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台北人-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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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柱国笑了一笑，答道：
“二十年不做官。”
“那天宣誓，还是邵子奇带头宣读的呢！当然，当然，二十年的期限，早已过了——”余教授和吴柱国同时都笑了起来。吴柱国捧起那盅龙井，吹开浮面的茶叶，啜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镜，一面擦着，一面觑起眼睛，若有所思的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次回来，‘励志社’的老朋友，多半都不在了——”
“贾宜生是上个月去世的，”余教授答道，“他的结局很悲惨。”
“我在国外报上看到了，登得并不清楚。”
“很悲惨的——”余教授又喃喃的加了一句。
“他去世的前一天我还在学校看到他。他的脖子硬了，嘴巴也歪了——上半年他摔过一跤，摔破了血管——我看见他气色很不好，劝他回家休息，他只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他的环境困得厉害，太太又病在医院里。那晚他还去兼夜课，到了学校门口，一跤滑在阴沟里，便完了——”余教授摊开双手，干笑了一声。“贾宜生，就这么完了。”
“真是的——”吴柱国含糊应道。
“我仿佛听说陆冲也亡故了，你在外国大概知道得清楚些。”
“只是人生的讽刺也未免太大了，”吴柱国唏嘘道，“当年陆冲还是个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何尝不是？”余教授也莫奈何的笑了一下，“就拿这几个人来说：邵子奇、贾宜生、陆冲、你、我，还有我们那位给枪毙了的日本大汉奸陈雄——当年我们几个人在北大，一起说过些什么话？”
吴柱国掏出烟斗，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吁着烟，若有所思的沉默了片刻，突然他摇着头笑出了声音来，歪过身去对余教授说道：
“你知道，钦磊，我在国外大学开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上学期，我在加州大学开了一门‘唐代政治制度’。这阵子，美国大学的学潮闹得厉害，加大的学生更不得了，他们把学校的房子也烧掉了，校长撵走了，教授也打跑了，他们那么胡闹，我实在看不惯。有一天下午，我在讲‘唐初的科举制度’，学校里，学生正在跟警察大打出手，到处放瓦斯，简直不像话！你想想，那种情形，我在讲第七世纪中国的考试制度，那些蓬头赤足，跃跃欲试的美国学生，怎么听得进去？他们坐在教室里，眼睛都瞅着窗外。我便放下了书，对他们说道：‘你们这样就算闹学潮了吗？四十多年前，中国学生在北京闹学潮，比你们还要凶百十倍呢！’他们顿时动容起来，脸上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情，好像说：‘中国学生也会闹学潮吗？’”吴柱国和余教授同时都笑了起来。
“于是我便对他们说道：‘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一群北京大学领头的学生，为了反日本，打到一个卖国求荣的政府官员家里，烧掉了他的房子，把躲在里面的一个驻日公使，揪了出来，痛揍了一顿——’那些美国学生听得肃然起敬起来，他们口口声声反越战，到底还不敢去烧他们的五角大厦呢。‘后来这批学生都下了狱，被关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内，一共有一千多人——’我看见他们听得全神贯注了，我才慢慢说道，‘下监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的，便是在下。’他们哄堂大笑起来，顿足的顿足，拍手的拍手，外面警察放枪他们也听不见了——”余教授笑得一颗光秃的头颅前后乱晃起来。
“他们都抢着问，我们当时怎样打赵家楼的。我跟他们说，我们是叠罗汉爬进曹汝霖家里去的。第一个爬进去的那个学生，把鞋子挤掉了。打着一双赤足，满院子乱跑，一边放火。‘那个学生现在在哪里？’他们齐声问道。我说：‘他在台湾一间大学教书，教拜仑。’那些美国学生一个个都笑得乐不可支起来——”余教授那张皱纹满布的脸上，突然一红，绽开了一个近乎童稚的笑容来，他讪讪的咧着嘴，低头下去瞅了一下他那一双脚，他没有穿拖鞋，一双粗绒线袜，后跟打了两个黑布补钉，他不由得将一双脚合拢在一起，搓了两下。
“我告诉他们：我们关在学校里，有好多女学生来慰问，一个女师大的校花，还跟那位打赤足放火的朋友结成了姻缘，他们两人，是当时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柱国，你真会开玩笑。”余教授一面摸抚着他那光秃的头顶，不胜唏嘘的笑道。他看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一面反问他：
“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学生，那天领队游行扛大旗的那个学生，跟警察打架，把眼镜也打掉了？”
吴柱国也讪讪的笑了起来。“我倒是跟他们提起：贾宜生割开手指，在墙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陈雄却穿了丧服，举着‘曹陆章遗臭万年’的挽联，在街上游行——”“贾宜生——他倒是一直想做一番事业的——”余教授坐下来，喟然叹道。“不知他那本《中国思想史》写完了没有？”吴柱国关怀的问道。“我正在替他校稿，才写到宋明理学，而且——”余教授皱起眉头说，“最后几章写得太潦草，他的思想大不如从前那样敏锐过人了，现在我还没找到人替他出版呢，连他的安葬费还是我们这几个老朋友拼凑的。”“哦？”吴柱国惊异道，“他竟是这样的——”余教授和吴柱国相对坐着，渐渐默然起来。吴柱国两只手伸到袖管里去，余教授却轻轻的在敲着他那只僵痛的右腿。
“柱国——”过了半晌，余教授抬起头来望着吴柱国说道，“我们这伙人，总算你最有成就。”
“我最有成就？”吴柱国惊愕的抬起头来。
“真的，柱国，”余教授的声音变得有点激动起来，“这些年，我一事无成。每次在报纸上看见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就不禁又感慨、又欣慰，至少还有你一个人在学术界替我们争一口气——”余教授说着禁不住伸过手去，捏了一下吴柱国的膀子。“钦磊——”吴柱国突然挣开余教授的手叫道，余教授发觉他的声音里竟充满了痛苦，“你这样说，更是叫我无地自容了！”“柱国？”余教授缩回手，喃喃唤道。
“钦磊，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懂得这些年我在国外的心情了，”吴柱国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上年东方历史学会在旧金山开会，我参加的那一组，有一个哈佛大学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宣读他一篇论文，题目是：《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那个小伙子一上来便把‘五四’批评得体无完肤，然后振振有词的结论道：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惶、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他一念完，大家都很激动，尤其是几个中国教授和学生，目光一齐投向我，以为我一定会起来发言。可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的离开了会场——”
“噢，柱国——”
“那个小伙子有些立论是不难辩倒的，可是，钦磊——”吴柱国的声音都有些哽住了，他干笑了一声，“你想想看，我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在那种场合，还有什么脸面挺身出来，为‘五四’讲话呢？所以这些年在外国，我总不愿意讲民国史，那次在加大提到‘五四’，还是看见他们学生学潮闹的热闹，引起我的话题来——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当笑话讲罢了。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我可以毫不汗颜的对我的外国学生说：‘李唐王朝，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文化最灿烂的大帝国。’——就是这样，我在外国喊了几十年，有时也不禁好笑，觉得自己真是像唐玄宗的白发宫女，拼命在向外国人吹嘘天宝遗事了——”
“可是柱国，你写了那么多的著作！”余教授几乎抗议的截断吴柱国的话。
“我写了好几本书：《唐代宰相的职权》、《唐末藩镇制度》，我还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唐明皇的梨园子弟》，一共几十万字——都是空话啊——”吴柱国摇着手喊道，然后他又冷笑了一声，“那些书堆在图书馆里，大概只有修博士的美国学生，才会去翻翻罢了。”
“柱国，你的茶凉了，我给你去换一杯来。”余教授立起身来，吴柱国一把执住他的手，抬起头望着他说道：
“钦磊，我对你讲老实话：我写那些书，完全是为了应付美国大学，不出版著作，他们便要解聘，不能升级，所以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来，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了的。”
“我给你去弄杯热茶来。”余教授喃喃的重复道，他看见吴柱国那张文雅的脸上，微微起着痉挛。他蹭到客厅一角的案边，将吴柱国那杯凉茶倒进痰盂里，重新沏上一杯龙井，他手捧着那只保暖杯，十分吃力的拐回到座位上去，他觉得他那只右腿，坐久了，愈来愈僵硬，一阵阵的麻痛，从骨节里渗出来。他坐下后，又禁不住用手去捏榨了一下。
“你的腿好像伤得不轻呢。”吴柱国接过热茶去，关注着余教授说道。
“那次给撞伤，总也没好过，还没残废，已是万幸了。”余教授解嘲一般笑道。
“你去彻底治疗过没有？”
“别提了，”余教授摆手道，“我在台大医院住了五个月。他们又给我开刀，又给我电疗，东搞西搞，愈搞愈糟，索性瘫掉了。我太太也不顾我反对，不知哪里弄了一个打针灸的郎中来，戳了几下，居然能下地走动了！”余教授说着，很无可奈何的摊开手笑了起来，“我看我们中国人的毛病，也特别古怪些，有时候，洋法子未必奏效，还得弄帖土药秘方来治一治，像打金针，乱戳一下，作兴还戳中了机关——”说着，吴柱国也跟着摇摇头，很无奈的笑了起来，跟着他伸过手去，轻轻拍了一下余教授那条僵痛的右腿，说道：“你不知道，钦磊，我在国外，一想到你和贾宜生，就不禁觉得内愧。生活那么清苦，你们还能在台湾守在教育的岗位上，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吴柱国说着，声音都微微颤抖了，他又轻轻的拍了余教授一下。
“钦磊，你真不容易——”
余教授默默的望着吴柱国，半晌没有做声，他搔了一搔他那光秃的头顶，笑道：
“现在我教的，都是女学生，上学期，一个男生也没有了。”
“你教‘浪漫文学’，女孩子自然是喜欢的。”吴柱国笑着替余教授解说道。
“有一个女学生问我：‘拜仑真的那样漂亮吗？’我告诉她：‘拜仑是个跛子，恐怕跛得比我还要厉害哩。’那个女孩子顿时一脸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只得安慰她：‘拜仑的脸蛋儿还是十分英俊的’——”余教授和吴柱国同时笑了起来。“上学期大考，我出了一个题目要她们论‘拜仑的浪漫精神’，有一个女孩子写下了一大堆拜仑情妇的名字，连他的妹妹也写上去了！”
“教教女学生也很有意思的。”吴柱国笑得低下头去，“你译的那部《拜仑诗集》，在这里一定很畅销了？”
“《拜仑诗集》我并没有译完。”
“哦——”
“其实只还差‘’最后几章，这七八年，我没译过一个字，就是把拜仑译出来，恐怕现在也不会有多少人看了——”余教授颇为落寞了的叹了一口气，定定的注视着吴柱国，“柱国，这些年，我并没有你想像那样，并没有想‘守住岗位’，这些年，我一直在设法出国——”
“钦磊——你——”
“我不但想出国，而且还用尽了手段去争取机会。每一年，我一打听到我们文学院有外国赠送的奖金，我总是抢先去申请。前五年，我好不容易争到了哈佛大学给的福特奖金，去研究两年，每年有九千多美金。出国手续全部我都办妥了，那天我到美国领事馆去签证，领事还跟我握手道贺。哪晓得一出领事馆门口，一个台大学生骑着一辆机器脚踏车过来，一撞，便把我的腿撞断了。”
“哎，钦磊。”吴柱国暧昧的叹道。
“我病在医院里，应该马上宣布放弃那项奖金的，可是我没有，我写信给哈佛，说我的腿只受了外伤，治愈后马上出去。我在医院里躺了五个月，哈佛便取消了那项奖金。要是我早让出来，也许贾宜生便得到了——”
“贾宜生吗？”吴柱国惊叹道。
“贾宜生也申请了的，所以他过世，我特别难过，觉得对不起他。要是他得到那项奖金，能到美国去，也许就不会病死了。他过世，我到处奔走替他去筹治丧费及抚恤金，他太太也病得很厉害。我写信给邵子奇，邵子奇派了一个人，只送了一千块台市来——”
“唉，唉。”吴柱国连声叹道。
“可是柱国，”余教授愀然望着吴柱国，“我自己实在也很需要那笔奖金。雅馨去世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都很小，雅馨临终要我答应，一定抚养他们成人，给他们受最好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出国学工程，没有申请到奖学金，我替他筹了一笔钱，数目相当可观，我还了好几年都还不清。所以我那时想，要是我得到那笔奖金，在国外省用一点，就可以偿清我的债务了。没想到——”余教授耸一耸肩膀，干笑了两声。吴柱国举起手来，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又默然了。过了片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