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3-黄裳卷 :皓首学术随笔-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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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在江州者名士迪，与宜兴岳氏通谱，合力起之。未几，复废。至元间，天台僧可观者诉于官，郑明德为作疏语云云，疏成，杭州经历李全慨然重兴之。庙中有石刻飞诗词二首，古今吊其墓者诗已成集，略掇其著者……
《黄裳卷》 第三部分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2）
这里所说的故事，《武林旧事》与《辍耕录》也有所记录，后者所记比较详瞻：
天台僧可观以诉于官，时何君颐贞为湖州推官，柯君牧仲以书白其事，因之没于人者复归。然庙与寺无寸椽片瓦。会李君全初为杭总管府经历，慨然以兴废为己任。而郑君明德为作疏，疏成，郡人王华父一力兴建，于是寺与庙又复完美。
郑元祐所撰的疏记，就收在《名贤诗》的后面。看前引田汝成的话，他可能是看到过这个《名贤诗》的，他所引的叶绍翁、赵子昂、高则诚、潘子素、林清源数诗俱见于此集，只是林弓寮、徐孟岳、陶九成、高季迪诸作不见，可能是时代较后，此本初印，未及收入。
根据以上的资料，可以推定，这个集子是可观的宣传品。他既然是褒忠演福院的住持，重兴了香火，就收集了到岳庙来参拜的名人题诗，刊刻成集，赠送或售卖给前来游览瞻拜的人们。可观活动的时代是至元六年顷，元刊《宋史》前有至正六年咨文，可观就借用了官书的《宋史·岳飞传》板片，并请原来的刻工金子中担任雕板的任务。这都是可以想象的。十三叶以前及现在附在卷末的《重建岳鄂王祠寺疏》等可以肯定都是成于可观和金子中之手。至于后面续刻的部分，则可能是后继者所完成的。至元六年下推至己卯，已五十六年，金子中很少可能老寿至此。
乃贤《金台集》卷二有《岳坟行》诗，题下小注云：“守坟观禅师至京，请加封谥，征赋此。”可知可观为了岳坟祠庙事曾到北京活动。乃贤诗编在卷二末，当是至正后期所作。但这首《岳坟行》不知何故却没有收入《名贤诗》。征诗征文原是可观主要活动内容之—。
至于可观汇刻此集的用意，自然最大的可能是为了祠庙的香火和自己的名声，也有可能企图借官书《宋史》和达官名流的诗文为这样一座祠庙涂上一层政治保护色。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断定可观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的和尚。但至少他对岳飞是持肯定、崇敬的态度的。而确无可疑的则是，在元帝国统治中国的时代里，社会人士对岳飞的感情，却完全在这本诗集里体现了出来。
据我所知，六百年来，私家收藏此书的，也只流传下这一本。但北京图书馆却有同样的三册。承赵斐云先生的帮助，我曾在北京图书馆的书库里得以展观。那是牒装的触手如新的三本书，无一印记，可以断定是从元朝传下来的内阁大库旧物。从来无人注意，只在清末曹元忠曾经翻阅过，写过一篇胡乱猜测的题跋。
那三本书曾经引起过我很大的兴趣。我猜这可能是当日由江南调取晋京以备审查研究的样本罢？不料它们在大都高大森寒的宫禁里一睡就是五六百年，却从来没有人对它进行过研究，或发表过什么意见。
《岳忠武王庙名贤诗》所收共有七十七人之作。陶宗仪《辍耕录》记岳飞事说：“自我元统一函夏以来，名人士多有诗吊之，不下数十百篇，其最脍炙人口者如叶靖逸少翁云云、赵魏公孟云云、高则诚先生明云云、潘子素先生纯云云、林清源先生泉生云云，故余亦有诗云云……”这里所引的诗，除去自作外，都见于此集前七叶中，估计陶宗仪是曾经看到过此集的初刻本的。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九记岳墓条下也说：“古今吊其墓者，诗已成集，略掇其著者……”田志所录叶、赵、高、潘、林五人诗与陶宗仪诗，俱从《辍耕录》来，但更多出林弓寮、徐孟岳、高季迪诗，则为此集所无。田氏《西湖游览志馀》卷七更记：“岳坟诗集无虑千首，绝倡者亦少。择其佳者，已收前志矣……”田汝成是明嘉靖中人，看来他是看到过《岳坟诗集》的。但可能是更后刻的有近千首诗的另一个本子。中国出版物中有这么一种传统，凡是出过名人的地方，都往往有人为它编一种总集，把历史纪载、风景名胜、图绘绣像、名人题词……汇刻在一起，以为纪念。刻这种总集的人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在当地做官的，其目的除了表彰“乡贤”之外，也大抵为了让自己得附骥尾以传。如《钓台集》、《苎萝集》、《王官谷集》、《醉翁亭集》、《黄鹤楼集》……就都是的。
这册《名贤诗》里的作者，大抵生活在南宋晚期直至元末这个时代里。最晚的两个作者是钱塘姚黼和高昌铁穆尔。就刻板风气看，这一叶也较迟。铁穆尔不详，是元人无疑。姚黼是姚绶的父亲，已经是洪永中人。因此此集的下限可以肯定是建文元年己卯。
《黄裳卷》 第三部分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3）
揣想这个集子最初刻成，应该已经有十叶左右。它所根据的是岳墓的石刻或题壁，也可能从别集转录，后来就逐渐增益，也还有陆续从别集中辑录的作品，因此它的时代次序并不明确。最后殿以“通议大夫前建德路总管兼府尹方回撰”、“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行江淛等处儒学提举赵孟书”的《岳坟褒忠衍福寺复业记》（大德九年乙巳中元日记）等五篇记文，最后才是姚黼等的诗。这几叶庙记是最好的元代板刻代表作，是依赵子昂手书原迹上板的。但有两叶板片上方已有补刻痕迹，也足为建文重印时修补之证。
所收诸家除陶、田二书已著录者外，还有金华胡月山（雪江子）、澹庵胡邦衡、秋崖方巨山、蜀郡牟景阳、眉山程正辅、刘改之、张安国、天台陈刚中、陈基敬初、丹丘柯敬仲、会稽杨廉夫、贯酸斋、遂昌郑明德、达兼善、段吉甫、天台僧观大千、江西高若凤、赵郡苏大年昌龄、真定王鉴明卿、钱塘姚黼等人的诗词。应该说，陶宗仪所选的几首诗是较突出的。但他所选尚有未尽之处。如潘子素诗有二首，陶选其第二首“海门寒日”一律，其第一首云：
湖水春来自绿波，空林人迹少经过。夜寒石马嘶风雨，日落山精泣薜萝。江左长城真自坏，邺中明月竟谁歌。唯馀满地苌弘血，草色年深碧更多。
林清源诗亦有两首，其未选入一律为：
岳王坟上褒忠寺，地老天荒恨尚存。介胄何堪投狱吏，衣冠无复望中原。青山能揜苌弘血，落日空悲蜀帝魂。辽鹤不归人事别，吴宫秋草又黄昏。
至于丹丘柯敬仲所作有四首，题下注“重兴祠宇后作”。缪艺风、曹君直等辑《丹邱生集》只得其《结发行间》一首（原第二首）。另外三首是：
建炎谁为致中兴，武穆由来志可凭。传檄燕云惊四海，出师河洛慰诸陵。长驱铁马知无敌，欲扫黄龙竟不能。禹穴松楸无麦饭，钱湖香火有山僧。
英雄已矣更何论，思沛空飞汉帝魂。区脱几年悲紫塞，琵琶万里泣黄昏。西湖花木明春苑，南极星辰动海门。谁念前朝轻社稷，怨歌唯有旧王孙。
行尽西泠见墓林，落花飞絮总伤心。数声杜宇迷清昼，两个麒麟卧绿阴。座上高僧能说法，道旁遗老尚沾襟。平湖箫鼓非前日，隔岸楼台暮霭深。
敬仲对岳飞祠墓的恢复曾经出过力，这几首诗写得也有感情。很可以帮助我们对他的了解：这位元朝帝室的文学侍从之臣，原来也是岳飞的同情者。
贯酸斋到底是个散曲作者，他的一首绝句就很有些民间文学气息，在一大堆诗人里别有特色：
剑戟横空杀气高，金兵百万望风逃。自从公死钱塘日，便觉山河把不牢。
酸斋诗后就是《武昌军卒欲报主仇有作》：
自古忠臣主见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只见花开不见飞。
这首绝句也有其特色，不象是假托的。最后一句嵌入了岳飞的名字。前面两句透露的思想十分真实。好象历樊榭也不曾见过，未曾收入《宋诗纪事》。
这一卷诗尽管有佳作也有平庸之作，但却一致表示了对岳飞的同情及对宋高宗和秦桧的斥责。他们把赵构看做“儯酢保押ㄎ韬降拇笮」倭懦馕坝古保缥淞稚蚴寰吹氖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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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一些为秦太师辩护、为“和议”张目的论客们，正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不是连并非汉民族的许多诗人也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么？有什么根据说和议是当时的要求呢？说这是赵构和秦桧的要求倒是无可非议的。还有些论者拼命研究岳飞是不是高宗的“爱将”，或说岳飞的被杀是因为主张建储得罪了皇帝……这都实在不免太迂枉了。
《黄裳卷》 第三部分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4）
还有一首无名氏的绝句，那说法看来颇为别致：
复得中原后杀身，将军未必恨奸秦。中原未复将军死，千古英雄恨莫伸。
粗看这位无名氏的意见，似乎是想把岳飞说得更为高大，好象只要能收复中原，然后被秦桧害死也可以不必计较了。但这实在只是一种空论。岳飞和秦桧一伙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要收复中原，就必须先消灭秦桧，正如秦桧是以害死岳飞作为他投降的必要手段，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开来说的。这位无名氏诗人，可能是意在新警，反而弄得进退失据了。
至于紫阳方回居然恬不耻地撰写庙记，畅论忠奸，可以不必更论。直以小丑打诨观可矣。
1965年
补记
《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卷首大题下属“住山僧可观录”；卷尾有一行云：“岁在己卯菊月住山僧高会重集。”这两条记事曾经引起过前人的疑难，指出己卯有可能是明建文元年。这个问题可以从原书本身提供的线索得到解决。
按《名贤诗》第五叶有宇文子贞一诗，诗前小序略云：“泰定丙寅（三年，一三二六）以来，主僧可观，世业儒，知向慕名贤大夫士，若柯君敬仲郑君明德，既表章之，而郡幕长李公全初，又出资经始，为当道倡……盖有十三年而故物始完。”这一叶板心下有刊工金子中的姓名，开板风格与《宋史》也是一致的，可证是同时所刻。这位“前进士、京兆宇文公谅”的诗正刊于《永嘉高则成和子昂韵》一诗之前。
据宇文诗序，可观是从泰定三年就在岳飞祠庙里主持了，他经营修整恢复工作一直进行了十三年才大体完成，这就是至元五年己卯（一三三九）。在这十三年中间可观收集了来访者的题诗，随得随刻，作为赠送游客的纪念物。这就是《名贤诗》写手刻工行格前后不一、差别极大的原因。
到了祠庙修复完成的第二年（至元六年庚辰，一三四○），请郑元祐写了《重建岳鄂王精忠庙记》，写入了“住山可观”的姓氏，刻了碑。同时又将历年收集刻好的诗篇，重新整理，这工作在前一年由住山僧高会担任，与修建工程同时毕工。旧板经过十年左右的印刷，板片有些已经漫漶，需要重刻或修补。今本有几叶板框上方就留下了明显的补刻痕迹。有些新作也需要补入。因为只是修补而非重新编刻，所以一切因陋就简，诗文杂出。连请“前进士三山吴叔巽”所写的《重建岳鄂祠寺诗序》也不刻在卷首，只附刻在叔父郑明德重建庙记之后。序里有几句话，可以作为当日编刻此集的说明：
今可观大手笔刻于石矣。然无古人之好善与复古者，未尝不播之声诗，以感发人心，此有在乎今之歌咏者，不可缺也。……于是乎序。并以审夫当世才士亡激于义者，形之编集，必当有杰作焉。
《宋史》刻成后有咨文，在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全书卷帙浩繁，决非短期中所能完成。《名贤诗》陆续刊刻于一三二六至一三四○前后，约略与《宋史》的刊刻同时进行。刊刻风格呈现种种不同面目，通体写刻，有大字、小字，有工丽的赵书（如方回撰《岳坟褒忠衍福寺复业记》旧碣，就是赵孟的手书，虽已缩为十二行、二十四字，但看得出是从原迹忠实地临抚下来的），有狂放的大字行书，有古厚朴茂的正书，中间杂有当时流行的别体。刻工姓名有金子中、金、陈仁甫、徐良；板心有“诗”、“后诗”、“旧诗”、“拜王诗”字样；板心上方间记字数。板心双鱼尾也有不同的规格，板框单阑双阑也不一致。因此这《名贤诗》又是集种种元代杭州地区雕版不同风貌于一书的标本。
1983年8月12日
《黄裳卷》 第三部分关于方回（1）
关于方回
将近五十年前，在重庆九龙坡的校园里，从图书馆摊在地上晾晒的图书中，偶然发现了一批商务印书馆印的“四库珍本初集”，其中有一种是方回的《桐江续集》，取来一翻，就碰上了“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的句子，不禁被深深地打动了。望着扬子江头烟雨迷蒙中的黄桷树和孤零零的一座小房子，无端兴起了一种寂寞寥落的哀愁。想想看，那时只不过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怎么忽然会有了这样的“迟暮之感”，是很奇怪但其实也并不奇怪的。
从此，这两句诗就一直留在自己的记忆里，一直到已经七十岁了的今天。那全诗记不得了，这以后也一直没有再遇到过《桐江续集》。又是一个偶然，从新出版的《汪辟疆文集》中看到了一篇讲方回的文章，其中就引了这首全诗。汪先生说，“虚谷（方回）每岁重九皆有诗，诗皆有苍凉迟暮之感”。汪先生是老辈，在抗战中无书可读的情况下，偶然发现了这部“四库珍本”，而且同样注意到了这首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倒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在这里，年岁的差异并不重要，起着主要作用的只能是时代与环境。方回那首的诗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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