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6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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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截就是对周汝昌本人和《〈　红楼梦　〉新证　》的评价了。燕京大学毕业的高足弟子是茫茫“人海”中不世出的“人英”，而“英”的体现就是《　新证　》的“著书成”。这当然是对作者的高度赞誉。但最振聋发聩的是“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三句，可谓这阕词的“诗眼”。　　　　
　　　　“慧地论文”是指刘勰作《　文心雕龙　》。刘勰是南朝梁代人，字彦和，他精通佛理，最后出家为僧，法名慧地。《　文心雕龙　》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方面体大思精空前绝后的大著作，周汝昌后来誉之为文论之圣，与书圣　——王羲之的《　兰亭序　》、稗（　古代把小说家称为稗官　）圣——曹雪芹的《　红楼梦　》鼎足而三。　　　　
　　　　“龙门作史”是指司马迁撰《　史记　》。司马迁生于夏阳龙门（　今陕西省韩城县　），那里南临黄河，北面五十里是龙门山。　　　　
　　　　“高密笺经”是指东汉郑玄笺注儒家经典。郑玄字康成，是北海高密（　今山东省高密县西南　）人，生平著书六十四种，二百八十二卷，完整保存下来的有《　周礼注　》、《　仪礼注　》、《　礼记注　》和《　毛诗笺　》四种。　　　　
　　　　顾随用这三位大家三种领域的名著作比方，是赞美《〈　红楼梦　〉新证　》在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就是在史、哲、文或真、善、美三方面皆臻胜境。这的确是独具慧眼的评价。因为大多数人仅仅注意到《〈　红楼梦　〉新证　》在材料的搜集和考证方面的贡献，后来很长时期内，周汝昌作为红学“考证派”的代表，几乎已经成为“众口一辞”的“共识”和“常论”。而究其实，《〈　红楼梦　〉新证　》在考证的外表下，却包含着深邃的思想理论视野和超卓的审美判断，而这正是这本著作的真正目标——彰显曹雪芹原著《　红楼梦　》之思想和艺术的高境界。　　　　
　　　　考据，义理，辞章；史，哲，文；真，善，美；要在这三方面都能兼擅实在是极难的事情，可谓可遇而不可求。大多数人，能在这三方面的某一个方面有所特长和成绩已经就卓然名家了。偏偏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情况特殊，它要求解读的人应该具有三方面的才具、水平，才能够从总体上予以把握和理解，也就是“解其中味”。在漫长的红学发展史上，周汝昌几乎是众多红学研究者中达到了这种要求的唯一的一位。这就难怪顾随接下来要感叹：“分明——　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酒逢知己千杯少。对于老师如此精到深入的赏评，周汝昌当然是从内心无限感激的。这也不是需要“故作谦虚”的事。他后来坦率地表示：“我想，先生下此三喻，定有其因由，绝非偶然之事。虽然诗词韵语常常是抒情寄意，借喻摛辞，不可全拘于字面，一切‘扣’死，但毕竟先生已经指出了一个事实：《　新证　》兼有三长，而不是像有些人只看到它的‘考证’。盖学术词章，训诂义理，是中华大文化中的综合性精神命脉，缺一不可，而兼擅至难。先生的溢美，一则是对学生的鼓励，二则必亦从中有所感受，方能如此下笔，岂有无端无故之理。因此，窃以为举先生此词，也就足以冠冕群伦，标示品位，不须多事罗列了。”（《〈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　　　　
　　　　而在当时接到顾随所赠的词作、诗作后不久，周汝昌也给老师回呈了一首诗：　　　　
　　　　小缀何干著作林，致书毁誉尚关心。　　　　
　　　　梦真那与痴人说，数契当从大匠寻。　　　　
　　　　怀抱阴晴花独见，生平啼笑酒重斟。　　　　
　　　　为容已得南威论，未用无穷待古今。　　　　
　　　　顾随很快又和答了一首：　　　　
　　　　已教城市替山林，许子千秋万古心。　　　　
　　　　青鸟不从云外至，红楼只合梦中寻。　　　　
　　　　卅年阅世花经眼，十五当罏酒漫斟。　　　　
　　　　遥想望江楼下路，垂垂一树古犹今。　　　　
　　　　周汝昌与顾随的通信始终保持，到了成都以后，周汝昌见有四川特产的佳楮朱丝栏竖行对开大稿纸，十分适合毛笔书写，就给顾随买了一些寄去。顾随十分高兴，回信说要用这些纸书写论文。后来顾随果然写成长篇论文不断寄给周汝昌。每收到一篇，周汝昌都如获至宝一般，因为顾随论文所体现的卓然超俗的思想见解，以及那一笔赏心悦目的行草书法，的确让人爱不释手。周汝昌不忍多翻，总是拜读一遍以后就小心地包裹收藏起来。　　　　
　　　　有一次，周汝昌写信问顾随，何以不见老师谈到《　红楼梦　》呢？没想到，这一问，却又引发了一段别致的襟怀笔墨。顾随寄来了一封很长的“长卷”，这是一个宏伟巨丽的有关《　红楼梦　》的写作计划，就是著名的《　说红答玉言问　》，其中有的已经是完整的章节目次。顾随的欣喜之情溢于纸上，其中有一句说：“不因玉言此一问，糟蹋这一番花团锦簇的文字……！”可惜的是，这一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最终变成现实。　　　　
　　　　周汝昌《〈　红楼梦　〉新证　》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认为批书人脂砚斋是一位女性，就是小说中史湘云的生活原型，而小说八十回后佚稿中的情节是宝玉和湘云历尽沧桑后重逢。这一观点后来曾遭到许多人的批评讥嘲，周汝昌却认为是自己最得意的一项研究成果，真有点“知音者希，真赏殆绝”的味道了。但顾随却给予坚定的支持，在信中说：“脂砚即是枕霞公（　史湘云别号枕霞旧友——引者　），铁案如山，更无致疑之余地……”并且高兴地写下“白首双星风流在，重烦彩笔为传神”的诗句，又引了杜甫的诗句：“往来成二老，谈笑亦风流。”在此后的来信中，顾随又鼓励周汝昌：“至盼玉言能以生花之笔，运用史实，作曹雪芹传。”“雪老穷途落魄，寄居京郊，矮屋纸窗，夜阑人静，酒醒茶余，坐对云老，共伴一灯，横眉伸纸，挥毫疾书，一卷既成，先示爱侣。此时此际，此情此景，非玉言，谁能传之？责无旁贷，是云云矣。”　　　　
　　　　张伯驹也为《〈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填词祝贺，调寄《　潇湘夜雨　》，当然不同于顾随，也不同于缪钺，而是词人之词：　　　　
　　　　丝藕萦心，砚冰滴泪，脂红写尽酸辛。可怜儿女此天真。生死误、多情种子，身世似、亡国词人。江南梦，楝花落处，已是残春。　　　　
　　　　千年哀史，曲终不见，弦断犹闻。有庾郎才笔，独为传神。辞绝妙、还猜幼妇，文捭阖、更起新军。看坛坫、声华籍甚，鹰隼出风尘。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锦上添花（6）

　　　　《〈　红楼梦　〉新证　》具有史、哲、文“三长”，要全面把握其内涵当然良非易事。但这并不是说，一般读者在这本书面前就只能“盲人摸象”。其实，只要在精神气质方面与曹雪芹和《　红楼梦　》比较接近，具有一般性的文史素养，就很容易对《　新证　》的“精神命脉”感到亲切亲和，从而在大的轮廓上产生“理解的同情”，进一步走入其“洞天福地”欣赏流连，各有所获。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普通的《　红楼梦　》爱好者、“红迷”，往往要比有些作红学研究多年的专门“学者”，更为容易地接近了曹雪芹的精神境界，步入《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堂奥。有的人也许一篇论文也没有写过，也不会写，但他却和曹雪芹能够达到某种心灵的沟通；有的人也许已经“著作等身”，号称“著名红学家”，却恐怕连《　红楼梦　》的门也永远无法进入——当然不排除他也做了一些资料等方面的有益工作。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又是这样神奇。而这就是红学发展史和“红学界”毫不夸张的真实。　　　　
　　　　一般的阅读趣味大都未能免俗，希望能有“红颜轶事”出现。《　红楼梦　》里写了那么多杰出的才女、雅女、仕女、靓女，这本红学家的传记，如果完全“缺典”，多少总会有些遗憾吧？在1953年的冬季，成都四川大学的校园内，周汝昌竟偶然邂逅结识了三位对《　红楼梦　》情有独钟并且才貌双全的“女史”。她们还是三姐妹，姓黄，分别叫稚荃、少荃、�弟酢！　　　�
　　　　从人的遭遇和感受上，南方的冬天其实比北方冷，因为室内没有取暖设备，而那又是一种阴湿的冷。北方人刚去了，是很难一下子就适应过来的。周汝昌调入四川大学后，开始住的房子在梅园区，名字很好听，但在大广场边上，房子是竹木搭盖的，屋内屋外只有一板之隔，还有很多缝隙，川中的冬天让他经常伤风感冒，而且一病就缠缠绵绵，难以痊愈。周汝昌怕头受风，只好学四川人，用布把脑袋包起来，像一头大荸荠。有时候病了，历史系的梁仲华老教授主动前来关照，并给开中医药方，原来梁先生精于医道。梁先生和夫人都是老北京世家，家中藏有端砚和字画，周汝昌也去梁府观赏过。　　　　
　　　　有一次又病了，到校医室去求诊。周汝昌相信中医，叩开中医诊室的门。一进去，见有一位女大夫正坐在方桌旁边看书。见有病人来，顺手把书放下，但不是合上平放，而是原样反着扣在左肘旁，然后伸出右手给病人号脉。　　　　
　　　　周汝昌打量这位女医生，只见约在中年，生得儒雅清秀，颇有一点“林下风致”。号完脉，询问病情后要开方，当然要写病历。女医生一见病人写“周汝昌”三字，立刻微笑起来，把反扣在旁边的书翻过来，展示封面给周汝昌看，正是《〈　红楼梦　〉新证　》。女医生开了药方，嘱咐不要吃“灰面”——那是四川人对面粉的方言称谓，后来让周汝昌纳闷了好久才搞明白——然后就和这个病人谈起他的书和《　红楼梦　》来。周汝昌听其谈吐，感到不俗，而且颇有见解，从此就和这位红颜女友黄少荃医生有了一些交往。　　　　
　　　　和少荃的交谊，有两次永远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一次是黄医生请周汝昌到自己家中吃饭，是成都独有的一种厨艺蒸食。黄医生孤身一人，为请客而忙里忙外，让周汝昌感到有些不安。吃完饭，黄医生还把自己收藏的字画拿出来让周汝昌欣赏。　　　　
　　　　另一次，是周汝昌已经从梅园陋居搬迁到华西村的好房子以后。有一天晚上，少荃医生忽然惠临，拿出一幅诗笺，是读《〈　红楼梦　〉新证　》后有所感怀而吟成的四首七言绝句，用“美女簪花”体的毛笔小楷写成，诗意葱茏，书法佳胜，灯下读红论句，娓娓清谈，倒真有一番诗的意境。第二天，周汝昌当然也和韵酬答，墨书还赠以谢。　　　　
　　　　由于二姐少荃的关系，不久也就结识小妹�弟酢Ｕ馐且晃焕�史系的教师，早就听同系的老教授缪钺和梁仲华两位时常提起周汝昌，二姐一介绍，自然和周汝昌也交往起来。这位黄�弟跖�士，周汝昌记得回北京后，她还邮寄来一幅信笺，也是写的诗词相赠。　　　　
　　　　1964年周汝昌的《　曹雪芹　》出版，寄了一册给了�弟酰�可能是专业和年龄都更为接近，所以来往反而比和少荃多了一点。�弟趸匦鸥行唬�信中说：“您的每一个小考证，都非常有味，引人入胜。”所谓“小考证”，是指书中的小注解涉及的一些历史故实。　　　　
　　　　�弟跻苍谛胖刑岬缴佘酰�说二姐病得很重，无人照料，自己除工作外还得侍候患病的姐姐……大概不久就病故了。1974年缪钺教授乘飞机赴京会海外亲友，曾和周汝昌说到故人的最后结局：�弟踉谡煞蛲龉屎笤偌蓿�家庭矛盾极端激烈，到“文革”中事态发展，竟上吊自杀了。　　　　
　　　　大姐稚荃，周汝昌认识最晚，因为她并不住在成都，而在重庆。有一次碰上了机会，凌道新引周汝昌到重庆郊区见到了稚荃。这位女士也是诗书画兼能，即席给周汝昌题了册页，并允诺稍后赠诗。周汝昌回北京后，彼此断了联系，赠诗之约没有实现，但周汝昌却保存着她的木刻本诗集。在周汝昌的印象里，这位大姐稚荃，论才论貌，都是三姊妹中最杰出的。　　　　
　　　　对人生中这一段短暂相逢交往的“艳遇”（　当然不是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　），周汝昌到了晚年，尚著文寄托惓惓之思：“成都黄氏，古有黄四娘，见于老杜佳咏；今有黄氏三姊妹，而我却没有好诗题咏她们，这不但是诗道之衰的一个侧面反映，也是像我这样的俗人不足与诗人伍的可叹之现象。因此想一想诸多事相，又不免暗自慨然，但有一点，自从亲见了黄氏三人，方信古之才女，是实有的，她们能诗擅赋，才情过人，也写一笔好字——我所不及而知的，肯定还不止这一二端。”（《　岁华晴影　》之《　黄氏三姊妹　》）　　　　
　　　　不知道当年黄氏三才女写给周先生的诗笺题记等墨宝，在周先生的箱箧里是否还存在？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锦上添花（7）

　　　　从上面摭拾的一些前踪往迹，可见《〈　红楼梦　〉新证　》在1953年出版后的盛况。其实，还有许多一时无法详细核实的情形，也是应该想象得到的。如在海外，《〈　红楼梦　〉新证　》也很受欢迎，后来被多次盗版。胡适的日记和书信中，就有托友人购买此书不仅自己保存还要送图书馆收藏的记录。20世纪80年代，周汝昌在美国遇到赵冈教授，赵教授对周汝昌说：“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在英国，有一本书多处引用《〈　红楼梦　〉新证　》的内容，并且加注解说：篇幅如此“重”（　heavy　）的学术著作，三个月内连出三版，印数高达17000册之多，是在印刷史上所罕见的。　　　　
　　　　如果从红学学术史演变的角度观察，那么可以这样说：　　　　
　　　　比起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　红楼梦　〉新证　》的“历史考证”不是前进了一大步，而是前进了几大步。或者说，《　考证　》跑出了一百米，《　新证　》则跑出了一千五百米，而且还往前遥遥地指示了无数的“路标”。　　　　
　　　　比起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　红楼梦　〉新证　》的“文学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