我常常给他当差跑腿。
泰勒太太一心要她丈夫皈依宗教，因为，按照基督徒的想法，她丈夫不信教就是一个罪人。她女儿长相和她一模一样，只是面色没那么黄，当然，年纪也轻得多，要不是因为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按说她是可以讨人欢喜的。她和她父亲一样，也从来不去做礼拜。但是泰勒太太始终希望能够把父女俩一起感化过来。女儿是她母亲的一颗掌上明珠，但并不是我母亲的一颗明珠。
一天下午，我正在顶楼里看泰勒先生干活，听见下面母亲和泰勒小姐吵起来的，但是，两个人都向对方大声嚷嚷。我走到我们房门口楼梯平台上，母亲正向栏杆外探出身子说；“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呀？臭小姐？”
“哎呀！”女儿叫喊起来，“这种话也是一个基督徒说得出口的呀！”
“你别急呀，”母亲口齿灵活地说，“我的好小姐，这话就出在《圣经》上：《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三十七节，我只不过改用了一个字罢了。但是，‘臭’对你很配哩。”
经过这次吵架，我们又搬回到波纳尔弄去了。
肯宁顿路上那家三鹿酒馆，并不是我父亲常去光顾的地方，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走过那儿，忽然转到了一个念头，想要向里面望一望，看看父亲是不是在那儿。我把酒馆门推开了点儿，只露出几寸宽的一条缝，可不是他吗，坐在角落里哩！我已经准备走开了，可是这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做手势唤我过去。我见他这样向我表示亲热，感到惊奇，因为他一向是不流露情感的。看样儿他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他的眼睛陷了下去，身体肿得又肥又大。他做了一个拿破仑的姿势，把一只手插在背心口袋里，好像是为了要减轻点儿呼吸困难的痛苦。那天晚上他十分殷勤，问到母亲和雪尼的近况，在我临走之前，还把我搂在怀里，第一次吻了我。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星期后，他被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人家只好先把他灌醉，然后再把他送了去。他一知道自己进了医院，就像发了疯似的大闹起来——但是，这时他已经是垂死的人了。虽然他还很年轻，只三十七岁，但却由于患水肿，一病不起。医生从他的膝部放出了十六夸脱水。
母亲去探望了父亲好几次，每次回来都很伤心。她说，父亲谈到要重新回到她身边，要再到非洲去过新的生活。我听了这个打算大为高兴，但母亲只摇了摇头，因为她心里很明白。她说：“他说这话，只不过是要讨我们欢喜罢了。”
有一天从医院里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