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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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与事实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这名欧洲医生抵华之际，神父们向陛下上了一道奏章，表示大家都为之高兴。耶稣会士甚至很难有损于他，因为这里缺乏良医，只要他稍稍展露才华，人们就不会听任何人说他的坏话。不幸的是，他人虽到了，但大家不了解他的长处。使他名誉受损的原因是：a。他显得过于年轻。b。他没有带足够的医学书籍，皇帝由此判断他并不用心钻研医术。c。皇帝请他号脉，他接触动脉刚一会儿就说开了君主的病情；如此匆忙行事是个不祥之兆，说明他不大关心病人。d。等到开处方时，人们见他是从一本书上转抄的。e。他不知道主教先生的仆人患的是什么病，却断言其并不危险，最终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f。在旅途中，他是主教仆人中充当物品供应者角色的一个人，入华时衣冠不整，给多罗先生做的是最低下的勤务。皇帝通过细作了解了情况，认为这种人在欧洲不可能是个受人尊敬的医生。耶稣会士与这一切有何瓜葛呢？
13。耶稣会士阻挠主教先生在谈判中获得成功。
答：越是严重的指责就越需要证据。人们能否轻易地把热爱教廷的教士和修士们想像成这种样子呢？仅据其反对者的怀疑就足以使他们变得有罪了吗？证据何在？作证的依据又是什么？
14。是耶稣会士阻挠了主教先生以适当的方式视察北京修会。
答：主教先生不会不知道，耶稣会士在向皇帝请求让主教进宫时就已表示，主教先生是以所有传教会和所有传教士总巡视神父的身份前来的；这难道是阻挠他巡视吗？皇帝起初拒绝主教先生来京，倘若耶稣会士害怕视察，他们只要按皇帝旨意办就是了。然而，他们却先后四次反复向皇帝请求，直至最后被采纳。事实上，主教曾向某些官员表示，他将调查神父们的品行。官员们把此事上奏了皇帝，后者认为，让人查究这些出入宫禁、生活于他眼皮子底下的人的操守品行，这是不合适的。因此，他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善意地为我们道德的纯洁和品行的端正作了担保。然而，透过主教先生在罗马提出的反对我们的证词，人们可清楚地看到，除巡视我们外，他还干了某些与此无关的事。他的确在这里竭力鼓动新信徒和异教徒提供反对我们的证据；北京主教先生及主教先生随员中偏见最少的人们均可对此作证。有人甚至用礼品来拉拢人反对我们。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一切，但我们从未做任何事情去制止他。
15。耶稣会士以有失恭敬的口吻议论主教先生。
答：如果哪位耶稣会士被证实曾以不恭敬的口吻议论过主教阁下，我们同意将其严惩。的确，当主教先生把基督徒们的请求踩在脚下时，要否认他所表现的暴躁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议论过他向皇帝灌输的对葡萄牙国民的猜疑。这件事太严重了，我们无法沉默。它将损害共同的利益，因此，我们真诚地认为必须扭转局面，同时使皇帝醒悟。
16。耶稣会士没有制止基督徒的反抗。
答：“制止反抗”在这里是指什么呢？是否想说耶稣会士没有劝告基督教徒服从主教先生命令呢？如是，那真是错怪我们了，因为我们不断告诫他们应当尊重和服从主教。虽说我们没有阻止他们提出请求并陈述理由，但谁能说我们没有促使其以节制和恭敬的态度来做这一切呢？此间人所共知的是，当多罗先生把他们的请求踩在脚下时，我们阻止了因他的暴躁而可能引发的令人不快的后果。有人能证明相反的事吗？
17。神父们没有让宫廷给予主教以比普通传教士更多的礼遇。
答：事实是，北京主教和科农主教先生抵京时，我们吩咐基督徒和异教徒向他们表示因其身份而应得的尊敬。众所周知，我们竭力让基督徒对主教这一崇高地位产生深刻印象。至于异教徒，要想让他们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对于纯宗教性质的地位抱有完全的敬意，那就没那么容易了。愚笨的人是无法想像感官所感觉不到的东西的。听到诸如耶稣会士在教会中只是干粗活的、其职责局限于指点愚昧无知者和孩子，而对主教们则应表示完全不同的尊敬之类的话，他们觉得很刺耳。此等言论无法说服宫廷，因为在一个异教徒君主眼里，教士的等级并不值得尊重。学识和外在的才干比肉眼看不见的特权更能打动人们的感官。如果说皇帝称赞我们以往的服务并以高于我们身份的规格对待我们，那么，上帝可以作证，为了让他明白主教的崇高地位，我们已竭尽全力。
18。耶稣会士没有努力让宫廷释放科农先生并准其离去。
答：（事实上）我们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以致皇帝对我们表示了愤怒。他责备我们如此喋喋不休地为一个与我们作对的高级教士说项，几乎使他对其也产生了怜悯。我们努力使他明白，人们可以想法不同而仍相互喜欢，何况我们宗教的要旨之一就是以德报怨，科农先生观点虽与我们不同，却肯定无意对我们使坏。但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皇帝毫不欣赏我们的道理；而当我们为盖蒂先生说项时，皇帝禁止我们为其求情。这位教士曾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为此他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幸的是，皇帝还令人进行调查以便为我们洗雪并使盖蒂先生承认诽谤。我们声明，对于不久或许会降临在他头上的新风暴，我们不负责任；不过我们非常希望能予以防止并使他免受影响。
19。北京的耶稣会士粗暴地对待其债主并签订了高利贷合同。
答：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派往欧洲的管理财务的教士已带去最可靠的证据，可证明我们的无辜。这份简短的备忘录不允许我们作冗长的辨析。
20。是耶稣会士促使皇帝让白晋神父担任赴罗马的钦差的。
答：反对我们的人提出这个问题，却没有证据，也永远提供不出证人。再说当主教先生急于从其仆役中派人充当赴罗马的代表时，耶稣会士派他们一名教友去罗马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21。耶稣会士听任主教先生的尊严有时沦落到受辱的境地。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9）
答：此乃主教先生自取其辱。况且，多罗先生与中国皇帝性格不同，这是教皇特使在北京宫廷遭受屈辱的惟一原因。耶稣会士所做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皇帝温和了一点而已。多罗先生暴躁激烈，中国皇帝冷静坚定，这使前者不大适宜与后者谈判。一位赵（Chao）姓官员在向主教先生描述皇帝（性格特征）时已经就此提醒过他。这位官员告诉他：“皇帝宽容（柔软的）缎子，但会粉碎（坚硬的）钻石。对抗过多会使您受到严厉对待，如善于屈从，您将使君主心软。”我们所作的忠实叙述将使一切公正的人们相信，多罗先生本人是谈判失败的惟一原因。他的随行人员特意撰写的日志将会证明教皇特使粗暴而反复地对抗皇帝旨意的事实。在中国，对君主稍有不恭便罪不可恕；那么，屡屡抗旨不遵同时又缺乏殷勤会导致何种后果呢？我们偶尔可以使君主的不快不表露出来，但我们岂能让他永不发作？我们利用自身影响努力获得的是：君主对多罗先生始终不失慷慨大方，而且后者离京的费用仍由宫廷负担——正如他自广州来京时一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1）
艾若望先生对其在中国四川省遭受的迫害的叙述
（迫害自1769年5月30日延续至1777年6月29日。本报道是他本人在获释后撰写的；关于获释的情况，在书简集第十三卷即中文版第五卷。——中译注中已经刊登）
摘要篇首说明1。中国城市分为三等：一等城市在其行政辖区内可包含多个二等和三等城市。二等城市的主官有权管辖和都察三四个小城市。三等城市仅管辖一个县或直径约15法里的一个区域。我被捕时所在的荣昌（Yuntchong下文中还写作“YunTchang”、“Yuntchan”、“Yunchang”等。——中译注）便是这样的三等城市：它位于四川省东部，属一等城市重庆管辖。
2。在第四等原文如此。与前文有明显冲突。——中译注城市中，只有四名官员：第一位是主官，称为“太爷”（Taiye）；第二位类似于骑警士官，称为“八爷”（Paye）；第三位负责督察读书人和贵族，称为“三爷”（Samye）；第四位称作“老爷”（Laoye），类似于主官的副手或代管人。此处所及均为非正式称呼，按照清代官制，其与正式名称的对应关系为：太爷—知县，八爷—把总，三爷—训导，老爷—县丞。第一类城市的主官称为“都察爷”（Touthaiye）。
3。该省每个主要地区还有一位高级官员，称为“道爷”（Taoye）；他有权管辖该地区的所有城市和所有官员。我被捕时所在的东部地区的道爷是当今国丈（皇帝的岳父），因宫廷觉得他在朝中不太安分，所以将其贬到四川。
4。我需要提及的一些刑具是：A。夹棍（KiaKouen）；这种刑具由三块坚硬的木板组成，其一端连在一起，但各自又开合自如。人们把（受刑人的）脚踝嵌入木板间夹紧。木板上有凹陷的窝用以固定脚踝。夹我脚踝的木板上有一侧的窝不合适，这增加了我的痛苦。B。掌脸用的刑具由两块状如我们欧洲鞋垫的牛皮组成，尾端缝在一起，其余部分是分开的；施刑人拿着这种刑具的尾端打犯人耳光。C。竹杖是用直径约2法寸的大芦竹做成的：将芦竹一劈为三或一劈为四，再做成长约5至6法尺的竹杖。施刑人用竹杖靠近根部节瘤多的一端使劲抽打受刑人裸露的臀部。击打受刑人脚踝时，施刑人把前者脚踝紧压在石头上，然后用长约1法尺、厚度为1法寸半见方的棍子敲击。
5。该省首府是成都，主管全省称为总督的官员常驻于此。他上面还有一位大官称为按察使（刑事长官）。原文如此。按照清代官制，总督为正二品，而按察使为正三品。全省各地的要犯均需带到他们面前受审，案件笔录随之应送往北京，死刑或流放的判决需经北京核准后方能执行。
6。被我称作“打手”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追随官员左右，行使类似于欧洲法警的职责。他们分为一帮帮或曰一队队轮流值班；由于缺乏其他字眼，我称其头目们为“队长”。
7。该帝国中有一个与当今王朝作对的反叛教派——白莲教，他们暗中骚动，不时在各地作乱。他们被指控行使可怕的巫术，官府则以种种酷刑惩罚他们。
1769年，即我施行圣事的第一个年头，我在安岳（Nganyao ）县城被告知，附近一个村子里有一个铜匠，其三个徒弟中最年轻的一个约十七岁，他非常希望信奉基督教，但患了虚弱症已生命垂危。听到这一消息后我连夜赶到了这个年轻人家里。我让人把他抬到人们为我准备的房间里，以便更从容地与他说说我只想跟他讲的一些想法；但另外两个徒弟也想听我说话，而且他们的师傅也加入了进来。我跟他们谈了约一个半小时，向其说明了偶像的虚空并使其认识了作为万物创造者和所有人的仲裁者的上帝的存在。我还告诉他们必须崇拜和侍奉上帝，方能享有天福、免遭永罚。说罢，我问病人对我的话作何感想。他告诉我他一字不漏地记下了我的话并希望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我留在这个可爱的孩子身边照顾他，直至他死去。他的顺从和急于了解宗教的热忱给了我极大安慰。受洗后过了几天，他满怀最虔诚基督徒的情感去世了。铜匠和他另一名徒弟也信了教。另外两个人获悉此事后希望学习我们宗教，经过教育和常规考验后，他们也入了教。我随之离开该地，去探望更远处的基督教徒。
回到离开了三个月之久的安岳后，我听说铜匠已不在那里，他已返回老家荣昌县了。我心中惦着他的归信，因此派人去寻访；他反倒找上了门，告诉我不仅他自己，而且全家五个大人及几个孩子都想入教。他已尽可能对家人进行了教育，因此向我保证，只要我肯去他家——他热切地恳请我这样做，他们都将成为基督徒。我比他更希望去帮助他们，但为避免无益的周折，我问他目前是向谁租种的土地，他说是向一位亲戚租的，此人已知道他归信了基督教，因此这方面无任何可担心之事，甚至邻居方面也不必担心，还说他一切都考虑过了，我可以跟他去。其实他弄错了；但我信了他的话，所以决定跟他去。
跟我同行的是一名十七岁的初学教理者，名叫安德烈·杨（André Yang），其父是教我当地方言的一位基督徒。我还带了另外两名信徒，一个叫OangtseKoui，另一个叫ThangpeKouen，以便令其担任我将为之施洗者的教父。此外还有两人也愿陪我前往。我们一起离开了安岳城。5月24日，即圣体瞻礼节前夕，我们到达了铜匠家所在的县。
刚到不久，我们并不提防的租给铜匠家土地的地主便以拜访为名前来探听虚实了；他问我们是谁以及什么是我们的宗教。基督徒们以他们认为得体的话作了回答；我则避免在他跟前露面。他问我们是否有宗教书籍，有人给了他一本中文版的反对偶像崇拜的小册子。他拿起书便走了，并说不久还要来而且可能也会信奉我们圣教。
5月30日星期二上午，他果然又来了，还带着他召集的四五个异教徒。他们把我们拿下捆绑起来，要把我们送往荣昌县城，扬言要从县官那里知道究竟我们的宗教是正确的抑或是一种迷信。他们还把铜匠、其兄弟和内兄弟这三位新信徒也抓了起来。我亲吻着套在脖子上的绳子，同时想保全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因此将其藏进了一只袜子（当地的袜子很宽大）里。但他们发现了这一切，愤怒地把它夺了过去，留作控告我的物证。这样，我只剩下放在钱袋里未被他们看见的一盒圣物和一盒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