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个人文集-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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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大量的产业，无数人争相投入这个食利阶层。至元年间，天下的僧尼达到21万余人，这还是真正在籍的职业僧侣，还不包括投奔寺庙逃避赋税的百姓。这些个僧侣根本不遵守佛门规矩，饮酒吃肉，娶妻生子，而且还欺男霸女，危害一方。

　　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给宗教层留取专门的权力，皇帝就是天道的代表，没有超越世俗的其他权力。而西方，“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教会确实对人们的精神活动有主导权。可是蒙元贵族由于不服膺中华文明，推崇以喇嘛教为主的佛教，解决了统治层的精神生活，而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种在蒙、藏人中有巨大作用的宗教根本主导不了汉族人的精神生活。僧侣的放肆反而增加汉族人对这一意识形态垄断阶层的厌恶。

　　倒是在藏传佛教的兴盛下，另一种借用佛教名相，却和佛教教义完全不同的民间宗教却在大江南北兴起，最后动摇了元朝的根本。这宗教就是被称之为“食菜事魔”、唐末从波斯传过来的摩尼教，又称明教。它的“三世两宗”论，它的秘密结社方式，它对教众精神的完全控制，简直是为推翻元朝统治而专门准备的。最后，明教的头头建立了明朝。

　　蒙元贵族舍弃中华几千年文明，不尊孔孟之说，企图用另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控制全中国的精神，最后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作茧自缚，为其所累。

　　结语：　刚猛治国必然导致腐败与政权倾覆

　　蒙元的武功震铄天下，因此自己也格外迷信武力治国，迷信“刚性”的治国术，从每个细节上都考虑到如何控制民间社会，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刚柔相济之道，最后疲于奔命，防不胜防。所以我们从技术层面分析，好像元朝不至于如此迅速的亡国：空前的疆土、繁华的经济、绝世的武力、先进的科技。然而以刚猛治国，必然导致腐败，导致天下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层的抛弃，如此则富不可安，强不可久，政权倾覆是自然的事情了。

　　（2003年7月初于北京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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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闲书话　现实地看待吴仁宝“交棒”

　　（起7X点7X中7X文7X网更新时间：2004…3…21　21：55：00　　本章字数：1207）

　　华西村的当家人、76岁的吴仁宝终于决定“交棒”了，通过党代会选举，他的儿子吴协恩担任了华西村党委书记，从老父亲的手里接过了“棒”。

　　对于这种父子相继的政治传承关系，一些社会舆论表示了担忧，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交棒”难以去除“家天下”的色彩，和党的干部使用精神相悖，而且100％的得票率不符合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学常识。

　　此种担忧与质疑，应当是很正常的，尤其在基层民主政治逐步成熟的今天，血统和权力紧密相连难免不让人联想翩翩。但是，对这一切，我们必须以现实而理智的眼光来看待、分析。作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尽管它的产业结构、富裕程度远非中国一般农村能比，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村庄，套用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理论，它是一个“熟人社会”血亲、家族在这样社会的运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纽带。

　　吴仁宝这样的“能人”对于一个村来说至关重要，他几乎是一个村富裕还是贫穷的关键所在。如和华西村有可比性的河南刘庄、天津大邱庄、北京房山的韩村河，史来贺、禹作敏、田雄是这些村庄富起来的核心人物。（尽管禹后来触犯刑律，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因此否定他对大邱庄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吴仁宝，就没有华西村的今天。中国农村传统的“崇拜能人”和“感恩情结”，不会因为村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而消除，有时还会强化。那么吴仁宝的决策得到广大村民的拥护是自然的事情。

　　当然，我们在相信吴协恩个人能力的同时，同样会有这样一份清醒，华西村有吴协恩这样能力肯定不止他一人，他要不是吴仁宝的儿子，能顺利“接棒”吗？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吴协恩长期担任他父亲的助手，十几年来吴仁宝对他进行精心培养，这是因为他作为吴仁宝儿子而拥有了别人不可能有的资源和机会。或许，我们会说这不公平，但纯粹的公平只在理论上存在，一个偏僻农村的孩子和一个北京孩子从一出生，他们享受的种种资源已经不公平。

　　吴仁宝十几年来对儿子的栽培、爱护，最后将“棒”交给儿子，我想大多数村民是赞同、理解的。尽管华西村的“家业”是集体所有制，但和鲁冠球万象那样的家族公司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华西村就是个大一点的“农户”，吴仁宝就是一家之长。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老爷子把管家的钥匙交给他属意的儿子，也很顺理成章。至于这100％的选票，可能原因较复杂，我想华西村大多数党员是赞成“老爷子”着力培养的儿子接“棒”，另外一些尽管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会默认这种父子接力的现状。

　　华西村以及吴仁宝的“接棒”确实折射出中国现在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经济的腾飞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农民文化心理的转变，相比经济发展而言，将要漫长也复杂得多。对于吴仁宝这种“交棒”方式，我们当然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但不也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的现实，而随意移植一种看上去很完美的管理模式，这样做往往会陷入南橘北枳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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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闲书话　农民不可能一天内进城—…读于建嵘论文兼与李大苗商榷

　　（起5A点5A中5A文5A网更新时间：2004…3…21　21：56：00　　本章字数：3529）

　　于建嵘博士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再加上董月玲发表在中青报《冰点》栏目的长篇报道，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又一次成为网路上热点中的热点，对于于建嵘及他所作的努力，大多数人都报以敬重之意，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这本来很正常，但是不管观点和于建嵘有多么不同，我想对于建嵘三年内追踪一个县农民的生存形态，进行艰苦的田野调查的严谨态度和对农民命运持续的关怀，起码是应当得到肯定的吧。

　　李大苗先生在驳于建嵘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一个题目《靠着这样的学者，我真看不出什么指望》，我觉得情绪化成分太多，超出了简单的学理讨论。

　　其实，对大苗先生文中所持的观点许多我是赞同的，也就是说，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视野不可能只限于农村，“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农民进城，把“农民”转变为“市民”，杨支柱先生认为成为成立打工仔协会比成立农会重要得多，其立论的理由恐怕也在于此。作为城市的后来者，他们进城出于弱势，再加上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使他们的权益比在家乡更容易受到侵害。对于农民受乡村干部的盘剥，我们应当都有起码的了解，但是如果因为乡村农民的反抗看起来比进城打工仔的反抗更剧烈就认为呆在乡村农民比进城民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更多，那就是表面化的判断。因为呆在乡土的农民基本上处在一个“熟人社会”，他们还有可利用的资源，还有便于组织的网络，正如于博士调查报告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他们能选出自己的“减负代表”，甚至能“劫持”被批斗的代表。可是一旦进城，他们彻底的孤立无援，在远比乡村社会结构复杂的城市，他们受到的压迫被别的矛盾掩盖了，他们面临着更强大的专政力量，他们的工作、生活被卷入工业化的链条中，自己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所以他们抗争的声音更微弱。

　　大苗先生举东南沿海农村的例子可谓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正如李先生说的东南沿海农村基层干部“寻租”的机会更多，更多地斩获财富资源，但为什么反抗没有中西部那样剧烈呢？因为蛋糕做大了，农民自身的生存状况远远好于中西部。浙江省都取消了农业税，因为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不需要这点钱，基层政权照样可以运转。可是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设置从东到西一个样子，决不是“量入而出”，根据当地的供养能力来设置机构，而是根据上面的“工作需要”来设置机构，“量出而入”，再加上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吃“官饭”的吸引力更大，使这些地方的基层政权比东南沿海更易臃肿膨胀。

　　但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和欧美完全不一样，和俄罗斯也不一样。比起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更为艰巨。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战败后在美国大兵的保护下工业腾飞，农民进城经过了一百年的过程，而且在这一百年，向周边国家发动多次战争，转嫁危机，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巨额财富用于本国的工业化，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抓住了第二次工业化的高潮，利用外国资本和广阔的市场，再加上日本的人口远远少于中国，很成功的实现了“农民进城”，即使这样今天不到10％的日本农民以及日本的农业都靠政府用其他产业挣来的钱进行补贴，否则不堪一击。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人口、经济规模更小了，他们完成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的条件比中国大陆好得多，就这样，韩国的工业腾飞依然让大批农民破产。但这样的小国，这种阵痛能够承受。

　　而中国有近9亿农民，从户籍上来统计，占全国64％，就算刨去在乡村和城市作“候鸟”状的一亿农民工，农村人口还有8亿，除去老人、未成年人，说农村还有近5亿劳动力不过分吧，中国这一点耕地，让5000万劳动力来耕耘足矣。那么让4亿农民进城，该是一个多么漫长痛苦的过程？本来从建国以来，我们完全可以开始这一过程，社会的阵痛要小得多，可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恰好逆这种趋势而动，农民被户口长久地“钉”在土地上，甚至还让城市青年下乡当农民。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种种政策在工业化的趋势下都是十分被动，且战且退的，政府往往为了短时间或局部的稳定，采取的政策不是鼓励、引导农民进城，而是用户口、收容遣送等制度阻碍农民进城。

　　那么几十年农民进城的冲动和合力积聚到今天，即使政府采取鼓励、引导政策，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考虑中国经济发达的不平衡性。大批农民将在相当时间内固守自己那一亩三分责任田，农民和基层政权尖锐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于建嵘博士论文的价值了。从于博士的论文里，我看不出他想将农村建设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他也未必不认识到工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正是由于农民进城需要起码一代人的时间来完成，而目前农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先找出矛盾的解决之道，才谈得上通过农民进城来解决农村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于博士的很多观点是颇具建设意义的。大苗先生归纳的于博士那几个提纲：

　　“1、要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2、农民有组织抗争，制度根源是不完善的干部管理体制，必须改革以高压为特点的干部管理体制，应在国家法律权威下，通过弱化乡镇体制来限制基层政权的日益膨胀的利益需求，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乡镇社区自治。”

　　“3、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不是旨在对抗甚至取代地方政府的革命组织。如果引导得当，能够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存在的制度真空，并为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打好基础。”

　　“4、改革现行信访制度，把目前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信访办，全部归总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代表依据人民来信访行使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

　　这四个提纲我看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要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难道不对吗？大批农民既然将长时间呆在农村，不可能一天内洗脚进城，不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政治冲突方向发展，任其自流，引起的结果只会是社会动乱，工业化进程被打断，中国在陷入恶性历史循环之中。而“弱化乡镇体制”，用农会来填补真空也是可取的。从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则更有必要了。从安徽小岗村农民按手印偷偷承包土地到现在，农村哪一次成功的试验不是农民自己选择的，而是上方和读书人指出来的？至于农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我们稳定农村，最大限度解决矛盾的基础，衡阳县的农民拿着中央政策和县、乡干部讲理，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还真的相信中央，相信党，另一个则是他们的一种“自保”艺术，“官”和“皇帝”都反，他们还有活下来的机会么？我宁愿相信出于第一个原因，政府和农民还有解开这个“结”的机会，政府合法性在农民的心中尚未完全丧失。

　　大苗先生说：“但是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没有“腿”的权利何尝能够获得“嘴”的权利呢？”没错，必须给农民“腿”的权利，这和于博士论文的主旨并不矛盾，于博士也没有说要“固民于土”，事实上，于博士更清醒。“雉gou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的田园牧歌从来只存在于文人的笔下，农民从中体味的更多是困顿劳苦，而非悠闲之美。至于说“于先生的文章无疑透析出对体制的绝望，寄望于对抗或者抗争来获得史诗般的解答。可是这个解答如果不是建立在历史起义的抄袭上的话，恐怕就是循环在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