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当家-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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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知县破此奇案后，名扬省内，上司更打算提拔他。可是他却叹道：“辛苦一官，使老父心力俱瘁，殊不成人子。”遂上疏以供养父亲为由，辞官归乡。（《折狱奇闻》卷四）
亲自出马参与破案
虽然前述这些师爷亲自破案的故事很富于传奇色彩，是小说家的极好素材，不过实际上此类事情并不多见。而关于刑名师爷是否要参与破案，就连刑名师爷自己都意见分岐。有的师爷喜欢乔装私访，也有的师爷主张只须在署中指导捕快的侦察方向就可以了，更有的师爷主张“访案宜慎”，认为根本用不着师爷亲自出马去调查破案。
万枫江在《幕学举要》中主张幕友应指导侦查。他认为捕快缉捕破案全凭经验，毫无知识，没有头脑，师爷应该向主人献计献策，“运筹于帷幄之中”，自然能够使案件顺利侦破。他认为“缉贼不可有成心”，不能被老经验束缚。比如一般都认为夜盗来去不会超出二十里路，所以缉查夜盗都在二十里内访查。可实际上也有一些“强悍之徒”，夜经此地，临时起意作案，完事后连夜出走四五十里路。为此缉查时也要注意沿路百里以内第二天是否有可疑人物经过。又如师爷平时要注意当地的无赖流氓，做到心中有数。“平日访察不可不密，有等游手好闲，一无生计，而锦衣美食，或竟日聚赌，或白昼酣睡，必非善良”，这些人都有可能是夜盗案犯。
办案时应置身事外
汪辉祖对于师爷参与破案的看法正与万枫江相反，他不但反对平日访查，连案发后也主张幕友不要参与查访侦缉。他在《佐治药言》中专列“访案宜慎”条，认为幕友亲自私访，或官员派亲信私访，都是弊多利少之事。首先幕友虽深居署内，一般乡下很少有人认识。可师爷毕竟是外来人，口音相异，即使经过变装，也是外地书生的模样，下乡后难以瞒过对方当事人的耳目，很容易被对方将计就计，制造假情报哄骗。尤其重要的是，幕友乃至官员，若亲身参与侦查，就会对案件存有先入之见，无法作出公正的判断。他认为“盖官之治事，妙在置身事外，故能虚心听断。一以访闻为主，则身在局中，动多挂碍矣”。这里所说的“虚心”，就是指办案时没有先入之见。毕竟经历了私人访查的见解作出判断，就会形成主观臆断，造成冤假错案。
关于师爷参与破案这部分，就现代眼光来看，当属汪辉祖的意见较为正确。中国古代地方官兼侦查、审判职能，确实容易形成主观臆断。不过面对这样的状况，汪辉祖的意见并未发挥什么影响力。
第四章躲在屏风后的法官
师爷是黑官，在审判堂上没有座位，他们通常在大堂屏风后面听审，发现供证有漏洞，立即传话给官员，教他们如何见招拆招。
很多描写古代的戏剧、小说里，常出现官员坐在公案后审案，师爷站在一旁出谋划策的情景。这实际上是一种误会。由于师爷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因此是不能出庭干预审讯的。师爷至多只能在大堂后面旁听审讯，不过很多师爷甚至连堂后听审都不屑为之，因为听审并非他们的职责。
衙门正式审讯的地点，可以是大堂，也可以是二堂，若有关奸情暧昧或涉及地方士绅的案件，则可在二堂两侧的花厅或内衙审讯。其中大堂、二堂审讯形式相当隆重，官员必须盛装官服，正襟危坐；至于花厅、内衙审案，则可比较随便。
一般大堂、二堂审案允许百姓入衙旁听，但不准喧哗。预定开审那天，一大早衙役就会在照壁前召集原告、被告、证人及其他涉讼人员，然后填写“到单”交给把门的门上，由门上传入内衙。官员一般到午时才升堂，升堂前的敲梆传点一如呈控放告日。喊发三梆时，衙役举着“听审牌”将第一桩案件当事人带入庭院，跪在阶前，一般原告跪东阶，被告跪西阶，干证跪中间。有功名的秀才、举人，退休“乡官”之类的绅士则免跪，站立听审。跪齐后，衙役才高声齐喝“升堂”，俗称“喊堂威”，官员这才升堂就坐。这时，官员身旁会站一名值堂的长随，身后站一两个伺候倒水、点烟、磨墨的门子。而大堂两侧各站一排皂隶，公座下方近门处，则摆一张长桌，刑房书吏坐在桌后，准备记录口供、证词。官员公案上通常摆着插堂签的签筒及文房四宝，不过他们很少亲笔记录供词。
在屏风后听审的师爷
师爷在堂上并没有座位。对于一般案件，他只需在审后详阅供词记录就可以了。而徒刑以上申详上级司法机关的案件，师爷往往会到大堂屏风后听审，如发现供证有漏洞，即唤门子传话给官员，提示如何抓住漏洞，一举突破被告心理防线，或提醒官员用刑适度，不要意气用事。
中国古代对于司法审讯历来有“五听”之说，即“辞听”（分析被告供词）、“色听”（观察被告脸色）、“气听”（观察被告呼吸）、“目听”（观察被告眼神）、“耳听”（观察被告听力，即观察被告的注意力是否集中）。“五听”里，刑名师爷仅有“辞听”一听，况且记录供词的书吏还可能从中作弊。所以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自己在做刑名幕友时，凡徒刑以上案件，主人庭讯时都要在堂后凝神细听，一旦发现供词有勉强之处，即于主人退堂后嘱咐还要再次提审，因此有时会审上四五次，甚至七八次。另外，他还嘱咐主人不要轻易用刑，力求从被告供词中发现矛盾破绽之处，求得真情。
江洋大盗劫商疑案
乾隆二十七年（1762），浙东湖州府孝丰县境内的一段运河河道中发生了一件抢劫商船的案件。按清代法律规定，在江河要津行劫为重大犯罪行为，要立即通报附近州县协助缉拿罪犯。但邻近的平湖县知县刘国得到通报后，派发民壮、捕快至各码头、水道巡察了一番，并未找到什么线索。时近年底，刘国按照惯例封印，这一桩邻境的重案也就暂时搁置，刑名师爷汪辉祖亦回家过年去了。就在过年时，平湖县有个叫盛大的逃军，纠集一伙人打劫，还没得手就被捕获。刘国于开印后即提审盛大，并在审清这件未遂抢劫案后，顺便问他年前孝丰县的运河抢劫案是否也是他干的，结果盛大只略作辩解就承认了。刘国不禁心中暗喜，赶紧下令把盛大一伙关入监狱严加看管。
第二次提审时，刘国开始追问赃物的下落，盛大供称已经在年前卖给一个过路客商，得到的钱财早挥霍一空，只剩下一条蓝棉被。刘国再提审盛大同伙，果然也都供认不讳。当下他为自己这次竟能在无意中破一大案而得意洋洋，便移文孝丰县，请失劫的客商前来认赃。然而那位客商抵达后，看了半天才说那条棉被是他的。刘国又把盛大等人叫来请他辨认，但他却说那天黑夜被劫，没能看清劫匪的面貌，所以无法辨认。刘国有点失望，只好请客商先回孝丰等候，一面赶紧派人请汪辉祖回署商议此案。
疑犯串供诬认行抢
汪辉祖得到通知后赶回平湖县署，首先就调阅了盛大一案的供词，他看完一遍后，觉得这些供词如出一人之口，如何起意、如何纠伙、如何拦截抢劫、如何打伤船夫、如何搬运脏物、如何分赃销赃，面面俱到，一应俱全。供词如此完整，反而令人怀疑。于是他建议东家不要急于定案，还要继续审讯。
到了晚上，刘国又提审盛大等人，这次汪辉祖站在屏风后凝神细听，只听那八个疑犯一一吐实，毫不畏惧，口供熟滑如同背书，供词也彼此无一句矛盾之处，让他更加怀疑其中有诈。第二天他又请东家再审，并教其故意将原供为轻犯的人讯为重犯，然后仍旧在屏风后细听。不出所料，这次那些疑犯的供词果然漏洞百出，其中还有人大喊冤枉的。
汪辉祖见状，赶紧叫门子传话给东家，请他暂停审讯，并吩咐库吏到外边或借或收买来十多条蓝布被，然后亲自将赃物作上暗记混入。翌日他请东家再审，且要疑犯们当场辨认赃物。结果那些疑犯没头没脑地乱翻一阵后，竟指认不出。至此，刘国一拍惊堂木，厉声喝问：“你们究竟抢过商船没有？”那些疑犯一愣，呆了一会，纷纷叩头求饶，口称冤枉，直说不曾抢过商船。
原来，这些人都是盛大的死党，认盛大为大哥，并绝对服从其指挥。后来，盛大犯案被充军，但他又从充军地逃回，纠集同乡想拦路行抢，不料还没得手就被一网打尽。盛大想，说自己是逃军，再犯抢案必无生路，多认一个死罪一样是死，所以当刘知县问到孝丰劫案时，他就胡乱供认，并嘱咐死党统一口径，一起承认。至于那条蓝布被，原是盛大自己的，有缝被人可以证明。
先知卓见，拍板定案
汪辉祖根据最终的审讯记录，草拟了判决意见：盛大等人行劫未成，并无死罪，一一据律拟定刑罚——其中盛大逃军起意行劫当发遣边疆，其余从犯行劫未成，分别为充军、徒刑。
然而，幕中其他幕友纷纷反对汪辉祖的拟稿，认为他“曲纵枉法”，开脱罪人而使主人无功，不顾主人考绩，是大错特错。汪辉祖听了这些议论，就向刘国表示要辞馆他就，但刘国不同意。汪辉祖便说：“你如果想留下我，就一定要平反盛大一案。孝丰劫案失赃颇多，仅根据一条可疑的蓝布被就定几个人死罪（清代律例将江河行劫定为江洋大盗罪，罪犯不分首从一律在案发当地斩首示众），非但有可能大损阴德、贻祸子孙，就是你也会后患无穷。”由于刘国与汪辉祖年岁相当，两人一直很合得来，因此他在听了这番话后，就不从众议，径按汪辉祖草拟的申详公文上报。两年后江苏苏州府元和县捕获了一伙江洋大盗，起赃时发现了孝丰劫案被劫的很多赃物，一经审讯，那伙人便承认是他们干的。
当时刘国已升任江西九江知府，而汪辉祖也已在杭州仁和县作刑名师爷。后来，刘国于赴任途中特意到杭州与汪辉祖会面。两人相见，提起旧事，刘国说：“你当时力主平反盛大一案，真是神了。”汪辉祖笑道：“这只是你不该抵诬陷之罪，我不该绝嗣而已。”（《续佐治药言》）
办案只能听声想像
师爷在堂后如能仔细听审，用心分析，确实可以像汪辉祖那样厘清案情真相，不致让主人错判误判。不过“犯证非亲鞫”，总是“隔膜一层”，只能听声想像，无法当面察言观色。如果主人不耐烦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复审，师爷也就没办法了。汪辉祖自己亦说，“五听”之中最重要的是“目听”，他当官后，审案时总是先不言语，盯着被告看上一阵子，实际上这是因为他有近视眼，总想看得清楚一点。但被告却被他看得发毛，先慌了手脚。所以他在回忆录中再三强调“目听为上”。可惜师爷没有“目听”这一便利，只能根据“辞听”定案。
第四章起诉书誊写要诀
本着“多一情节则多一疑窦，多一人证则多一拖累”的原则，师爷在剪裁犯人的供证时，要谨慎勘验，战战兢兢。
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以犯人的口供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所谓“案以供定”。清代法律规定：“内外问刑衙门审办案件，除本犯事发在逃、众证明白、照律即问狱成外，如犯未逃走，鞫狱官详别讯问，务得输服供词。毋得节引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律，遽请定案。”也就是说任何案件，只要抓获主犯，就必须有主犯的认罪口供（输服供词）才能定案。只有在主犯逃走未能缉获时，才可以证人的物证、从犯的口供定案。所以口供可说是定案的关键。
禁删供词成为具文
“供”是一个统称，清代凡原告、被告、证人的陈述都可称“供”，而被告的认罪自白，还可称“招”。至少“证”则除指证人的证词（一定要是“众证”，即三个证人以上的证词才可定案）外，也指书证、物证；一般前者称“活干证”，后者称“死干证”。物证中最重要的是盗案的赃物，没有赃物就不能定盗案。对于这些供、招、证，刑名师爷必须结合各类勘验结果，整理成一篇文章，再现案发经过，以作为判决的依据，并报上级衙门复审。
为了防止作弊，真实反映案发经过，清代法律严格禁止删改供词。每次审讯时，刑房书吏应照录问答原句，然后在审讯后将供词笔录交给官员过目，迨官员亲笔批上日期，即卷起由值堂的长随带入内衙。而师爷在内衙详细阅读供词时，会在每页接缝处用朱笔勾划骑缝暗号，以防书吏抽换，紧要词句处，还得在纸背盖私章，以防书吏或衙役剜补改换，最后才交书吏“架阁”存档。
被告如当堂认罪，要在供词上亲笔画押。而前后几次的审讯笔录，再由师爷整理成文，称为“叙供”，以备定案使用。由于在整理叙供时，不可避免地要删改供词，所以有关严格禁止删改供词的这条法律，早已被师爷们视为具文。万枫江说：“删改供词久有例禁，然闲冗处不必多叙，令人阅之烦闷；并意到而词不达者，必须改定；土语难懂者，亦须换出，但不可太文耳。”（《幕学举要·总论》）
剪裁供词的要点
叙供既为以后的判决基准，所以重在“剪裁”。清代幕学专著《刑幕要略》说：“办案全要晓得剪裁，其某处应实叙，某处应点叙，某处应并叙，详略得宜，位置不乱，方为妥当。”又说：“办案要预先打算出路与结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