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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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先生招致的第六件事情是：他在某个问题上引起了皇帝不快，人们要他道歉。他原本只需以泛泛之词赔个罪也就行了，可主教先生硬是不作任何道歉。这可真惹恼了君主。主教接连收到宫廷的严厉命令，它与主教的显赫身份极不吻合。最后，他被迫提出申诉，称人们侵犯了教皇特使的尊严。在世俗宫廷中，人们对如此可尊敬的头衔并不怎么在意。不管怎样，人们依然向他表示，他们是尊重教皇特使身份的，但是要他出示国书和特使的信物。如果有的话，人们催他赶快出示。主教先生提供了两封写自罗马的信件：一封写给北京主教先生，另一封是给科农主教（L’Ｅvêque de Conon）先生的，以此证明特使身份。然而，连这两位高级教士都认为这还不足为凭——在与罗马教廷风格不同的国家中尤其如此。主教先生或许有充分理由不出示其授权书，因此他没这么做。于是，皇帝打算让他离开北京。皇帝采用的方式是：不下达令其离京的具体命令，但不准他推迟规定的动身时间。皇帝还降旨令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携带礼品回宫，留待某位能出示合格授权书的教皇特使护送。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6）
这一计划起初仅作为一种威胁告知多罗先生的，以便使他回到皇帝希望的立场上来；但主教未采取任何措施平息宫廷的不满，于是，皇帝执行了把多罗先生遣返欧洲的计划。一名官员火速赶往广州，向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宣布了令其携礼品回京的命令。皇帝给他们的圣旨写道：多罗（这是主教的中文名字）未有充分授权，无法被确认为教皇特使；虽则早已在京之欧洲人曾证明其身份，但我们并非必须相信。
为使多罗先生重新获得皇帝圣宠并为拯救罗马教廷荣誉，我们的确尽了全力。我们表示，对主教先生的惩罚不应落在教皇头上，因为后者已从鞑靼和马尼拉的渠道获悉，礼品正从中国运出。但我们的努力毫无结果。我们已把向皇帝请求的原文寄往欧洲，以便证明直至宫廷明令禁止我们继续为主教先生说情，我们才停止这样做。眼看着巨大的希望成了泡影，这对我们触动至深。皇帝本人曾向多罗先生表示，他满怀希望他的子民都归信基督教；然而后来他又指责后者，由于他的固执，今后他将反其道而行之。最后，陛下令主教先生致信教皇说明，基督教在中国未有重大进展，这与陛下无关。
在这场灾难中使我们稍感安慰的是，皇帝下令以迎接主教先生来京时同样的礼遇送其出京；由此，（对主教的）侮辱得到了制止。我们还可以说，尽管人们对主教先生产生了不满，但教皇是始终受到尊重的。某些廷臣放肆地说，应当通过其特使来判断教皇；皇帝制止了他们并向其指出：“使臣随心所欲地处理主子交办的差事，这是相当普遍的通病，一旦被强大的君主赋予职权，他就冒充小帝王了。”因此，如果正确判断事态，可以说罗马教廷在这里并未失去多少声望。
使我们痛上加痛的是科农主教先生、盖蒂先生（M。Guetti）以及科农先生的讲授教理者被监禁。皇帝埋怨科农先生对他出言不逊，这肯定不是这位高级教士的初衷。
至于盖蒂先生这位钟表匠，他是在中国被授予教士职位，随之被带到北京施展才能的。科农先生赴鞑靼觐见皇帝时，他也被召到那里并被留下来为皇帝加工钟表。正当他忙于此类事务之际，主教先生把他的意大利医生博吉西奥（Borghesios）派到了皇帝身边并试图将其安插于宫中。这名医生还携带了几封给盖蒂的信件。至此，盖蒂本人并无过失。然而这些信件给他造成了麻烦。明察秋毫的皇帝问他是否收到过信，盖蒂先生坦率地承认博吉西奥医生给他带来了两封。皇帝令其出示信件，盖蒂先生说他将其放在了盒子里。人们取来了盒子，盖蒂先生撕掉了一封信，把另一封信藏到了他以为无人会去搜查的地方。目睹盖蒂先生这一伎俩的官员把信件碎片送交了皇太子，后者又将其交给皇帝。皇帝大声斥责欧洲人的欺骗行为，令盖蒂把撕碎的信件拼凑起来并交出藏匿的信件。盖蒂先生遵旨照办：（其实）无论哪一封信中都没有太重要的内容。在第一封信中可读到以下字样：“这些人（指耶稣会士）将使出一切可以想像的手段把您挤出宫中”；此外还有这样的话：“主教先生十分希望您能在皇帝身边立足，但要注意别说出来。”在第二封信中，人们只读到几条（意大利）国内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均是无关紧要的。盖蒂先生的过失是试图以低劣的手法不让皇帝知道这一切；由此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为弥补过失，他保证宁死也不再骗人了。
第四款（主教先生离开后中国的宗教状况）1。皇帝懊悔在主教先生身上浪费了恩典，因此每天责备宫中的传教士；因为为让这位高级教士入华甚至进入宫廷，传教士们曾多次向陛下提出过迫切的请求。
2。皇帝陛下认为有人对他缺乏尊敬，因此威胁要进行报复，于是，他撤回了礼品，遣返了主教先生，以此表示其愤怒。
3。宫中有人想像，传教士之间的不和与纷争，只能起因于某些野心勃勃的计划。出于这种看法，皇太子下令在各省收集秘密情报。他甚至让一个仆人接受洗礼，以便通过他了解我们集会的秘密。为了同一目的，人们威吓盖蒂先生，要他说出他所知道的有关耶稣会士的一切。
4。有人开始在皇帝面前抨击基督教了，这是此前无人敢做的事。皇太子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许多官员迫使其妻儿、奴仆抛弃基督教，惟一的理由是这种宗教的首领——或至少是其代表激怒了皇帝。
5。和尚们洋洋得意，还散布他们神祇的一些谶语以预示我们的衰败。
6。我们的宗教开始变得受人怀疑。它曾因皇帝证明其圣洁并证明传教士们的诚实而得到很大发展；而如今，信徒们看到宗教和传教士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受到了指责，他们不知该作何感想。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7）
7。我们曾予以如此颂扬的教皇的威望在中国教会中开始下降了。人们惊讶地看到，那些最受惠于教皇恩德的人却一心只想贬低别人。中国人还感到吃惊：有人在宣传耶稣基督之前先要宣传教皇的威望和权力，而且有人企图利用自己在宗教中的地位来获取那些甚至尚未信教者的尊敬。
8。传教士的声望遭到了极大损害。
9。这里的情况与欧洲不同：在欧洲，人们可不受损害地取笑耶稣会士，因为那里的人们知道应当坚持什么；但在这里，使耶稣会士失去威望便是损害拯救灵魂的事业。然而我们可以肯定，这里无人做得比耶稣会士更多，也无人比他们受的痛苦更多。
第五款（对主教先生声称的对耶稣会士所作的抱怨的回答）1。教皇特使先生称，在他抵达时，我们未派神父去迎接和帮助他。
答：这里只有两个港口：广州和福建。是否应当从北京委派耶稣会士前往离首都400余法里之遥的这两个地方去等候主教先生整整一年或两年呢？皇帝是不准耶稣会士前往离京两日路程以上的地方的，他会同意他们作广州或福建之旅吗？再说，如果他们前去迎候了主教先生，他们能否平息怨言呢？人们不是可以说他们是去迎合、纠缠主教并剥夺他获取必要信息的自由吗？
2。耶稣会士未为主教先生及随行人员的行李谋得免税权。
答：在给闵明我神父的信中，主教先生自己也承认我们为此尽了全力；这封信写于1705年5月8日。如果我们未能办成，责任在我们身上吗？若想让一位高级官员，尤其是如果这位官员及其随员携带了最贵重的亚洲货物，免除应向罗马海关缴纳的捐税，只凭罗马耶稣会学校校长或密涅瓦罗马神话中智慧女神之名。——中译注（Minerve）隐修院院长的介绍信在一名贪婪的海关官员面前能起作用吗？
3。主教先生住在广州时，耶稣会士有五个月时间未给他写信。
答：主教先生不是让在广州管理耶稣会士财务的薄贤士神父通知他们说主教将去南京并让他们往南京给他写信的吗？的确，主教于5月8日取消了这道命令，但神父们直至6月底才得知消息，而在那时，再往广州给他寄他在那里可能收不到的信件是没有意义的。但自那时起，耶稣会士们失职过吗？
4。耶稣会士未能让宫廷派使臣陪主教先生从广州去北京。
答：起初，有人怀疑我们试图阻止宫廷接待主教先生。看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主教被宫廷接待后，有人马上又责怪我们未能让宫廷派员陪他。人的欲望真是永无止境。何况这种抱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主教先生本人于9月4日致闵明我神父的信中告诉过后者，他“很高兴没有任何陪同官员，否则倒会感到拘束了”。
5。主教先生让闵明我神父推荐一名耶稣会士担任南京宗座代牧主教，但后者对此不置一词。
答：a。我们耶稣会会规禁止我们的长上推荐任何耶稣会士担任教会显职。b。印度首席主教已经任命他人担任该职。c。当果阿总主教区的权利问题在罗马教廷尚是一个悬案之际，要我们拿主意是不合适的。
6。在必须服从各位宗座代牧主教的问题上，闵明我神父未作任何答复。
答：主教先生给闵明我神父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阁下通知北京各位神父须以教廷通谕所应得的那般重视来接待各位宗座代牧主教先生。”（从中可见）a。主教阁下并未要求答复，而是要求执行通谕。b。主教先生不是下达命令，而仅是通知；然而闵明我神父是否因此而没有通知其教友呢？c。关于接待各位宗座代牧主教一事，闵明我神父可以说已对主教作了答复，因为他曾通知后者，待主教阁下抵京后再专门商议此事。
7。神父们没有鼓动广东总督亲自拜访主教先生，以致总督仅派了儿子前往。
答：宫中的神父们无一人认识这位官员，后者是在广州成长起来并一直在外省供职的，在广州为官只是新近之事。
8。官员们给主教先生随行人员送的礼品是些不值钱的玩意。
答：难道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此等意见不屑作答。
主教先生上述抱怨见诸于他的或是他让人写往欧洲的信中。下面这些抱怨是他口头表示的。
9。北京的神父们没有下跪迎接多罗先生。
答：我们没能这样做的原因是：皇帝命令主教先生身穿鞑靼服装并要我们仅依华礼向主教致敬。然而，有些人除欧洲礼仪外不知道任何被容许的世俗礼仪，所以对身着意大利服装的主教先生行了意大利礼。他们匍匍于主教脚前拥吻他的膝盖，后者则在对他们说话时将手按在他们头上。他们还迫使中国基督徒照此办理。我们在北京对此一无所知。皇帝却了如指掌，他是通过安插在主教身边的细作获悉这一切的。他向我们抱怨道：“难道要迫使朕的臣民向一个外国人表示这种只应向朕表示的敬意吗？”我们知道中国人是很讲究礼仪的。总之，皇帝严禁我们在主教先生面前屈膝。我们把受之宫廷的命令告诉了主教先生，却仍未幸免于他的猜疑。他无法相信皇帝会把这类礼仪问题在其接受者身上看成是世俗法律行为。我们徒劳地向君主指出，向教皇特使致敬，只是因为人们将其视为耶稣基督的使者。然而在异教徒思想中，宗教特征是引不起他们关注的——不管如何激烈地向他们说明都不行。尽管如此，当我们能够无后顾之忧地跪着对主教阁下说话时，我们是毫不踌躇地这样做的。
10。北京的神父们没有恰如其分地奉承教皇特使。
答：主教先生住在我们教堂里时，我们是尽可能陪伴他的；当他住到远离我们教堂的所在后，我们看望他的次数略少了些。我们当时只有六名耶稣会士在京：闵明我神父因身体虚弱通常都呆在屋里，另一位老者已有三年足不出户，徐日升神父陪皇帝在鞑靼地区待了两个月，其余神父也常被召到君主身边；这还不算我们要履行的宗教职责。主教先生是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因此我们无法想像他在这一点上还会对我们有什么不满。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8）
11。神父们没有出谋划策帮助教皇特使。
答：上帝作证，我们给他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忠告，但丝毫未被采纳。在他眼里，我们的建议是可疑的，他根本不向我们任何人问计，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还可让主教先生的随行人员及北京主教先生作证。他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向宫廷提出要设一位总会长，要派驻一名教皇代表以及要在北京买一所房子。他迫使我们“不容分说地”要求宫廷立即接见他；他让我们身着宽袖白色法衣穿行北京街头去参加他仆人的葬礼；他在要一块新墓地安葬其仆人的问题上蔑视闵明我神父的忠告；他粗暴地对待基里亚尼神父，因为后者恳求他在官员们面前别露出任何激动的样子；他对徐日升神父极其傲慢；他对北京主教先生及张诚神父报告的关于皇帝已开始对他表示愤怒的消息不屑一顾。所有这些皆是有违我们意愿的。最后，我们要请主教先生本人作证：耶稣会士只需服从其命令而无需参与其事务，他本人则只应向上帝和教皇汇报——像这样的话，他反复说了多少遍？
12。耶稣会士改变了皇帝主意，使他拒不接受主教先生希望引进宫中的医生。
答：这与事实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这名欧洲医生抵华之际，神父们向陛下上了一道奏章，表示大家都为之高兴。耶稣会士甚至很难有损于他，因为这里缺乏良医，只要他稍稍展露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