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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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间地狱：里面闷热异常，散发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肮脏不堪，还有各色小虫和虱子……关在一起的囚犯通常有六十多名：大多数人都处于可怕的赤贫之中。此外，狱中还流行传染病，许多人因此丧命。病人们躺在地上，其状不堪入目，倘形诸笔墨，恐有伤大雅。一片嘈杂声、喊叫声，狱卒欺压弱小，更不必说这些可耻的家伙中不少人干出的伤天害理的事了。
安德烈·杨在狱中病倒了，其状使我极为痛苦，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他的耐心与温和更感化人了。他告诉我他将高兴地死去，因为有我在他身边。上帝对这个圣洁的孩子另有安排，所以不久就让他恢复了健康。和我一起的三名基督徒患了传染病，其中两人接连几天生命垂危。不过只有一名基督徒死于这所监狱，此人不是因宗教原因入狱的，而是因在云南的战争中懦弱地开了小差。他得知我们的身份后便加入了我们的集体，我欣慰地听了他的忏悔并看着他在至深的虔诚中死去。我还听了TchangKouen的忏悔，他在调换牢房后也死了。这个中国年轻人品质优秀，所以连异教徒也喜欢他并对他的死表示惋惜。据我猜想，他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对我刚说起过的那位基督徒行善。他始终陪伴着后者，而且，为鼓励他勇敢面对死亡，他说话时过于靠近后者了。上帝的旨意是多么令人赞叹！我不由想到，上帝引导我们到这所监狱正是为了拯救这个逃兵的灵魂。他已多年没做过圣事，也得不到牧师的帮助，但在这里他却充分利用了我给他的帮助，从而使他去世时对上帝充满了敬畏和热爱。
他死后不久，就传来了让基督徒调换牢房的命令。我问名单上是否有我的名字，回答是否定的。这样，安德烈·杨这位年轻的初学教理者及另三名中国人就与我分开了，我起初被关押的牢房里只剩下我一个基督徒。我们在那里一起度过了二十一天。他们的离开使我十分痛苦，我承认这使我掉了不少泪。从此，在面临困境或种种精神痛苦时，我失去了人们的任何安慰。我几乎总是十分虚弱，头都很难抬起来，也无力举起被紧紧铐在一起的双手。我把心奉献给上帝，只要它喜欢，我便顺从地这样待下去，而且很可能要待到迫害结束之日了。
基督徒们与我分开后约过了一个月就被释放并遣返回家了。安德烈·杨回到父母居住的Kingtang后又被押在牢里关了六个月。当地官员见案子已在成都了结，所以没敢打他，只是把他长期关在牢里予以威胁，试图动摇其坚贞以促其背教。这个孩子一口咬定他宁肯被杀头也不叛教。官员们见在这个孩子身上纯属浪费时间，只得放他回家。
在成都狱中，这个孩子曾给了与他一起的新信徒们许多安慰和支持。他把记在脑海里的我教育他的话讲给他们听，并以自身的言行不断增强其信心。他的腿在狱中患了溃疡，长期为此而痛苦，但既无药物又得不到救助，腿上戴的锁链刺激着肿胀部位，使伤口更加疼痛，几乎变成不治之症。最后，在一名入狱多时的囚犯的劝说下，牢头终于对这个孩子动了恻隐之心，让人打开了孩子病腿上的锁链。当血液重新流通时，孩子感到钻心般疼痛，不过这是短时间的阵痛。无疑，靠上帝佑护，他的溃疡很快就好了，所有人都为之惊讶。
我在此要说说这个孩子对我的慷慨。离开成都前，他设法弄到了十个里亚（Liard法国古铜币名，是很小的辅币单位，币值大致等于我国当时的一个铜板。——中译注），便将其交给为我送饭的狱卒，请他替我买点肉。狱卒留下了一半，用剩余的钱为我买了一小块熟肉，交给我时告之曰这是安德烈·杨为我买的，作为他的一个纪念，还说他深情地向我致意，他要回到父母身边去了等等。我承认，直至此刻我用笔记叙这一切时，他这一行为仍让我热泪盈眶。终于，基督徒们获释的次日，传来了让我调换监狱的命令；又过了三天，人们让我返回荣昌。途中我患了病，正是夺去了成都许多囚犯生命的那种疾病。到达荣昌监狱后，我要求医生看病。官员予以拒绝，还说我不如死了的好，因为我到他县里后给他造成了那么多损失和痛苦。但上帝还不想让我死，因此替代人力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使我没过几天就恢复了健康——但这是为进行新的战斗。1770年阴历二月十四日（我记不清公历日期了），总督一封信函到了县里，令荣昌官员让我说明究竟是哪国人。于是，官员传唤了我，我说自己是欧洲人。他接着道：“干吗这么说？这会要你命的！”我告诉他我永远不会改口而且从未说过相反的话。说罢，我重新被押进了牢房。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5）
同月二十九日，荣昌官员尚未答复总督第一封信，后者第二封信又到了：这是有关我案子的一封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信件。官员立即委派两名刑事案件书记员来我牢房，千方百计逼我承认自己生于广州、长于广州。我告诉他们这是白费功夫，我永远不会说谎，因为这将触犯我有幸侍奉的上帝。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还让一个入狱已久的囚犯帮他们劝我承认他们希望于我的事。这个囚犯是个精明人，曾帮我弄过饭；我让他别掺和在这件案子中，因为我主意已定，无可改变。于是，他向他们报告说我是坚强不屈之人，他白劝了我一场，一切均属徒劳。两位书记员道：“既然他如此顽固，那就让官员审讯吧，只需用夹棍和棍棒伺候，定会让他屈服的。”这是封斋期第二十五天或第二十六天所发生的事。
为准备受刑，我除常规祈祷外还增加了念《玫瑰经》。起初，我感到不安、心悸，这是担心酷刑所致；《玫瑰经》念到一半时我恢复了平静。结束《玫瑰经》后，我又进行数念珠（连续十颗珠子）的祷告，以便乞灵于面对彼拉多彼拉多（Pilate），罗马帝国驻犹太地区总督。耶稣被捕后，他担心民众暴动，故当众将其交给宗教法官审判，同时让人端来一盆水当众洗手，以示他与耶稣之死无关。——中译注时的耶稣基督。承蒙他满足了我的心愿，使我充满欢乐和力量，我觉得他在暗中让我相信耶稣这一至高无上的名字的力量。
耶稣受难周的星期四，我呕吐不止，身体更加虚弱，但我不愿因此而中止斋戒，我认为绝食不会损害我的胃。圣周（复活节前的一周）的星期三，我向上帝悲叹，因为我被剥夺了于次日在教堂里迎接耶稣基督的幸福——这是教士们为履行复活节的义务而享有的权利。耶稣基督乐于补偿我，为我提供了想念他的一切方便，而且让我在祈祷时品尝到了难以言表的平静和欢乐。
星期一复活节，我上文说起过的那个囚徒脸色苍白眼泪汪汪地来到我处，告诉我官员之子刚给他念了总督第二封信的内容，总督在信中下令，若无进一步情况，官员须设法把我在狱中弄死，还说此事后果由他承担。这个囚徒还说官员曾以种种借口推迟答复，但他无法再拖了，因此，见我拒不招认自己是广州人，官员只得在我死后再向总督复命了。夜幕降临，我和衣躺在破床上等待人们让我去死的时刻。当天晚上及随后两天，我都是在这种等待中度过的。第三天，我的担心消失了，我感到上帝本身已暗示我它不允许我去死。这位官员虽然冷酷地拒绝我就医，而且似乎希望我死在狱中，但却下不了决心执行上司这道残酷的命令。这一变化令所有了解中国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说到底，下级官员在总督面前都会像奴仆般心惊胆战，他们的命运、地位、升迁都取决于他。这位官员曾用二十天时间设法让我躲过其上司的残忍，而当他似乎决定执行上司命令之际，我说起过的那个囚犯的一句话又改变了他的主意。这个囚犯提醒他：“您不怕这个基督徒之死被太多的人知道吗？”过了几天，见危险已过，这个可怜人——尽管他是异教徒——不禁对我说道：“您的上帝这么保佑您，可见它确实是万能的惟一真正的主宰。”
这位官员当年被革了职。一个月后，另一名官员继任其职，但只在任两个月。12月份，从北京又来了一位新知县。两名基督徒为我的案子向他递交了一份申诉。知县据此认为我生活太苦，便冷冷地答道他会命人给我囚犯待遇的。这种待遇大致相当于每月一斗米和一百五十里亚（菜金）。次年即1771年，这名知县也被革了职。
6月26日，一名张姓官员到任了，我在他手里受了许多罪。28日，他来视察监狱并在此祭拜偶像，随之又对囚犯逐个点名以了解各自案由。他故意最后叫我，问我是否使用巫术器具。我回答说不，还说我们宗教憎恶和禁止巫术。他又问我是否会写，我说不会写中国字。“那么，”他说，“用欧洲文字写上帝的名字吧。”我从命，同时写了“Thienthou”（天主）二字。他随之令狱卒对我严加看管，因为我是要犯。他说狱卒们不知底细，其实我比人们说的要狡猾得多，因为我成功地欺骗了那么多人而且躲过了从广州到这里的众多官员。他还声称知道何为欧洲人……说罢，他冲着我道：“但你是有罪的。”我答道：“我来这里只为了一件事。”他问我是什么事。我说为了传教。他一时语塞，便连下了几道针对我的严令，随之扬长而去。在以后几个月时间里，我经受了严重的几乎是持续的精神障碍。但上帝以显见的圣宠支撑着我，不让我倒下。接着，我又面临了有悖于希望Espérance，基督教的三德（信、望、爱）之一。——中译注的可怕的杂念。我天生比较胆怯，易于气馁，一点都不肯原谅自己，把微不足道的错误也看得十分严重，以致常常会累及上帝要求于我们的自信。但上帝以仁慈恢复了我的自信，让我战胜杂念，心中充满了纯洁的欢乐和甜蜜的宁静。后来，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十字架，但我面对它时心中只觉得恐慌。有一整月时间我总这样头晕目眩，使我完全有理由担心失明。想到我可能会在失明状态下被丢弃给自己的伙伴，真令人辛酸苦涩。我如此厌恶这种痛苦，以致觉得除了希望死亡以外，我再也没有其他出路和安慰了。最后，一天晚上，当我被关进牢房后，我含泪向上帝敞开了心扉，我沉醉于上帝的仁慈之中，情愿向它奉献自己的视觉。刚做完这些，我就感到宁静了。我觉得上帝暗自许诺我不会失明。我相信内心这句话，便不再理会病痛，然而视力却渐渐地相当快地恢复了。
1772年7月末，张姓官员重新开始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八月初一上午，他参观了佛塔后突然来到监狱，先向狱中供奉的偶像行迷信祭礼，落座后把所有狱卒叫到跟前，问他们是否有人来狱中探望和照料我。众狱卒都说没有。他告诉他们，总督派他来荣昌时曾向他抱怨，该县前几任官员均未处理好我的案子，因此把此案交给了他并就此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所以，他要狱卒们严查此事，他本人也将调查，若发现狱卒们欺骗了他，他就用夹棍和棍子敲碎他们腿脚的骨头。他表示下个月初一还要来，希望届时事情会水落石出。说罢便走了。为了解危险有多么严重，在此必须说明前些年帮助过我的两名基督徒就住在该县城一户邱（Kieou）姓人家家里。人们用以帮助我的钱就放在那里，这户人家的一个孩子还以极大的爱心照料过我。没有比发现这一切更容易的了。我意识到这一点，为此深感不安。在此困境中惟一能助我的上帝——我值得崇拜的圣父——果然又给了我安慰并使我坚定了起来：它使我心中骤然充满了甜蜜的欢乐、坚定的信心、无穷的力量和光明，它暗自向我许诺既不会抛弃我，也不会抛弃我亲爱的信徒。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6）
十月初一，官员如他预示的那样又来了。他把狱卒叫去令其回答执行命令的情况。当地最诡诈的狱卒之一站了出来，他否定有人帮助我。此人伪装的单纯蒙住了官员的眼睛，使其上了当。但这个张姓官员始终与我以及与基督教势不两立，所以依然决定迫害我们。他先派人把邱姓人家的家长及其两个儿子（他们常来狱中看我）抓了起来。把他们传来后，便让他们在门外等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把他们叫到跟前。官员手持一本教理书，就基督教义问题盘问邱家次子，后者对此了如指掌，一一作答。事毕，官员把他打发走了。与此同时，他又派打手去搜捕周洋（Tcheouyang），后者不在家，打手们便把他兄弟周永昌（Tcheouyongtchang）抓去顶替。在此情况下，官员派人叫回了邱家儿子。周永昌被打了二十记耳光，还与邱家儿子一起被戴上了枷。几天后，官员传周永昌问话，称一定要抓到他兄弟。为使兄弟免遭打手们欺凌，周永昌写信叫他自己前来县衙而不要等打手们去抓。圣洛朗基督教副祭师，公元258年殉教。相传他被置于一个铁质火刑具上，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煤炭，以致被活活烤死。纪念日是8月10日。以此看，本叙述的作者在时间记述上可能有误。——中译注（Saint Laurent）纪念日的次日，周洋到了县城，主动去见了官员。我为自己是惟一的幸免者而遗憾，因此渴望分担他们的痛苦。上帝愿意满足我的渴望；为让我作好受苦准备，在五六天时间里它让我心境相当平静，内心因上帝而感到甜蜜的安慰。官员不久就传唤了我，匆匆了结其他几件事情后问我是否是我向周永昌传授了基督教义。我说正是。他立即命人打了我四十耳光。我小心翼翼地不闭紧嘴巴，以便在遭受猛击时尽管下颌可被打歪并咯血，但牙齿不至于被全部打落。我挨打时，官员还咒骂我，而且问道：“你为什么不死？我天天盼着摆脱你，为什么你偏不断气呢？”他多次这样问我，我一言不发，只把他的话当做咒语。那些打手也跟着道：“老爷要你讲为什么还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