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个人文集-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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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大同只是塞北的苦寒之地，那么雁门关以南，特别是汾河流域，这块面积并不大的土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大放异彩。说它是中华民族的“热土”一点不过分。

　　中华民族是农耕文明早熟的民族，我们的始祖很早就告别了茹毛饮血，离开了虫蛇出没的莽林，在河边肥沃的谷地里繁衍生息，创造了典雅的制度、美妙的文字。中国农业文明最早的几个地区，史家公认是渭河流域和汾河流域。渭河流域有周人的始祖后稷，汾河流域则忧更早的夏部落。当年汉代是到临汾来祭后土之神的，可见在帝王的眼中，临汾是包容万物也孕育万物的土地神的驻节之处。

　　汉武帝雄才大略，威震四夷，当年来此祭后土时，写下了一首略带忧伤的《秋风辞》，里面写道：“泛楼船兮济汾河，临中流兮扬素波。”当年的汾河，应当是“河水清且涟兮”，滋润了两岸的土地。

　　对于山西太原，我很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们李家虽源于陇西，却兴于太原。正是因为“太原公子”李世民和他的父亲李渊凭借山西一地的丰饶，广积粮草，广纳贤才，最后收拾金瓯一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气磅礴、辉煌绚丽的王朝，而整个唐朝，有一半宰相出自山西。我妈姓王，我的姥爷大字不识一个，一生未离开乡土，他们家族南下已经近千年了。可我姥爷一说起自己家族，就自豪地说：“我们是太原王家。”他不知道周成王封唐叔于晋，始有王氏的典故，然而“太原”却给一个南方老人带来终生的“荣耀”。——姥爷死去多年，自然更不会知道太原今天之有名，竟然因为它空气污染与色情业。

　　2001年夏天我去临汾时，三晋大地正是大旱，汾河几乎成了一条干涸的沟渠，出临汾到洪洞，马路两边的土地干渴得能让我听到要喝水的祈求，地里的庄稼也没精打采地伸着懒腰，霍泉的泉水还汩汩地流着，给我带来一点凉爽，可离霍泉不远，我分明看到山西焦炭厂那一排排像怪龙一样仰天冒黑气的烟囱。洪洞县的大槐树早就砍了，后来栽的槐树旁建了一列房子，里面摆着一些制造粗劣的纪念品，供前来寻根的人购买。而临汾城里新修的夏帝庙，泥塑夏王和他的老婆穿一身绸缎，显得格外滑稽。

　　只有在吉县壶口瀑布，我找到一丝久违的激动。黄河西来，挟带千里的奔腾，积蓄千年的能量，从壶口一泻而下，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让你感伤这块土地的风流不再。

　　山西是中国地表文物最多的省份，这也可算是山西光辉历史的有力佐证。相比她自豪的历史，山西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山西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她为什么衰落？也许一万个人有一万个答案。

　　直到民国时期，山西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在全国尤其是华北地区，绝不算落后。清代晋商之名大家早耳熟能详，山西“票号”将山西人的威名传遍天下，那时候作山西巡抚是仅次于江苏巡抚的美差。当太谷、平遥这些山西小县城对中国金融的影响衰落后，中国进入了民国时期，但山西依然在华北诸省中独领风骚。

　　中共建政以后，历史教科书对军阀的描述总是脸谱化。其实在民国时期，一南一北有两个军阀我们研究得很不够。一是广东的陈炯明，其二是山西的阎锡山。百川先生从辛亥年在太原起义策应武昌革命党，到1949年败退台湾，统治一个地方达到38年，期间除了日寇进晋外，无人能挑战阎氏在山西的权威。这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恐怕是个异数。

　　许多传说将阎百川描慕成一个爱财、短视、保守的赳赳武夫，比如说山西的窄轨铁路等等。其实他少有文名，思想开明，后来东渡日本留学，回晋后长期成为山西的军政首脑。和同时代的其他地方领袖相比，阎算是一个深谙中国国情而又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既不是一味奉西方政治理论为圭臬的激进主义者，也不是一味坚持“以夏变夷”的老古董，而是较好地将一些先进的政治、经济理论移植到三晋大地。

　　山西在民国时期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决不是浪得虚名，那时由于山西的资源由山西人独享，再加上阎扶持产业的政策，经济水平独步于华北，其基层政治、文化教育也是可圈可点，前些年我们媒体忽悠很长一段时间的“海选村官”，在阎锡山治晋时，已经做得很好，阎锡山和陈炯明一样，是很推崇自治的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他这是为军阀割据张目。但套用我们现在的流行语：“发展就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否认当是阎锡山的“自治”在山西确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除了经济较为发达、治安很好外，当时山西推行了国民教育，居民的思想、生活习惯也逐步得到改变，在这方面，当代山西的学者谢泳更有发言权。他前不久写的一篇有关阎锡山当年有效地控制山西肺疫流行的文章，和今天的情形两相对照，不得不让人生出无限感慨。日寇全面侵华以后，东北早沦于敌手，平津陷落，而在山西还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和阎锡山在山西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

　　在我党建政的历史上，山西出过“两大典型”。一个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刘胡兰，在三晋政权异手前夕，这个才15岁的女孩坦然走上断头台；另一个则是大寨，这面旗帜在很长时期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图腾。

　　撇开政治的因素，刘胡兰和大寨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对刘胡兰和大寨精神，我至今心怀景仰。但是你想想，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去承担成年人才能承担的使命与风险，是否有些残酷？而大寨被那只政治巨手拔高后，进行种种包装，那种中国农民传统的坚韧吃苦精神被包装成一种“政治专利”后，大寨和大寨人也被异化了，异化成“精神万能”的标本。——不过这是玩政治者惯用的手法，古代太行山的山西人愚公都“为我所用”，何况现代山西人？

　　而今天的山西呢？经济上山西居民平均收入和位于全国最末几位，文化教育呢？民国时期全国有名的山西大学早就沦为地方性大学，吏治啦？那就更不用说了。是山西人傻吗？懒吗？山西人的聪明勤奋节俭是公认的。

　　我党定鼎于北京后，山西成为中央的“乖孩子”，也难怪，离北京太近，又是能源基地，自然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50来年的历史证明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在高度集权的共和国里，哪个地方跟中央最紧，哪个地方的百姓吃亏最大。建国后山西和河南的官员，是最能理解老大的心思的，所以从“大跃进”“大饥荒”到“文革”，这两个地方饱受折腾，元气大伤。“文革”时期山西的派斗争全国为甚，流毒无穷。

　　而作为能源基地的山西，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对山西，基本是重索取、轻培育的政策。所有大的的矿产全部国有，大同、阳泉这些千里煤城，成为共和国发光发亮持续不断的“燃料”，而当地居民的福利、教育、环境，国家考虑得不多。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使山西空有富饶之名——处处埋藏着“黑金”，而无富饶之实——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

　　以国家的名义无限度地开采某个地方的矿产实质上也是一种掠夺。在“矿产国有”的名义下，当地百姓的利益没有得到更好的保障，这显然有失公平。今天，矿挖空了，便交给地方，地下空了，地表下陷了，地下水下降了，污染严重了，气候恶劣了。这一切，都是欠下山西人民的债，可这债，谁来还，如何还？

　　国家不是一个大而空的概念，它是由一个个人、一个个不同的地区构成的。在一个大国里面，有些地方吃亏是难免的，但这种“吃亏”必须要有可遵循的规则，不是无条件由老大说了算。也就是说，地方必须有进行谈判，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格。具有这样资格的地方政府的基础是，它是代表民意的，而不是为朝廷守牧一方百姓的。只有代表民意的地方政府它才有一种为本地争利益的压力和冲动。

　　又说到阎锡山，你可以说他是割据，可他一直奉中央政府为名义上的老大，从未有裂土称王的举动，本地老百姓还过得不错。你蒋介石要树立“中央权威”无非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已。联省自治在民国初年有一定的市场，我们不能一概否认之。当然，联邦制能否适应中国那是另一个话题，但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中央要充分考虑地方利益应该是“人民共和”的应有之义。

　　如果地方的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当地百姓对所在地的资源有相当的发言权，那么地方政府会像今天这样对小煤窑盗采大矿，小煤窑严重浪费资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自己的东西，谁都会珍惜。

　　上天赐给山西这样丰富的资源，让山西诞生如此灿烂的文化，让山西拥有几千万勤俭的居民。而今天的山西，却处处让人伤心，这是天做孽，还是人做孽？

　　（2003年5月中旬北京sars肆虐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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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闲书话　遗忘与不该遗忘的（借书话宝地发我的实习总结）

　　（起4L点4L中4L文4L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33：00　　本章字数：1869）

　　受几位兄弟之邀，客串《新闻众评》特邀斑竹已有时日。上次和闲闲书话斑竹注注在一起，他说我命交华盖，刚作斑竹不久，众评就需要审帖。

　　审帖制对一个板块来说，其打击是巨大的，而天涯里面受此“殊遇”的，只有关天和众评。关天声名在外，江湖地位已经奠定，即使审帖，也档不住慕名而来茶客的热情；而众评不一样，刚刚有崛起兴旺之像，可在此草创阶段就需要审帖，许多来此的朋友，多觉不便，如果几次审帖没有通过，必心生去意，长此以往，我害怕众评未壮已呈老像。不过近期虽有审帖之累，人气不如杂谈、关天等，但帖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这十几天众评诸网友的关注重点是：遗忘与不该遗忘的。

　　随着孙志刚案一审的告结，一些和孙志刚有着相同暂住身份的人被判重刑，其家人也得到国家赔偿。虽然死者已矣，万金莫赎，但金钱，行凶者被严惩，对其年迈的父母来说，也算是一个安慰。孙志刚从敏感词到逐渐淡出各大网站热点话题，这个过程并不长，谁叫这是个变幻迅速的社会呢？作为个案，孙志刚案被人淡忘并未有什么不合适的，但孙志刚案引出的对制度的质疑，引出众多普通人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审视与珍惜，却远远没有结束。虽然最后的结果不是所有的人满意，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案件的种种蹊跷，质疑当事一方的公安又来侦破此案件的公正性。但在今天，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路要一步步走，社会的公正也许我们共同努力，一点点争取。也许，有些真正的凶手并未得到严惩，对法律无力惩罚的人，我们只好寄希望于上帝了。若干年过去，回过头来看看今天，我们会说，那个永远把生命定格在27岁的年轻人，他的死，让无数的中国人真正感觉到“人权”两个字在汉字里面也是存在的，也是不能回避的。国务院自行废除了原来的收容遣送办法，违宪审查失去了对象，一些人难免会有些失落。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民间舆论的力量，看到了对悠悠之口，上方不可能完全置若罔闻。从孙志刚案，我们看到了久违的民间自主意识的觉醒，而天涯网站在孙志刚案中，无疑也起到它的作用。我们在记住《南方都市报》几位记者和三位博士、五位法学家的名字外，我们不能遗忘的，还有无数的网友，他们的呼喊声音尽管不大，但汇集起来已有巨浪排空之势，是有司不能忽视其力量。“孙志刚”不能被遗忘。

　　另外两件同样和执法者有关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在“遗忘”背后的冷漠和惨痛。

　　一件是成都的一个吸毒女将自己三岁女儿小思怡锁在家里，出去偷盗时被公安抓获，吸毒女苦苦哀求说自己还有一个小女儿被锁在家里，需要照料。办案警察在草草打电话未打通后，就把此事“遗忘”了，最后小思怡饿死在家里，十几天后因尸体腐烂而被邻居发现。吸毒女落入的不是某个绑架者手中，而是我们的执法者手中，在被抓获到送到戒毒所中，要经过好几个环节，要接触不同的警官，这位母亲对每个能控制她的警官诉说自己幼女锁在家里的事，只要任何一个警察办事认真一点，悲剧就不会发生，因为三天以内，一个人还不至于饿死。可是这些警察竟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遗忘”，在“遗忘”中，一条无辜的生命死了。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警察机关是专政机器，难道因为这样我们的警察就应该像机器一样冷漠吗？

　　另一件和“遗忘”有关的事，是广西玉林的谢洪武，因为成份不好1974年被抓进看守所，便被遗忘了28年，从一个青年变成一个老头，28年的光阴就糊里糊涂地在大墙里渡过。如果不是检查组偶然的认真，他还会被“遗忘”下去，村里一个大活人突然没有了，几十年竟然无人提起，牧区的牧人丢失了一头羊，他们都知道要找回来。而看守所里一茬又一茬的警察，面对这个不知道犯什么事，却长期“寄存”于此的人，也把他看成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和小思怡饿死的事件一样，他们中间只要有一个人稍微认真一点，过问一下谢洪武进来的缘由，恐怕谢早就见到了阳光。

　　遗忘，真的是中国人的本性，而有些人还在刻意希望国人多点遗忘，少点记忆。听说人死后去阎罗王那里报到时，经过奈河桥时，要喝一碗“孟婆汤”，忘记前生一切的事情后才能转世。可在这尘世，我们许多人好像也喝了“孟婆汤”、“忘川水”，那样容易遗忘。

　　近期还有一个不能遗忘就是东边大海里的几个小岛：钓鱼岛。一些不甘遗忘祖先遗产的中国人此次租船保钓，但终于没能登上那个小岛。“搁置”总得有个限度，无限度的“搁置”必定会是“遗忘”，如果你不遗忘，就只有伤心了。我们常说“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