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31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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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初判十年的人，他是谁？他是千千百百这条例受害的血证人与见证人，他既是别人，也不是别人，他是我。
在这条例废止之日，我拿起前后两份中央日报，摆在一起，感到国民党这两份党报，正横跨四十二年的午后黑暗，搭配成一幅绝妙的血色黄昏。
在血色黄昏中，我逐渐老去。夕阳是无限的好，但是，你跟你的敌人都将归于黄昏，只是在“慈湖”、在“大溪”，他们先走一步。他们死了，你也老了。其中玄妙很多，但是，纠缠其中的赫赫苛政，首事之法，就是这条例。
国民党文工会头子同一天宣布：“为配合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党政部门对不合时宜的法规均在全盘积极检讨之中，《惩治叛乱条例》的废止亦为检讨法规的其中一项，且早已展开有关废止的作业，并非因‘独台会’一案件及受外界压力而让步。”
我看了，笑了，淡淡的笑了。任何人都相信他在说阿Q式的谎，我却笑着相信他说的，又何尝不真？这条例，的确已因“不合时宜”而变得大而无当了。——国民党已经秋风无力，它还敢照这条例判谁死刑、判谁无期呢？既然刑期重不下来，回归刑法第一百条，岂不完全够用了？除了共产党入境等芝麻问题，带给国民党一些不便外，这条例的存在，只是秋风肃杀之气的一股象征而已。
如今，高速废止了这象征，岂不也得顺水人情的好处？我笑了，我笑那些以为这条例废止，国民党吃了败仗的说法，持这种说法的人太天真了！——废止了又怎样？有刑法、国安法等继续坐镇把关，办人还愁缺法律吗？
天真的人还赞美立法委员的快速废止这条例的行为，我又笑了。这一行四十二年的条例，三个小时之间即可二读通过废止，足证立委众志成城，把恶法摧枯拉朽，易如反掌。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立委们过去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坐视四十二年、三十二年、二十二年、十二年，乃至二年，让这条例肆虐横行，哭了一家又一路，杀人如草不闻声？
天真的人又赞美废止这条例得力于教授与学生的抗争，其实，教授是作秀的、学生是娇嫩的，看看过去五四的中国大学生、看看眼前五四的朝鲜大学生，就知道人家是玩真的，台湾大学生玩的却是家家酒。
坐在校园里、坐在车站里，一切功夫，只是坐而已。学生运动要靠坐功，这是“肉蒲团”的和尚功夫、这是“坐坛子”的妓女功夫，不是大丈夫干的事。
但是，这些小表哥小表妹既然出来了，还是该肯定他们一下。他们的功劳也是有的——他们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
四十二年过去了。我又笑了，淡淡的笑了。我翻开市井的劝善书——《四十二品因果史》，抄一段小诗，以遣我怀：
本来面目无一物，
万物难煞本来真。
火不能烧真空体，
水不能盖其人身。
作为水来火去的人，我高兴我走到现在、走过从前。这条例像是一条枷锁，但是，最后赢的，是他死我活。没有了蒋家王朝，枷锁已是不真。“真空”“真人”又笑了，他笑他们都是假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八日午
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
——书店之死
小时候在北京，喜欢读课外书。课外书中，以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的总店。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商务印书馆、像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但开明书店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
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
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了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它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丐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陷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
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日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
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备感凄凉。去中山北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
这几年来，因为意兴阑珊，没有再去开明书店。去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七十七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七十七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么？
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的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间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的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回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了。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一九九二年二月九日追记
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
——为钱穆定位
钱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岁。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导，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并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已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一九三○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四、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今人皱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
五、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六、蒋介石“用公帑建宾馆”，为钱穆安老于“素书楼”，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今天中央日报登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其实，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颇有“曾子易箦”味道，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中国时报登“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龚鹏程语），其实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辞，这又何来“分寸”？搬家以后，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书楼”）为言，足见其本人“义利之辨”，老犹不清，幸赖豪门之女钱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脱走，呜呼，亦云险矣！
一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
——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
看到报上李霁野在大陆一再问候台静农的文字，感到好难受，觉得李霁野比他这位老朋友在人格与学格上，都高出太多了。
我在台大历史系的时候，台静农是中文系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一九五七年出售家藏旧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
我在一九六三年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本人就是祸首。
台静农当年是鲁迅的大将，是未名社要员之一。据李霁野《未名社始末记》，说：“鲁迅先生在《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说：‘它被封闭过一次，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就是指的这一事件。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