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遗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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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在柴湾坟场看那许多墓碑上的记载：江西的、广东的、河南的、黑龙江、海南岛。整个故事是个老阿灿、阿灿的子孙的故事。
三十年够不够呢？
使我的记忆回到最小最小的时候，刚刚开始能将这个世界的镜头转成照片，收入那个灵魂的资料室内时。
有张照片是暗淡的，是模糊中圣诞卡上黏上去的金银的亮片：闪闪。闪闪。闪闪。耶稣基督诞生了。好遥远遥远。他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不如那些碎的亮片反射出来的光那么清楚。闪闪。闪闪。闪闪。有张照片是罗莉斯。她比我小两岁。这只狗后来活到十八岁才死去。她是我童年时的狗，不可取代的家庭的一分子。
卡其布的制服。我上学了。第一天是在教室里面从头哭到尾，因为妈妈不见了。我想我大概是真的哭得很伤心，因为他们后来好像不敢再让我进去受罪。不过后来我也慢慢习惯了，因为我开始揍那个坐在我后面的流鼻涕的家伙。
卡其布的制服叠在衣框下方的抽屉内。和另一套换洗轮流穿。
全家福的照片，挂在墙上。这张是真的。拍照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是件大事，所以大家都比较严肃，没有笑，但是都看看镜头。爸爸、妈妈、哥哥、姐姐。
有对蜻蜓的翅膀在字典里。翅膀的主人早已不在。留下了他的希望，他的翅膀，在那本学生的字典内。妈妈叫我吃饭的声音。这张照片最真实。她身躯娇小，但她的脸后来变成比电影银幕还大，模糊。模糊到我忘了，她是我年幼的阳光。
志气
小时候在学校写作文《我的志愿》。
这个题目在学校里反反复复大概也写了有几百次了。立志做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起先我想玩音乐。
后来因为家里是医院，全是干医的，而且，父亲对我说：“如果你干医生，你还可以一方面搅音乐；但如果你干音乐这一行，是不可能一边做医生的。”
这话也对：其实医学这一行我是有兴趣的。
人的身体是你的行业的“营业对象”，这还不有趣吗？如果不是人的身体的话，人的心理或是精神状态如何？心理医师或精神科医师——这不是更有趣吗？
后来两条路一起走，走了几年，高下终于分出来了。不但和你的能力有关，可能和你的个性与习惯都很有关系。你做的最好的，往往是和你的个性有关系的。
我是习惯晚睡的人，朋友说我的眼睛要在夜晚十一点半以后才会发光的。于是发现两个行业做事的方法以及纪律差别愈来愈大——后来“不务正业”的那个行业：音乐，终于赢了。其实人的性向是要蛮久的发育生长才能逐渐越来越清楚的。难怪《我的志愿》作文内的行业，我很少有写一样的：科学家、慈善家、消防员、老师、作家、军人、歌星、医生、探险家等，都写过。
就是现在的作曲家没写过。
想想，大概自己实在并非是个有志气的人。
父亲念的医学书，全是日文。小时候看着书架上那些拼起来比人还高的林林总总的医学书籍，头被吓大——都是切割过的人体：手、脚、眼睛、心脏、头骨。日本占据台湾达五十年之久。父亲出世时，日本人已殖民了二十多年了。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便将台湾割给日本，二次大战赢了才收回。
我念的医学书，全是英文！偶尔杂点词释的中文。医学是非常麻烦的，光是二年级的实体解剖的过程，已是个很大的考验了。
尸体放在金属的巨箱内，表面浸满福尔马林防腐。福尔马林的味道非常呛鼻，四、五个钟头聚精会神的操刀在尸体上切切割割，加上那个味道，你还真得挺得住。
当然是从体表往内割。先从手臂切开皮肤，向下找到最浅的几条头静脉、贵要静脉等。别以为好找，人死了血液不流，皮外根本看不出活人那些血脉。好不容易找到了——小心翼翼的延着它向内侧探索。天天往内：翻切开每条肌肉、找到动脉、神经、韧带、骨头。向内，再到胸腹：胸骨、纵隔膜、肺、心膜、胃肠……
一具尸体要整整搞三、四个月。解剖完祭拜后，以沸水煮烂附着的肉及软组织——骨头尚可用来继续教学。从父亲的日文到我的英文，医学教育一直就是这样。人死了将自己的身体捐出，宏扬医学。我们尊敬这个教育。
入世
因为我的所学，使我有了一个介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环境——医院。
医学院要念七年：第六年见习，第七年实习。
七年级的实习医生生涯，是这个人入世的开始。
实习医生的地位，大概是全医院最低的。你在所有人来医院前开始工作：抽血送化验、早晨会议报告入院新病人、点滴打针。搜集如X光、实验室、别科会诊的报告资料。忙完又马上入开刀房帮忙开刀，如果碰到个全胃切除手术的胃癌病人，这一拉钩（开腹）站下去很容易是超过七、八个钟头的。回到病房你得再查下是否你有新病人入院；整理新病案，陪总医师或主治医师探查每个病人记录病情。值班？经常是两、三天就一班。那就是说四、五十个病人从今天下班到明天上午上班前，有任何事情医生都会要找你。所有需要打针的人，所有外伤的换药、或是开完刀排不出尿的病人的倒尿，或是这段期间内所有新入院病人的病案探询及记录。
你绝没有好觉可以睡的。
然后因为你是最小的医生，每个医生都可以用知识来修理你——人命关天，你敢不服？
内外小儿妇产耳鼻喉眼皮肤所有的科你都不太懂，但全都要学。
最后，经过病房时，你听到一个母亲在哄她的啼哭的小孩：“再哭我叫实习医生来给你打针。”
你变成了人类拿来恐吓不乖的小孩的魔鬼了。
她做的那项工作，是没有人能取代的。
没有人。
母亲今年（1989年；编者注）脑内动脉瘤破裂中风的事，对我性格上的改变很大。
原来潜意识里一直有一种依赖感：反正世界上有一个人，不给你怎么和她吵得不愉快，不论你怎么去忽略她的存在，不论她自己有多少心事而你可以不管，不论你跑得再远，离家再久——她会原谅你，而且她对你的关怀永远可以保持那一样的温度。
反正你根本不在乎。事实上，你吃定了她。
即使她那样臭骂你，那也是因为她已经原谅你了——你知道她的双手，是随时要帮助你，或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用她的心来拥抱你的。但她今年在纽约开刀的事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她神智不清，甚至胡言乱语；她大小便都失禁，每夜我和姊姊要替她换好几次尿布；她完全不能走路，要两个人才能扶得动。开完刀在加护病房内，她的脸浮肿瘀血得完全认不出人来，头脸上插了七、八条管子。她完全不省人事。
我领略到：她不是永远会在那儿。这是我的母亲。我欠她的，多到我的理解能力以外。我不对她好，我要对谁好？她现在康复了，神接受了我的祈祷：我们是幸运的。我要她知道我是爱她，而且关心她的——在我们都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只想公平一点。
第二部分音符旅程（1）
距写此文时年长了十四岁，但对音乐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作者注
我记得非常清楚，小时候夏天下午睡午觉时，阳光透过木窗洒在似睡非睡的榻榻米上的我的身旁，外祖母躺在另一端。她也许睡着了，但她手里的纸扇则永远是轻轻、悄悄的、
慢慢的摇晃着；外头传来的树上蝉的叫声有时单一孤只，有时又逐渐回旋成整个外头世界的嘈杂。但不论阳光、纸扇、蝉鸣以及电风扇在那样的下午做出什么样的表示，最有劲的还是祖母小型收音机内歌仔戏持续的唱腔。我实在也不懂那个女人在那么小的收音机内到底唱些什么，但她似乎很不开心，但声音永远是那么宏亮，像是她有说不完的话或是表达不完的情绪，要告诉所有的人。记忆中好像永远是那个女的，要么就是我没有能力分辨她们的声音之间的不同，要么就是她们实在唱得太像了。唱腔虽然悲哀，但有一种永久绵延不尽的生命力；这样的声音似乎已经变成外祖母脸上表情内的某些皱纹，刻划成很深的一道道的记忆。有时候，即使外祖母回台南去不在家的时候，偶尔你还是会听见隔壁的收音机内传来那种一模一样的声音。那个女人的声音到处都可以听得到：她也像个童年的身影般，永远在不知不觉中跟随着我。那个声音我并不喜欢，也不讨厌，反正有没有它我都无所谓，而且它也不会对任何事情造成妨碍；何况外祖母是个很怕打扰别人的人，她总是把音量开到恰好的小声，恰好到只有在沉寂的午睡的那一段时间，那个女人的声音才变得清晰可闻。我永远不晓得外婆在听这样的声音时，她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快乐？悲哀？一定都不是。你从她偶尔叫你去买包“新乐园”的语气或在母亲的说话中插句嘴时，都可以知道她的心情完全不受那个收音机内女人的声音的干扰的。但是她可需要那个声音。她那么准时的收听那个声音就像她睡觉需要那个硬梆梆的枕头一样，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它们。外祖母手上带着一个细环状的金戒指，手腕上则有一个绿色的玉镯。她总是清晨一大早起来梳理她的头发，然后盘成一个髻。每天。她过世已经五年了。我们叫她阿嬷。这是一般人的叫法。很奇怪，她很怕打扰人，对陌生人格外客气，像欠了人家什么似的。她即使发脾气时声音也不可能太大声，虽然唠唠叨叨的。她永远保持那样的关心：对外孙、买菜、对她自己的头发、对邻居那个讨厌的太太、对收音机内那个声音。她生活得好好的，从不越过自己生活空间的接触范围。除了有时稍微罗嗦一点以外，她的存在大概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除了她完全帮不上忙的事物外。她会去做任何她帮得上忙的事情。她有一种极强韧的生命力，但不容易感觉出来，除非日子久了，或你留心观察：因为她不是冷的，也不是热的，她是温的，永远有那种温度。她给我一种太极拳般的动感，徐缓，但有韵力。就像睡午觉时，她枕在那个硬枕头上面，你很难知道她是否睡着，即使她手中的扇子一直是那么徐徐的晃动着。但你确知她是永远会在那边的，还有那种几乎探察不出来的温度。我想这可能是为什么当我知道她去世时，我哭都没有哭的原因。我开始想到那个收音机内唱哭调的女人的声音。我已经再也听不到了，这样的声音。现在想起来。那个声音虽然唱起来悲哀，但你总可以想像那个女人走出了收音机后，她和她的朋友或同事拍个肩或开什么玩笑，总觉得什么事也不会使她在收音机内的那个声音受影响而改变了点。总之那声音是那么牢牢的扣住了我，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但那个声音已经随阿嬷的去世而消失了。现在的生活环境里，没有人再需要那样的声音，那样的音乐，那样的历史了。所有的事物像高楼一样，慢慢的抬起了它们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那么骄傲的，越来越不需要别的东西，除非有个显著的理由。现在想起来，那种哭调的唱腔也许真太悲了，太过单调，甚至夸张。但它曾经就那样几乎是贴到阿嬷的耳旁向她做人与人之间最直接、最原始的倾诉似的告白，来自一颗心，穿过一张嘴的一种能量与心意的延伸。今天我才明白阿嬷为什么会需要那个声音。我想它代表了一种心与心之间的共鸣，而且，那么赤裸。不论是那个声音或阿嬷。她们永远没有去伤害过任何人，但她们就这么永远消失了。
餐厅内，音乐实在太重要了。不是人们要不要听音乐的问题，是，他们不想听到邻桌说的话或，他们说的话不想被邻桌听到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电梯的门一关。一种似有压力的沉默马上袭来的原因。但电梯里每个人站得实在太近了，放音乐也没有用；如果真要达到隔离的效果，音乐显然必须大声到令你尴尬的地步。所以，最好还是不放音乐，不说话。这个问题，自电梯发明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解决。常常在计程车内听到那样的音乐。没有唱的演奏曲，编制简单，只有电子琴、电吉它、低音琴、电子鼓；节奏非常清楚，它又有点土味，又有点东洋味，但也常常演奏国语歌曲。不只在计程车上，在夜市地摊上、某些唱片行、有些小冰果店、地方戏院内，甚至出殡的场合，都有专车上载台电子琴，并附注特别标示以资辨别。以上这些场合已经暗示了这种电子琴音乐已经乡土化了，或者，这是乡土的“电子化”。它的声音似乎已经指向我们最原始本土的核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部分了。对我而言，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在阿嬷那个年代，歌仔戏哭调的赤裸裸的人声已经改变成为纯旋律性的电子音乐。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整个社会最基层的部分，现在听的是这样的音乐——就像外祖母当年需要那个歌仔戏的哭调声音一样。电子琴的声音在那么多的乐器内，它的润饰程度最高。一种说法是，它物超所值，音色使人感觉比一般乐器在编制上庞大。一种说法是，它有能力制造一种假象。流行歌曲用到电子琴，我可以选购，因为它合乎了流行歌曲的本质的某些需求。但在一个农村的仅存的四合院内传来那电子琴的演奏的声音时，我就变得困惑了。我们原本认为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的那一部分，那个社会里最强、最原始的部分，人们在心灵上已经变了。他们的需求已经是另外的一种东西了。没有人会那么想要假象，但我们生存的空间内，假象比我们以为有的要多太多了。多到我们习惯性的需要它。
听那首弗兰克的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时，音乐中的某些片段竟会使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