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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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口述者一：莫言，作家，现供职于《中国检察报》。口述时间：2002年12月。
《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实际上使我信心大增，野心大增。一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眼前出现了一片很广阔的红萝卜地，北方的大红萝卜，上面拥的都是绿的，萝卜是很红的，很鲜艳的，太阳初升，一轮红日，很大的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子，草棚子里出来一个红衣少女，很丰满穿红衣的姑娘，手里拿了柄渔叉，叉起一个萝卜来，举着朝太阳走过去。这时起床号子响了，我醒了，当时在军艺。起床后，我对同学说，我刚才做了个梦，能不能写小说啊？我同学说，好啊，写啊。然后我就写，就把我少年时代在水利工地上当小工，帮人家打铁的一段事情写进去了，故事自然地放到了“文化大革命”背景。这个写完以后，我自己也拿不准，这个小说能发表吗？而且里边很多是通感的东西，像小男孩奇异的感受，超出常人的嗅觉、听觉，以及在铁匠炉看到的萝卜的变换啊，红萝卜在他眼睛里变成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后来，拿给我们老师看，当时徐怀中是我们系主任，他很快看完了，第二天很高兴地告诉我，很好很好。这篇小说最早的题目是《金色的红萝卜》，我们主任用两个大字勾掉了，改成《透明的红萝卜》。我当时还感觉有点不太好，“透明”的还不如“金色”的好，多少年以后我才感到改得太巧妙了，意境一下子就出来了，这种灵气、这种空灵感，“透明”要比“金色”好得多。然后，很快第二年就发表在1985年第2期的《中国作家》，《中国作家》刚创刊，冯牧老先生主编的。发了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在华侨大厦开了个讨论会，冯牧主持。当时开讨论会和现在也不一样，很少有，冯牧先生是作协的领导人，德高望重，他亲自主持，我想北京所有的评论家都去了。尽管会上也形成了一些争论，还是对把我推上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紧接着很多报纸、杂志有讨论会的消息。这篇小说的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好小说。
口述者二：李陀。时间：2003年9月。
“寻根文学”还有一个可以提的就是，《透明的红萝卜》出来以后，有很多反对意见。我觉得冯牧他们不错，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透明的红萝卜》。当时特别说好，邀我一人，所以我很心虚，我就找史铁生去，我说咱们一块开会去，你得帮帮我，说点话。我们在会上一定要支持莫言。他说好的，去。在会上，果然有很多人批评这《透明的红萝卜》。我说“红萝卜”怎么怎么好。我就着急啊，铁生你倒是说话啊。铁生老不说话，后来冯牧沉不住气了，你怎么老不说话？铁生一发言，就说宗教感，他只讲了几句“红萝卜”，重点不是“红萝卜”。在80年代讲宗教是异端，说什么宗教对文学的重要，我急的哦。他在正式会议上谈宗教，那是第一次。我万万没想到，后来铁生的宗教情结越来越深。
9。《苍老的浮云》/《你别无选择》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1）讲先锋小说，一个是残雪，和我关系很大的。她的《苍老的浮云》到了我手里，我看了就说好。当时刚反了“现代派”没多久，气氛不合适，这小说在我手里整整压了一年。谁在北京给我的，记不起来了。后来，《中国》的王中忱他们就找我，说丁玲说要发先锋派的小说，我非常吃惊，我很烦丁玲。听说丁玲要发先锋小说，就觉得不可思议，我想丁玲牌子大，她能顶得住，我就拿出《苍老的浮云》来了，我说这小说特别好，如果你们真想发先锋小说，你们就发这篇。我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么写的还没有过，后来在《中国》发了。这件事我觉得我是做得比较好的，沉住气，老等机会，下了决心，非要把这个小说发出去。
（2）认识了刘索拉和她丈夫后，我们两家就结成好朋友，经常一块玩。那时索拉挺可爱的，在我看来就一新人类。有一次，她就闹，我说你别闹了，她就讲《你别无选择》。刘索拉认识我不久，就给我一篇小说，我就说了一顿，你瞎写，你根本不会写。索拉特别不高兴，说你懂什么呀，和我瞎吵一通，我也不理她，据说后来给她打击很大。她跟我讲完故事以后，我说，索拉你不是想写小说吗？你把你刚才说的事，别加夸张，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中篇。索拉说，这哪像小说。我说，你写吧，这肯定是小说。索拉说，真的啊？写完之后，你给我找地方发。我说，我给你找地方发。她就开始写起来了。写到一半的时候，给我看，说行不行，我说行，你就写完吧。后来我给她提了点意见，做了些修改，就交给朱伟了。其中有一个细节，开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宣布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正好元旦，会上朱伟说，王蒙（《人民文学》主编）说这小说好，要发，而且评语里有一句“横空出世”。小说发了以后，王蒙让我写评论，我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和马原的差不多，虽然我推荐了那小说，我觉得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比如我觉得她模仿《第22条军规》，痕迹太浓，我就没写，是王蒙写的。刘索拉一夜成名⑨。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四）
10。马原《冈底斯的诱惑》
口述者一：蔡翔。口述时间：2003年8月。
《上海文学》有好的传统，就是好的作品会在编辑部展开讨论。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情况也是一样的，马原的稿子是1984年到这里，7、8月份，秋天吧。也讨论，文章我也看过，大家意见完全不一样。很难有个说法，讨论很激烈。发表《棋王》之后有一点“寻根文学”的趋向，突然有马原的现代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后来一直讨论到杭州会议，请李陀、韩少功看，李陀、韩少功都很肯定。文章发表在1985年第1期上。编辑部有这样一个好的传统。文学批评也一样，有一批青年批评家集合在《上海文学》周围，吴亮、陈思和、王晓明、南帆，很多人。80年代杂志对文学的介入是重视文本。有了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觉得不错，有意思，发表了，其实到底是什么大家也说不清。发了《冈底斯的诱惑》以后有一串连锁反应，出现了格非、残雪的小说，然后就搞了先锋小说的专号，是这样一个过程。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还有一个和我有关系的就是，“杭州会议”推荐马原的小说。开会的时候，周介人说，我们有一篇小说，拿不准，李子云想让你看看。我说行啊，后来就拿来了，是《冈底斯的诱惑》。我一看，我说挺棒的。我为了说服李子云，拿不准就给了韩少功，我说你看看，我觉得这小说特别好。韩看了也说好。我和韩同时向李子云、周介人说这小说很重要，一定要发，大概这样决定发了。
口述者三：马原，作家、学者，现任同济大学教授。口述时间：2003年4月。
1984年，我去灌县，本来是去青城山玩，到那以后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太奇特了，当时可能是1月份吧，我本来是从沈阳返回拉萨，在返回的途中我在重庆等飞机停留，下大雪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我住在一个县里的招待所，一个人一个房间，当时很冷，我就奇怪我怎么就那么想写东西，把枕头放在腿上，太冷了。南方人的冬天比较难过，我们北方人有暖气。写小说之后我也奇怪，怎么写出这么一个奇怪的小说？原来想都没有想过，没有头没有尾。当时我是1982年到西藏的嘛，1984年元旦以后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就把去西藏以后很多重合的印象放到小说里，糊里糊涂的。后来《冈底斯的诱惑》发表之后，实际上还有一篇小说《叠纸鹞的三种方法》也应该是这个小说的一部分。《上海文学》是个影响力很大的刊物，影响力太大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上海文学》的作者，我把我特别看重的小说，寄给了我特别尊重的刊物。当时，《上海文学》回一封信，说马原你的小说我看了也很激动但是好像没有把握，还是过一段时间吧，眼前暂时没法发表，退了回来。我也没有多想。后来，一位朋友看了我的小说激动坏了，他说马原，我都看不懂，但是这小说太好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他给李陀说。后来我到北京，打电话给李陀，说我是西藏的马原，我有一个小说的手稿在你那儿。他说我还没看呐，对不起。我说我是来取我的小说。李陀说对不起，你明天来。当晚他就把小说看完了，也很激动，他说你就把小说留在我这儿。因为李陀当时在文坛上有一定的影响，后来辗转到杭州会议上。韩少功、李陀他们一块拿给李子云老师说，你发吧，发了你那儿有影响。可能因为有那么多值得信赖的成名作家推荐，就发了，终于发了。这就是发这个小说的过程，这也是一段佳话嘛。
11。《收获》“先锋小说”专号与余华
口述者一：李陀。时间：2003年9月。
《北京文学》的编辑老和我说，李陀，浙江有一个小伙子叫余华，写得特别好，你要重视。我说，拿东西来看看，给我看的是《看海去》，我说这没什么，这《看海去》看不出好来。当时编辑真是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老说服我。我当时是真管事的，说服我让我重视他。后来在改稿会上，我就同意，既然你们说余华这么好，那你们就把他请来。请来是1986年冬天，余华你跟他谈话，他老眯着小眼笑，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后来，一天晚上，又拿了一篇文章，说特别好。我一看就特别激动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当时我就觉得这才是我期待很久很久的现代小说。某种意义上，寻根小说对我来说，不是特别满足。后来，我就说这个小说太好了，我就找余华，我说你这个小说很重要。可能当时话说得太重，说可能是中国一种新的写作样式的开始。后来余华老说，我记不清原话了。
口述者二：程永新，编辑家，现任《收获》副主编。口述时间：2003年9月。
余华的小说倒是由李陀转给我的。当时我们还不是很熟，打电话的，他是把他的两篇小说一个是《四月三日事件》，一个是《一九八六年》，给了我们。当时要编一个专号嘛。说李陀推荐一个人评价很高，写《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那个，当时我就抽了一篇。当时我要看很多稿子嘛，当时一看觉得这个不错啊，我说我要这篇《四月三日事件》。后来他的另外一篇也发了。我又约了另外几个作家像扎西达娃、洪峰、马原等。在1987年的第5期，后来因为印刷的原因推到第6期。推出了以后我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那么集中的，这是《收获》从来没有做过的，当时李陀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这个策划是划时代的，他当时用了一个词叫“像炸弹一样集束而发”。发出后也有一些意见，包括一些作协的领导，他们说写的什么东西看不懂，这些领导有一些想法，但也是很开明的，没有正面说，只有私下里议论时说这做得有些太过了，全是一些看不懂的。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有第一年这样的影响，就有很多作者主动说愿意参加我们的这样一个阵营。后来希望把1988年的编得更好，格非也参与了，《青黄》《迷舟》都是我们发的。包括1989年有王朔的东西。王朔也是我们发得比较早的作家，他原来的小说叫《五花肉》，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大好，当时他给了六个名字，后来我挑了一个叫“顽主”。我这边一发，李陀在北京说王朔写了《顽主》才是王朔。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我当时作为一个编辑，希望把这样一批作家一网打尽，疏漏了两个人，一个是残雪，一个是莫言。当时我就想找残雪，找她也很困难。她的小说大多是在《中国作家》上发的，我当时就想约她，老是碰不到时间。我觉得当时残雪没能收入很遗憾。当时把这些小说编了一个新潮作家小说选，做了一个说明，把残雪疏漏了，其实也不是疏漏，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因为联系不上没有她的地址。当时她在湖南长沙做裁缝。另外是莫言，1987年的没有莫言，后来连续发了几个，所以我们就觉得可以了就算了，他的作品在这个中间也是一个占一个地位。还有苏童，这几期奠定了他的地位。
口述者三：余华，作家。口述时间：2002年4月。
现在我非常怀念80年代，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好的年代，那么多人那么真诚地要冲破什么；到80年代已经冲破了，起码在人的思维上已经没有禁区了，这时候你突然又感觉到整个有点不对了。所以我觉得80年代的一些事件，给我们的心理带来的冲击，把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全部调动起来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很绝望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李陀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还有《一九八六年》等一些中篇小说，也是给《北京文学》的。突然间，整个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