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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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想把技术型的专家当做帅才。当研究员和教授们投笔从政走上了管理岗位，指挥科学技术研究命题的运行，也不看看其帅位，以至于不少人在至关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也不安心，仍要用很多精力搞自己的“自留地研究项目”和指导研究生。实际上这不是两不误，而是两误。管理在我国有权力而在人们心目中没有地位，是悲哀。是改变世俗认识的时候了！这应成为人才能力建设的重大命题。　　　　
　　　　6。伟大寓于平凡之中　　　　
　　　　崇拜名人、崇拜有突出成就的人，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的社会时尚。有所不同的是，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崇敬的名人名事，在社会聚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重点则有差异。当今，谈论最多而且作为楷模让人神往仿效的，是靠创新而一举成名的科学家和科技企业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在科学的神圣殿堂里，因其独特思维贡献而树立的丰碑，经传播媒体包装而成了神秘感十足的“神”。一些年幼又偶有表现的少年则被捧为“神童”。对于一些因创新而成为世界富豪的人，拥有了属于他们的“追星族”。这种社会时尚有激励人们奋进积极向上的一面，也使许多人感到高不可攀。其实许多伟大的创造发明，从孕育出新观念，并将其付诸实施、取得新成果后，没有被社会广为认可，觉得是非常平凡的活动。如果说有特别之处，那是他们在创新过程中因探索未知而付出的种种艰辛之苦和应对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不理解而遭受的责难。　　　　
　　　　居里夫妇发明了放射性同位素，并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科学创新活动被誉为典范，拍成了电影广为传播。电影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们既是高智慧的开拓者，又是在条件简陋、污染的环境中担负繁重体力劳动的主力，是名实相符的“夫妻店”。法国科学院的权威们也没有给予他们有力支持。当他们按设计计算实验成功的时刻去揭开实验容器时，却空空如也，一无所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百折不挠地坚持下去才取得成功。人们为成功者欢呼，但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大量的创新者则是鲜为人知，酸甜苦辣自己吞。　　　　
　　　　更为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很多创新发明成果，我们不仅正在享用着，而且成为日常生活中缺少不了的重要部分，习以为常，不再追问发明的来历。例如，牙刷的发明及其对人类的重大贡献。现代人讲卫生健康，天天刷牙，通常的牙刷结构如此轻便而简单，很少有人追问牙刷的来龙去脉，更不会把牙刷的贡献与电脑、汽车等相提并论。一年多前的一则新闻报道引人深思。据说在欧洲某国家举办评选100年来最伟大发明活动，公众投票结果出人意外：得票最多的是牙刷！超过了电动机、汽车、飞机、电脑等。这是参评人不懂科学技术或是特有偏好造成的情有独钟？还是其中隐含着深刻的道理？略加分析就会明白，评选结果非常科学，不是一时的起哄胡闹，它反映了当代认识的价值观。


第一部分创新与人才资源开发探讨（4）

　　　　（1）健康是人人关注的永恒的重大命题　　　　
　　　　人类开展和从事的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种种活动，其最终目的是改善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延长人自身的寿命。　　　　
　　　　古今中外的权力至尊者，在他拥有了人间一切荣耀之后，最为忧虑的是有朝一日不可避免地会离开这个世界。能不能长生不老，成为他们不变的追求。自古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虽不能使人长生不老，却延长了人的寿命。例如100年前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约30岁左右，到2000年已达到66岁，即提高了一倍。我国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岁，达到71。4岁。这首先要归功于为改善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而做出贡献的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当今，不仅在衣食无忧的发达国家，包括基本解决了温饱之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公众普遍关注健康，出现了花钱买健康的时尚。科学技术的研发，花在健康方面的投入高于其他研究领域。例如美国在生命与健康方面的基础研究投入是其他方面的10倍以上。我国也开始在环保、城市人居环境和医疗卫生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在生命和健康方面的新成就会受到高度赞赏。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和理解，牙刷评选入围就有其道理了。　　　　
　　　　（2）刷牙是“病从口入”的克星　　　　
　　　　病从口入是我国的一句俗话，它也确实是引发疾病的一个重要通道。这里不作医学的论述，只要注意到口腔科是医学的重要门类，而且是人人必然会光临的地方就可以了。牙刷的发明，使人的口腔保洁科学化了，减少了疾病的发生，保护了牙齿的健全和使用寿命，使人可以用健康的牙齿随心享用美味佳肴。只要历史地回顾一下，从不知道如何刷牙好而受疾病折腾和面对诱人的美食因牙齿的缺陷而望之兴叹，到有了牙刷知道科学地刷牙保护牙齿，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是伟大的贡献。　　　　
　　　　（3）牙刷轻便，易于人人使用　　　　
　　　　有时人会有一种偏向，把伟大的发明和它对社会的重大贡献与复杂的大装备联系在一起，例如载人飞船、飞机、发电设备等等。其实，衡量贡献的一个重要尺度是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广泛、深入程度，而不是按体积庞大程度和貌似雄伟来判定。恰恰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一项发明变为产品得到应用的广泛深入程度与它的体积成反比。1946年发明的电子计算机用近100平米的高大厂房才装下，当时估计全世界最多生产8台。其性能远不如现在放在口袋中的袖珍电子记事本。正是因为计算机越做越小，应用面才越来越宽广。现在的手提计算机，可以方便到人手一台，大大推动了社会信息化。一般认为，一项技术成就施恩于社会，其应用面超过50％，则会引发重大变革，通称技术革命。现在提到的微电子革命、计算机革命、通讯革命都和产品的小型化、微型化紧密相连。牙刷正是因为它的结构小巧玲珑、方便使用，已普及到人人有份，早已是引发技术革命型的发明。　　　　
　　　　（4）让人离不开它，又不再被当做发明看待的技术最伟大　　　　
　　　　在人类文明史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琳琅滿目的创新成就，其中一部分红极一时，时过境迁而消失；另有一部分不断累积下来，长盛不衰，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天天用、人人用，司空见惯而不怪，不再把它看成是“发明”，但其贡献则非常伟大。这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　　　　
　　　　结束语：国际竞争的焦点在科技竞争；科技竞争的实质在创新；人才是创新最宝贵的资源。　　　　
　　　　听众：马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过程，人的创造力从过去的比较低到现在的比较高。现在的高主要是科技创新能力，现代的文明与科技创新能力直接相关。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未来科技创新的能力对人类的发展会永远具有这种决定作用吗？如果能，理由是什么？如果不能，未来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什么？谢谢。　　　　
　　　　马俊如：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困难在什么地方？因为未来各说各的，特别是有限时间回答无限长的时间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只能是一个静的未来。要回答静的未来，比方说50年到100年未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或者人对知识的创造，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显然是成正比例往上升的。比方说，我们已经掌握的认为是信息时代，后面大家规划的是新材料纳米时代，另外一个就是生命时代。这里面探讨的问题很多，而这些问题如果突破，可能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多、非常显著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过去的一百年，人类的平均寿命提高了一倍，就是从20世纪初的30岁到20世纪末的66岁。现在预测如果生物技术突破，可以使人类的寿命从现在60多岁的平均寿命到120岁。但是现在看起来人类平均到120岁就认为是荒唐的，就像一百年前认为从平均30岁到60岁是荒唐的一样。科技进步确实可以达到这一点，如果突破的话，特别是生命科学的突破，能够实现这一点。我想短期内可以回答，再往后推，世界变化如此之快是很难预测的。谢谢。（掌声）　　　　
　　　　1957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参加晶体管和集成电路、超微细加工的研究。历任课题组长、研究室主任。1980~1982年在美国国家亚微米研究中心、康乃尔大学电机系进修工作。1985年任中科院微电子中心副主任，1986年被聘为研究员。同年奉调到国家科委基础研究高技术司任副司长、司长，负责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启动实施的具体工作等。1991年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负责国家人才智力引进工作。1997年离开政府岗位进行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研究和科技咨询工作，应聘为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规划专家顾问组顾问，目前负责战略研究。曾应聘为863计划专家顾问组顾问、常务副组长。曾兼任中国科技大学高技术学院院长十多年。曾在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所、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兼职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微制造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学术著作和编著多种，论文报告近100篇。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863计划先进个人等多次国家表彰。


第一部分科学人文未来（1）

　　　　王蒙　　　　
　　　　我常常怀念那些精通文学、文艺与自然科学的文化巨人：达芬奇、富兰克林、罗蒙诺索夫、莱卜尼兹等等。　　　　
　　　　中国古代有著名文人兼通医道与军事的，但少有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并不成功。　　　　
　　　　鲁迅与郭沫若都学过医，郭老还长期担任科学院院长与文联主席，但他们的主要治学与活动领域还是在文史方面。　　　　
　　　　有一些当代中国科学家表现了对于文艺的浓厚兴趣，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我以为，这与他们对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国民素质与国人精神面貌的关切有关。但除王小波、郑文光、郭以实、叶永烈等外，少有文学家受过自然科学、数学与逻辑学的良好教育，甚至，我以为，大多数作家和我差不多，基本上是科盲。这是中国文人常常激愤、失落、大言与现实脱节的原因之一，哪怕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　　　　
　　　　还有的作家干脆鼓吹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唯意志论，在什么特异功能、气功、命相学、人体科学，直到易学国学禅宗的幌子下把伪科学的东西宣扬了一个够。　　　　
　　　　我想这与中国的重文主义传统有关。中国人对于道与器、义与利的辨识，对于修齐治平的推崇，对于辅佐明君的理想，使人们倾向于认为齐家治国之道才是大道，而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不过是西洋小把戏（梁漱溟语），是“奇技淫巧”。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极大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但是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华文化缺少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缺少一套实证的方法，又缺少严整的逻辑规则，乃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中医理论的妙解，老子的极高明的超凡拔俗的命题，《大学》上关于从正心诚意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著名推论，都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起码规则，更谈不上实验的或者统计上的证据，它们更多地接近于文学作品。它们富有灵气，充满想像，整体把握，文气酣畅，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有时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有时候则是更富有审美价值，就是不怎么科学，不怎么经得住实验、计量、辩驳，有点强词夺理和想当然。　　　　
　　　　至于在我国民间，长期以来愚昧迷信十分严重。直至今日，农村仍有自称真命天子出世者，企业仍有由法师和公鸡定房地产价格的，每到党委政府换届，都有众多相当级别的干部去进香、拜菩萨，其他扶乩、灵鸽、风水、算命……各种原始巫术实已猖獗万分。近年来又添加了来自港澳和西洋的数字忌讳，更不必说自古以来的邪教传统与当今的邪教泛滥了。　　　　
　　　　当然，事物也有另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热烈追求，优秀的青年都趋向于学理工，国家的领导层人员出自理工院系毕业生的也愈来愈多。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治学与教学受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频仍、动荡不已的影响，长期以来，积累了许多“瓶颈”式的难题。如果说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当中，存在着某种实际上的重理（工）的倾向，也是事实。而在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之后，商业上的急功近利，恶性与违规炒作，再加上海内外各种非学理的力量的运作，大大地威胁着正常的人文学科发展与面貌。　　　　
　　　　即使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时仍然担忧我们把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时期的批评科学主义的理论搬到中国来是否合适。对于中国来说，更加迫切的难道不是批判迷信、蒙昧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吗？中国至今到底有多少科学？更不要说一味科学的“主义”了。解放后的许多流行一时、带有党八股或者洋八股气味的说法，究竟有多少经历了科学的分析检验？　　　　
　　　　所以我非常欣赏任继愈教授的一个提法，即中国的历史性的任务是要脱贫，同时还要脱愚。贫而愚，会落后挨打，倒行逆施；富而愚，也许其危险性不低于贫而愚。　　　　
　　　　文学的方式与科学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文学重直觉、重联想、重想像、重神思、重虚构、重情感、重整体、重根本；而往往忽视了实验、逻辑论证、计算、分科分类、定量定性。　　　　
　　　　文学常常陶醉于一己的梦境、幻想，热衷于浪漫主义与神秘感觉，而其中有一些东西是建造在当时科学不发达的前提下的。自古以来，正是因为无法接近月亮与观察月亮，才有许多对于月宫的幻想，而航天与登月的奇迹，毁掉了这些美梦。科学表面上看正在扫除神话与童话的根基：一会儿说是“上帝死了”，一会儿又说是“人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