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台北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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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起眼。我进到他们的房子里，看见客厅里还是新房般的打扮。桌子椅子上堆满了红红绿绿的贺礼，有些包裹尚未拆封。桌子跟下却围着一转花篮，那些玫瑰剑兰的花苞儿开得十分新鲜，连凤尾草也是碧绿的。墙上那些喜幛也没有收去，郭轸同学送给他的一块乌木烫金的喜匾却悬在厅的中央，写着“白头偕老”。
朱青在她房里，我走进去她也没有听见。她歪倒在床上，脸埋在被窝里，抽抽搭搭的哭泣着。她身上仍旧穿着新婚的艳色丝旗袍，新烫的头发揉乱了，发尾子枝桠般生硬的张着。一床绣满五彩鸳鸯的丝被面被她搓得全是皱纹。在她脸旁被面上，却浸着一块碗大的湿印子。她听见我的脚步惊坐了起来，只叫出一声“师娘”，便只有哽咽的份儿了。朱青满面青黄，眼睛肿得眯了起来，看着愈加瘦弱了。我走过去替她抿了一下头发，绞了一把热手巾递给她。朱青接过手中，把脸捂住，重新又哭泣起来。房子外头不断的还有大卡车和吉普车在拖拉行李，铁链铁条撞击的声音，非常刺耳，村子里的人正陆续启程上任，时而女人尖叫，时而小孩啼哭，显得十分惶乱。我等朱青哭过了，才拍拍她的肩膀说道：
“头一次，乍然分离，总是这样的——今晚不要开伙，到我那儿吃夜饭，给我做个伴儿。”
伟成和郭轸他们一去便了无踪迹。忽而听见他们调到华北，忽而又来信飞到华中去了，几个月来一次也没回过家。这个期间，朱青常常和我在一起。有时我教她做菜，有时我教她织毛衣，也有时我却教她玩几张麻将牌。
“这个玩意儿是万灵药，”我对她笑着说道，“有心事，坐上桌子，红中白板一混，什么都忘了。”
朱青结婚后，放得开多了，可是仍旧腼腆怯生，除掉我这儿，村子里别家她一概没有来往。村子里那些人的身世我都知晓，渐渐儿的，我也拣了一些告诉她听，让她熟悉一下我们村里那些人的生活。
“你别错看了这些人，”我对她说，“她们背后都经过了一番历练的呢。像你后头那个周太太吧，她已经嫁了四次了。她现在这个丈夫和她前头那三个原来都是一个小队里的人。一个死了托一个，这么轮下来的。她那些丈夫原先又都是好朋友，对她也算周到了。还有你对过那个徐太太，她先生原是她小叔，徐家两兄弟都是十三大队里的。哥哥殁了，弟弟顶替。原有的几个孩子，又是叔叔又是爸爸，好久还叫不清楚呢。”
“可是她们看着还有说有笑的。”朱青望着我满面疑惑。
“我的姑娘，”我笑道，“不笑难道叫她们哭不成？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
郭轸离开后，朱青一步远门也不肯出，天天守在村子里。有时我们大伙儿上夫子庙去听那些姑娘们清唱，朱青也不肯跟我们去。她说她怕错过总部打电话传来郭轸的消息，一天夜里，总部带信来说，伟成那一队经过上海，有一天多好停留，可能赶到南京来。朱青一早便跳出跳进，忙着出去买了满满两篮子菜回来。下午我经过她门口，看见她穿了一身蓝布衣裤，头上系了一块旧头巾，站在凳子上洗窗户。她人又矮小，踮起脚还够不着，手里却揪住一块大抹布挥来挥去，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了似的。
“朱青，那上头的灰尘，郭轸看不见的。”我笑着叫道。
朱青回头看见我，红了脸，讪讪的说道：
“不知怎的，才几个月，这问房子便旧了，洗也洗不干净。”
傍晚的时分，朱青过来邀了我一块儿到村口搁军用电话的那间门房里去等候消息。总部那边的人答应六七点钟给我们打电话通消息。朱青梳洗过了，换上一件杏黄色的薄绸长衫，头上还络了一根苹果绿的丝带，嘴上也抹了一些口红，看着十分清新可喜。起初朱青还非常开心，跟我有说有笑，到了六点多钟的光景，她便渐渐紧张起来了，脸也绷了，声也噤了，她一边织着毛线却不时的抬头去看桌上那架电话机。我们左等右等，直到九点多钟，电话铃才响了起来。朱青倏地跳起来，怀里的绒线球滚到一地，急忙向电话奔去，可是到了桌子边却回过头来向着我声音颤抖的说道：
“师娘——电话来了。”
我去接过电话，总部里的人说，伟成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两小时，下午五点钟已经起飞到苏北去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朱青，朱青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她呆站着，半晌没有出声，脸上的肌肉却微微的在抽搐。
“我们回去吧。”我向她说道。
我们走回村子里，朱青一直默默跟在我后面，走到我家门口时，我对她说：
“莫难过了，他们的事情很没准的。”
朱青扭过头去，用袖子去擂眼睛，嗓子哽咽得很厉害。
“别的没有什么，只是今天又空等了一天——”
我把她的肩膀搂过来说道：
“朱青，师娘有几句话想跟你讲，不知你要不要听。飞将军的太太，不容易当。廿四小时，那颗心都挂在天上，哪怕你眼睛朝天望出血来，那天上的人未必知晓。他们就像那些铁鸟儿，忽而飞到东，忽而飞到西，你抓也抓不住。你嫁进了我们这个村子里，朱青，莫怪我讲句老实话，你就得狠起心肠来，才担得住日后的风险呢。”
朱青泪眼模糊的瞅着我，似懂非懂的点着头儿。我扳起她的下巴颏，笑着叹道：
“回去吧，今夜早点上床。”
民国三十七年的冬天，我们这边的战事已经处处失利了，北边一天天吃紧的当儿，我们东村里好几家人都遭了凶讯。有些眷属天天到庙里去求神拜菩萨，算命的算命，摸骨的摸骨。我向来不信这些神神鬼鬼，伟成久不来信，我便邀隔壁邻舍来成桌牌局，熬个通宵，定定神儿。有一晚，我跟几个邻居正在斗牌儿，住在朱青对门的那个徐太太跑来一把将我拖了出去，上气不接下气的告诉我说总部刚来通知，郭轸在徐州出了事，飞机和人都跌得粉碎。我赶到朱青那儿，里面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朱青歪倒在一张靠椅上，左右一边一个女人揪住她的膀子，把她紧紧按住，她的头上扎了一条白毛巾，毛巾上红殷殷的沁着巴掌大一块血迹。我一进去，里面的人便七嘴八舌告诉我：朱青刚才一得到消息，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有人拦她，她便乱踢乱打，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刚才抬回来，连声音都没有了。
我走到朱青跟前，从别人手里接过一碗姜汤，用铜羹匙撬开朱青的牙关，扎实的灌了她几口。她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睛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吱吱的惨叫来一般。我把那碗姜汤灌完了，她才渐渐的收住目光，有了几分知觉。
朱青在床上病了许久。我把她挪到我屋子里。日夜守住她，有时连我打牌的时候，也把她放在跟前。我怕走了眼，她又去寻短见。朱青整天睡在床上。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每天都由我强灌她一点汤水。几个礼拜，朱青便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皮死灰，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有一天我喂完她，便坐在她床沿上，对她说道：
“朱青，若说你是为了郭轸，你就不该这般作践自己。就是郭轸在地下，知道了也不能心安哪。”
朱青听了我的话，突然颤巍巍的挣扎着坐了起来，朝我点了两下头，冷笑道：
“他知道什么？他跌得粉身碎骨哪里还有知觉？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
朱青说着，面上似哭似笑的扭曲起来，非常难看。
守了朱青个把月，自己都差不多累倒了。幸而她老子娘却从重庆赶了来。她老子看见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她娘却狠狠的啐了一口：
“该呀！该呀！我要她莫嫁空军，不听话，落得这种下场！”
说着便把朱青蓬头垢面的从床上扛下来，用板车连铺盖一齐拖走了。朱青才走几天，我们也开始逃难，离开了南京。
下
来到台北这些年，我一直都住在长春路，我们这个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里面的人四面八方迁来的都有，以前我认识的那些都不知分散到哪里去了。幸好这些年来，日子太平，容易打发，而我们空军里的康乐活动，却并不输于在南京时那么频繁，今天平剧。明天舞蹈，逢着节目新鲜，我也常去那些晚会去凑个热闹。
有一年新年，空军新生社举行游艺晚会。有人说历年来就算这次最具规模。有人送来两张门票，我便带了隔壁李家念中学那个女儿一同去参加。我们到了新生社的时候，晚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有些人挤做一堆在抢着摸彩，可是新生厅里却是音乐悠扬跳舞开始了。整个新生社塞得寸步难移，男男女女，大半是年轻人，大家嘻嘻哈哈的，热闹得了不得。厅里飘满了红红绿绿的气球，有几个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拿了烟头烧得那些气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夹在那些混叫混闹的小伙子中间，我的头都发了晕，好不容易才和李家女儿挤进了新生厅里，我们倚在一根厅柱旁边，观看那些人跳舞。那晚他们弄来空军里一个大乐队，总有二十来人。乐队的歌手也不少，一个个上来，衣履风流，唱了几个流行歌，却下到舞池和她们相识的跳舞去了。正当乐队里那些人敲打得十分卖劲的当儿，有一个衣着分外妖烧的女人走了上来，她一站上去，底下便是一阵轰雷般的喝彩，她的风头好像又比众人不同一些。那个女人站在台上，笑吟吟地没有半点儿羞态，不慌不忙把麦克风调了一下，回头向乐队一示意，便唱了起来。
“秦婆婆，这首歌是什么名字？”李家女儿问道，她对流行歌还没我在行。我的收音机，一向早上开了，睡觉才关的。
“《东山一把青》。”我答道。
这首歌，我熟得很，收音机里常收得到白光灌的唱片，倒是难为那个女人却也唱得出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她一只手拈住麦克风，一只手却一径满不在乎的挑弄她那一头蓬得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她翘起下巴颏儿，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唱着：
东山哪，一把青。
西山哪，一把青。
郎有心来姐有心，
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
她的身子微微倾向后面，晃过来，晃过去，然后突地一股劲儿，好像从心窝里迸了出来似的唱道：
嗳呀嗳嗳呀，
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
唱到过门的当儿，她便放下麦克风，走过去从一个乐师手里拿过一双铁锤般的敲打器，吱吱嚓嚓的敲打起来，一面却在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她穿了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一曲唱完，下面喝彩声，足有半刻时辰，于是她又随意唱了一个才走下台来，即刻便有一群小空军迎上去把她拥走了。我还想站着听几个歌，李家女儿却吵着要到另外一个厅去摸彩去。正当我们挤出人堆离开舞池的当儿，突然有人在我身后抓住了我的膀子叫了一声：
“师娘！”
我一回头，看见叫我的人，赫然是刚才在台上唱“东山一把草”的那个女人。来到台北后，没有人再叫我“师娘”了，个个都叫我秦老太，许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蓦然间，异常耳生。
“师娘，我是朱青。”那个女人笑吟吟的望着我说道。
我朝她上下打量了半天，还没来得及回话，一群小空军便跑来，吵嚷着要把她挟去跳舞。她把他们摔开，凑到我耳根下说道：
“你把地址给我，师娘，过两天我接你到我家去打牌，现在我的牌张也练高了。”
她转身时又笑吟吟的悄声对我说道：
“师娘，刚才我也是老半天才把你老人家认出来呢。”
从前看京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便急白了头发，那时我只道戏里那样做罢了，人的模样儿哪里就变得那么厉害。那晚回家，洗脸的当儿，往镜子里一端详，才猛然发觉原来自己也洒了一头霜，难怪连朱青也认不出我来了。从前逃难的时候，只顾逃命，什么事都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黑天白日。我们撤退到海南岛的时候，伟成便病殁了。可笑他在天上飞了一辈子，没有出事，坐在船上，却硬生生的病故了。他染了痢疾，船上害病的人多，不够药，我看着他屙痢屙得脸发了黑。他一断气，船上水手便把他用麻包袋套起来，和其他几个病死的人，一齐丢到了海里去，我只听得“嘭”一下，人便没了。打我嫁给伟成那天起，我心里已经盘算好以后怎样去收他的尸骨了。我早知道像伟成他们那种人，是活不过我的。倒是没料到末了连他尸骨也没收着。来到台湾，天天忙着过活，大陆上的事情，竟逐渐淡忘了。老实说，要不是在新生社又碰见朱青，我是不会想起她来了的。
过了两天，朱青果然差了一辆计程车带张条子来接我去吃晚饭。原来朱青就住在信义路四段，另外一个空军眷属区里。那晚她还有其他的客人，是三个空军小伙子，大概周未从桃园基地来台北度假的，他们也顺着朱青乱叫我师娘起来，朱青指着一个白白胖胖，像个面包似的矮子向我说道：
“这是刘骚包，师娘，回头你瞧他打牌时，那副狂骨头的样儿就知道了。”
那个姓刘的便凑到朱青跟前嬉皮笑脸的嚷道：
“大姐，难道今天我又撞着你什么了？到现在还没有半句好话呢。”
朱青只管吃吃的笑着，也不去理他，又指着另外一个瘦黑瘦黑的男人说道：
“他是开小儿科医院的，师娘只管叫他王小儿科就对了。他和我们打了这么久的麻将，就没和出一副体面的牌来。他是我们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