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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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仁神父利用皇帝初露端倪的宠信请求允许传播基督教。君主仁慈地接受了他的奏请，却不想抛开必要的形式，便把申请交予礼部审议，后者予以否决。传教士毫不气馁，请皇帝任命对我们圣教有较少偏见的其他判官予以复审。皇帝以举朝一致称赞的礼贤下士的态度将此事交给另一机构（Etats de l’Empire）处理。经认真审议，该机构裁定：基督教受到了不适当的指责，这种宗教是合乎道德的，其中无任何有违国家利益之处；所以，因传播基督教而蒙辱的汤若望神父应恢复名誉，因信教而被革职的达官贵人也应复职，欧洲教士应予召回，等等。
这一裁决对于确保年轻君主抵制反宗教者呈递的令人讨厌的奏章起了重要作用。自1671年，即传教士们重返教堂的第一年起，许多中国人就信奉了宗教而且无任何人反对。翌年，一位国舅及指挥满洲八旗的八位将军之一接受了洗礼。从这时起，福音在中国取得了极大进展。
作为利玛窦和汤若望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南怀仁神父是所有这些成功的灵魂，而且其生前是该传教会的支柱。对神父来说，与皇帝频繁的交谈及给他讲授数学课程皆是向他解释上帝律法的时机。神父使皇帝十分重视和崇敬基督教，只可惜未能有幸说服他信奉。
法国人要感谢南怀仁神父召唤他们来分担其工作，正是他使法国人来到了北京而且使皇帝作好了优礼迎接和善待他们的准备。他正好于法国人抵京之际去世，南怀仁死于1688年1月28日，路易十四选派的第一批法国耶稣会士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时刚好遇上南怀仁的丧事。——中译注因此未能获得亲自向中国朝廷介绍他们的慰藉。
他的去世犹如他的生平一样都是神圣的；他不懈地展示宗教使徒的美德，以此为自己的死亡作好准备，凡叮嘱其他传教士的事，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认为，对他以及对其他传教士来说，若想行善，尤其是在中国行善，就应成为这样的人：他们必须具有什么都不能使其灰心的勇气、什么都无法阻止的积极性、什么都懈怠不了的坚忍精神，必须具有谨慎但不顾忌舆论、慎重但不胆怯、大胆但没有野心、耐心但不冷漠的热忱，必须专注于拯救他人灵魂，同时又丝毫不放松自身灵魂的拯救，必须大公无私——因为只有大公无私，人们才能对耶稣基督说：“我并不寻求我的光荣，自有为我寻求并判断的一位。”（《若望福音》Ⅷ；Ⅴ。50）
我们这里介绍的内容是从奥尔良神父撰写的《利玛窦神父生平》一书中摘录的，该书1693年刊印于巴黎。我们认为，让读者较广泛地了解被视为中国传教会奠基人的这三位传教士的才干、热忱和美德，同时简略地介绍他们自入华起到法国传教士（他们以其记叙对我们了解这个广袤的帝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抵华止这一期间所做的善事是有益的。
人们在本卷中将读到科学院德·拉朗德先生（M。 de la Lande）撰写的关于在北美洲传教的圣绪尔比斯修道会（SaintSulpice）传教士、修道院长皮凯（l’abb Piquet）先生生平事迹的一篇回忆录这篇是关于在北美洲的传教士回忆录，中译本没有收入。——中译注。我们认为，让大家了解在使徒生涯中成绩卓著的所有人并对他们的才干和美德给予公正的评价，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快乐。人们随后会读到一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这是耶稣会士宋君荣写的专著《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由于内容太专业，尚未找到合适的译者，故中译本暂未收入，拟将来译出后另作专书出版。——中译注，这是一部博学的或许是有益的著作，但对就此并未入门的人来说读起来可并不惬意。还有一篇关于图尔农红衣主教在中国旅行和逗留的珍奇回忆录以及多封极为感人的书信，无论是留在北京的传教士还是在各省传教的外方传教会修道院的修士所写的都很感人。
在结束这篇《前言》前，我们还想就在德·索纳拉先生（de Sonnerat）新近出版的《游记》中读到的关于中国的内容冒昧地提几点意见。我们不否认作者的机智和才干，我们只是觉得他在某些方面弄错了或是上了当，他在作决定、下断语时较为轻率，他想推翻我们从已出版的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的记叙及游记中（总之是从撰写中国人的风俗、技艺、管理的所有作者的作品中）获得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可是又没有证据。
我们不想强调这位作者希望灌输给我们的对传教士们的不利看法。他暗示甚至似乎确信这批欧洲人只是些狂热的愚昧无知之徒或是些异常乖巧自负的招摇撞骗者；其中一些人不守本分，却又始终囿于繁琐的经院式的学问之中；另一些人则是危险的深谋远虑的却又相当讨人喜欢的政治家，他们的存在和活动只是为了奴役全世界。
在颇具哲学色彩，然而又如此不得体、如此不合情理的开头以后，作者进入了本题。我们随他一起进入，却发现德·索纳拉先生没怎么见过中国，更没有在那里周游过，他甚至不懂该国语言；他所说的一切不过是他本人想像的结果，或是他通过那些可能并不忠实的翻译与某些知识贫乏因此很少有兴趣教育一个外国人的中国商人交谈的结果。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前言（5）
倘若有个旅行者，到了欧洲边缘某个城市，与一个无知无识而且他又听不懂其言语的欧洲人谈了几次话，就想对我们谈论我们的种种习俗，评论我们的科学院、法庭和行政管理，而且无任何证据也不引证任何权威意见就反驳人们就此写过和发表过的一切，那我们该作何感想呢？
然而发生在德·索纳拉先生身上的恰恰是这种情况。他到过离首都约600法里的中国边缘城市广州，在那里没看到多少东西，更没有和官员及文人们谈过话，人们几乎不准他走出指定给欧洲人暂住的区域，他根本不懂这种如此难说、如此难懂的语言；然而他却像一个曾经周游过中国各省，阅读过中国主要典籍，参观过宫殿、各部及学术机构，会晤过军政长官、法官和文人的人那样发表意见。他对他所不了解的这个广袤帝国的居民、农业、行政管理、作家及其作品、技艺和习俗等等妄下结论。总之，他对一切都要议论一番，而且其口气与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年、四十年的人，与周游过中国并测绘过它的地图的人，与陪伴皇帝出巡过的人，与曾在中国政府部门担任过职务并经常与官员及文人们交谈、研究过中国语言、习俗而且研究过他们非常想深入了解的这个民族特征的人，与获准接触文书档案并出入宫廷的人同样甚至更加自信和肯定；何况，德·索纳拉先生以轻蔑和毫无说服力的轻率态度不断予以驳斥的正好就是这些人。
这样一来，传教士们似乎就不值得信任了，他们就不再像欧洲最博学的人们不久前认为的那样值得人们咨询，值得给他们寄自己的著作了，其书信也不再具有价值，更不值得人们尊重了。
当然，德·索纳拉先生完全可以反驳他们；证明他们犯了错误不是很好吗？然而，当他提出据原文编年史翻译的《中国通史》完全是捏造的，当他认为这是传教士们的诡计，是传教士们以一系列深谋远虑而又惊人的手腕编造了这部历史时，人们还会相信他本人吗？事实根本不像他所说的那样。鉴于在德·索纳拉先生之前还没有任何人试图暗示和坚持这一重要问题，它就更值得予以说明了。被他指责的传教士们在中国正如在别处一样并不缺少对他们所说、所做、所写的一切予以认真挑剔的观察家。何况，要是传教士们臆造了这一连串事件、一系列朝代，并臆造了这些战争和动乱以及这个最古老最辽阔的帝国的种种波澜壮阔的景象，怎么可能只有德·索纳拉先生一人发现了这一切不过是蔑视真理、以欺骗愚弄举世轻信者为乐的一种手腕的结果呢？
有那么多热忱、博学但有时又有偏见的其他传教士，而且我们敢说他们往往是反对被德·索纳拉先生所攻击的那些传教士的，但无论他们是在北京、中国外省还是欧洲，他们中有任何敢于大声反对如此巨大的“欺骗”的人吗？
我还想就孔子的著作说几句同样的话并作出同样的答复，因为德·索纳拉先生断言：孔子那些东西不过是由平庸的格言和拙劣的拼凑物组成的汇编而已，我们在欧洲所知道的这位哲学家的东西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传教士们以孔子著作译文名义寄给我们的所有文稿均是他们自己的作品。他这一论点是十分肯定的。然而，不管应当如何尊重德·索纳拉先生的权威，人们是否应该、是否能够仅凭其言论而相信他呢？他读过这位中国哲学家的原作吗？他比较过原作和我们这里读到的内容吗？如果他有充分理由支持其如此斩钉截铁地提出的论点，他就不难向我们解释此说的理由。难道他应该仅仅只讲孔子是个说话颠三倒四的人，而且那些如此明智、如此合乎情理因而受到你们赞赏的格言是出自他人之手吗？如此尖锐的批评与德·索纳拉先生的精明是相配的，因此，他应该不只是凭空说说，而要拿出表明这一品质的事实，尤其因为他曾向我们表示他绝不会有任何偏心，而且认为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值得观察家的关注和哲学家的研究。然而他怎能指望他的读者们会把此类事情，托付给一个什么也没有看到的观察家和一个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哲学家呢？
德·索纳拉先生还让《游记》作者（即传教士）们对中国人怀有一种他们所没有的狂热崇拜。他让他们讲其实没有讲过的话，这样就可以批驳他们，使其信誉扫地了。只有他一个人是了解中国并予以公正评价的，只有他一个人充分理解它（尽管他没有见过它）因而能评论这个国家并决定我们对其习俗、行政管理、制成品及其学术的看法。
他说，传教士们把中国人当成了了不起的天文学家。然而，没有任何传教士对我们发表过这样的看法。确实，他们在书信中曾告诉欧洲，他们在中国发现了一些观象台、天文仪器、从事天文研究的某些方法和知识以及专司观测天象并将观察结果报告皇帝和公众的一个机构；不过他们又补充指出，这门学问在那里正如地理学一样只处于起步阶段，从事这些研究的人只具备最起码的知识，他们只会因循守旧，而且既无有效的规则也无确定的方法。
巴多明神父在给德·梅朗先生（de Mairan）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人在天文学领域取得的进展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在传教士抵达后也依然如此，而且表示他对人们有朝一日能成功地激发起中国人的恒心和热情（这是使这门科学臻于完善所必需的）不抱多大希望。这些话难道是把中国人当成了不起的天文学家吗？
德·索纳拉先生向我们谈起了中国人对于占星术的兴趣，这一点说得倒还比较有理。然而传教士们不仅不鼓励这种怪异但又相当普遍的爱好，而且努力使中国人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虚浮、荒唐和无益。我们敢肯定德·索纳拉先生不可能指出杜赫德神父在著作的哪一段文字中说过有人认为他所说的这些话：欧洲人在他们编撰的天文历书中从不忘记添加上适合君主及其国民口味的占星术预言。这种嫁祸于杜赫德神父的做法在德·索纳拉先生看来一点也不严重，或许正因为这样他才不肯提供此说的证据，也不肯说出（杜赫德著作的）卷别和页码；他声称他提出的看法是从这段文字中读到的，其实这是他本人而决不是杜赫德神父的看法。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前言（6）
传教士们对我们说过，中国人懂得实用技艺，甚至还熟悉某些消遣活动（指音乐、绘画等）的技巧。他们在中国见到过生产瓷器或织物的工场、印刷所、熔炼作坊、运河、航海者、清漆等等；这一切中不乏技艺和机智，却又进展缓慢、墨守成规，因此缺乏竞争性和创造性。这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政府和警察，非常注重礼仪，十分眷恋古老的习俗而且重视知识，尤其重视伦理学——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也在于此。在中国，才干、学业和知识是登上高位所必需的，而财富通常是对为国作出重大贡献者的奖赏。传教士们最后还告诉我们，不应把这个帝国混同于亚洲其他国家，虽说中国君主的权力是绝对的，但它不完全是专断的，君主不是暴君，臣民也不是奴隶。传教士们上述这些说法足以使德·索纳拉先生恼火了。（在他眼里）这个国家中一切都该受到谴责：它错误地服从于一个可以滥用职权的君主并向其纳税，它不该容忍君主拥有侍卫、宫殿及豪华的排场，它错误地怀疑外国人而且不该不跑上去接受后者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强加于它的枷锁，然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它没有给德·索纳拉先生更好的接待，没有给他以贵宾式的礼遇——而这一切大概是其才干及对科学的热情所应得的。
我们不想多说对这部《游记》的看法了，我们从中还可挑出许多错误和陈腐的内容，例如对于（中国的）居民，德·索纳拉先生就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可靠公正的看法。他以欧洲人的眼光看待一切，而且甚至并未完全见过这一切。他并未进入那些房子，可他偏要谈论它们：因为中国的房子是平房，他就断定里面只能容纳很少人。然而中国房屋除宫殿以外内部房间都是很少的：门厅、客堂一侧是男人们的住房，另一侧是女眷住房，每个部位都只有一间，因此，不管这幢房屋多小多矮，却往往能像我们农民的房屋一样，能容纳更多的比我们高大的人。
德·索纳拉先生还说，当传教士们内部在应该给上帝起一个什么中文名字的问题上吵吵嚷嚷之际，他们全部被当成危险的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