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3-黄裳卷　　　　:皓首学术随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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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至发既去，薛国观上台，薛也是温体仁所荐，是一系相承的人物。政治上的路线也还是老样子。不过这时候吴昌时已经慢慢立定了脚跟，跟薛作起对来，也初步显出了他在政治斗争上的“才能”。　　　　
　　　　昌时这时候是已经在官场中有了一点小名气的了。而且还得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绰号，“摩登伽女”，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中记：　　　　
　　　　大僚及台谏以枚卜构竞不休，其不得与会推者，遂造为二十四气之目，摇惑中外。……吴铨曹昌时为妖气，下注摩登伽女。……吴谕德伟业为望气，下注啮人马。　　　　
　　　　吴昌时做官的“伎俩”是什么呢？“通内”——走宫里的内线，拉拢裙带关系，结宠于当时最得皇帝宠幸的田妃。“通珰”——这是很自然的步骤，为达到“通内”的目的，就非“通珰”不可，把“侍从室”里的线索打通了，从此朝廷内情都瞭如指掌，做起事来自然非常方便。“通厂卫”——结交特务，京官的一举一动，在当时，是无不在特务的监视之下的，特务一个报告，足以致达官贵人死命，抓住了特务，也就等于抓住了皇帝的耳目手足，要陷害起政敌来更是非常方便的事。　　　　
　　　　毛奇龄《彤史拾遗记》，记载田妃有一段故事：　　　　
　　　　宫中凡令节，宫人以插带相饷。偶贵妃宫婢戴新样花，他宫皆无有，中宫宫婢向上叩头乞赐，上使中官出采办，越数百里不能得。上以问妃，妃曰，此象生花，出嘉兴，有吴吏部家人携来京，而妾买之。上不悦。　　　　
　　　　吴梅村《永和宫词》，也是写田妃的故事，里边有几句话：　　　　
　　　　贵妃明慧独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齿不呈微索问，蛾眉欲蹙又温存。本朝家法修清�仯�房帷久绝珍奇荐。敕使惟追阳羡茶，内人数减昭阳膳。维扬服制擅江南，小阁炉烟沉水含。私买琼花新样锦，自修水递进黄柑。　　　　
　　　　这“琼花新样锦”就正是说的是“象生花”，说“私买”，大概又是诗人的“温柔敦厚”罢。　　　　
　　　　《三垣笔记》，题“大理寺左寺丞臣李清恭记，中书科中书舍人臣王挺恭阅”，是李清在崇祯之间在北京作刑部吏部官的时候的笔记，记崇祯一朝的事最详悉，关于吴昌时的事迹尤多，关于昌时的通内，很有几条可以摘录：　　　　
　　　　兵科韩给谏纠曾都谏应遴，疏子递了上去以后：　　　　
　　　　次日上，置红匣中，命一内官送阁拟票，阁批有该部参看等语，竟留中。或见应遴与吴铨曹昌时同谒一大珰，疑其有妙用也。（《三垣笔记》卷中）


《黄裳卷》　第一部分吴昌时事辑（3）

　　　　又记昌时通内事：　　　　
　　　　吴铨曹昌时通内，每阁票一旨，必先知。是以众论沸腾，具疏乞休，拟票云：吴昌时准回籍调理，病痊起用。闻周辅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时已宣言于人，谓已得温纶。及与蒋侍御拱宸质御前，拱宸几屈。惟所纠预闻旨一款，上取原票阅之，果是。故败。（卷中）　　　　
　　　　东林党人，一向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的，后来怎么又突然会和特务勾结起来了呢？自然这是政治上的“权宜措施”，为了“政争”，手段是可以不顾的。照当时东林人物漂亮的解释，这就叫做“法门广大”，《三垣笔记》记：　　　　
　　　　东林诸公素矜节义，以劾宦官为名高。后冯给谏元飚、孙给谏晋等倡为法门广大说。于是吴仪曹昌时始与东厂比。一切行贿受贿，间被缉获，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昌时亦扬扬居功，不以为愧。予亲于徐给谏耀家见之。　　　　
　　　　交通厂卫以后就要做做拉线的生意，凡是遇到给厂卫缉获的案子，走吴仪曹的门路，送进钱去，准保太平无事。《三垣笔记》又记一事：　　　　
　　　　仙居过邑侯周谋，熊铨曹文举同乡也，曾遣二仆入都求迁。宿娼家，酒后泄言，为厂役缉获。其与文举一禀云，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兴必有名世者之数也。又云，敝座师首揆处业有善意。东厂以闻，薛辅国观甚不悦。时冯少常元飚奉差回籍，其保举邑令秦姓者亦以书礼馈，被厂缉获。吴仪曹昌时敛金亲友，力解乃息。　　　　
　　　　不料这事给薛国观知道了，报告了上去：　　　　
　　　　国观密以闻，于是阁厂水火。而昌时自为大行，即树东林帜。及考选时，见上于部拟各衔，多所改定，诸阁臣颇得操议，于是又托国观私人拜为门生。然国观疑其狡狯，弗信也。卒改科为部，仇隙日深。国观刚愎，夙与东林为难，然不闻有贪秽声。月前昌时忽语人曰，国观辈必败，吾已于厂卫处张四面网矣。国观等知之，然无如之何。不数月果败。予曾询钱主政位坤，云有之。但视吏部升一美官，昌时必以小纸报东厂，云国观得银若干，厂皆以闻。它日赐死追赃本此。（《三垣笔记》）　　　　
　　　　皓首学术随笔卷《鸳湖曲》笺证这就造成了吴昌时与薛国观的第一次冲突。吴的想拜做国观的门生，绝不是想投降，而是别有企图的。薛当然不会接受，更加上为了考选一事，吴、薛之间的裂痕就更加深了一层。　　　　
　　　　吴昌时对薛国观的再度不满，是因为他考选吏部郎中的事。查东山《罪惟录》纪十七：　　　　
　　　　考选吴昌时首拟吏部，上示不测，手更定主事礼部，昌时疑薛国观所为，大恨之。　　　　
　　　　钱遵王述古堂钞本吴江戴笠撰《怀陵流寇始终录》最末的《将亡妖孽》中也提到此事，叙述较详：　　　　
　　　　韩城薛国观官佥部，温体仁引之入阁，寻为首相。十一年行考选改授法，行人吴昌时已得吏部主事，上性好出奇御下，以破旧习，进士考选入台者，黎玉田岁贡、府同知许自表易位，如是者比比，昌时改祠祭司，谓是国观所为，深恨之。　　　　
　　　　花村看行侍者《谈往》中《韩城赐死》条云：　　　　
　　　　十一年举考选改授例，行人吴昌时于门户声气中称魁首，外定铨曹，会内旨别出手裁，多不依外拟，故为颠倒，以示不测，如进士考选，黎玉田以台易府同，岁贡教知许自表苏州人，以府同易台，不止一人，独昌时改祠祭司主事，憾极，谓韩城作祟，愠恨日深。京邸清议，薛或有之，必宣指之，或挑衅，或加词，水火实甚。　　　　
　　　　这样，吴昌时就设法挤去薛国观，同时更和张溥进行策画，把周延儒再度捧出台来。　　　　
　　　　薛国观的为人，《谈往》说他“性褊急，出词过刻……人谨畏之”。有一次崇祯帝在召对的时候，叹息大小官员无不贪污，无法可想，薛就顺口说出如果厂里面有得力的人，贪污是不会风行的，这正触着了宦寺而兼特务的王化民的大忌，昌时借这机会和王化民建立了联合阵线，打倒了薛国观。《谈往》：　　　　
　　　　时帝尚严切，曾于平台召对，闲语间帝叹曰：目今朝臣通贿，外致东西糜饷，内致吏兵徇私，国事紊淆，生民涂炭，奈何！忧形于色。韩城聊为解嘲曰：使东厂得人，举朝何敢黩货！苞苴之来，或有所自！时厂臣王化民适蹲御座后，闻之汗出浃背，骇极恨极。昌时又与化民久结义盟，忧喜相商，于是内外耽目，专伺韩城之阴。　　　　
　　　　薛国观很得皇帝的信任，对这一套不去理睬，可是结果到底给他们寻到了一个题目，这次是利用薛国观和皇族外戚的矛盾，因为薛曾经建议征收“豪门皇族资本”，解除财政困难，而这事正关系皇族戚畹的切身利害，于是反对阵线里又添上了一支新力量，薛国观就此倒台了。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记：　　　　
　　　　上尝与韩城言及财用匮乏，韩城对以：外则乡绅，内则戚畹。在乡绅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独断不可。因以李武清为言。遂传密旨，借四十万金。冉万二驸马各一万，而周田等近亲不与焉。　　　　
　　　　真是滑稽，而且是真确的事实，就是开刀也先从旁支远支动手，有最亲密的裙带关系的还是留下来不动：　　　　
　　　　此旨间有抄传，复严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复及其子国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国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儿女亲也，上疏为言，又奉严旨。于是李氏尽鬻所有，其房无人售，则拆毁卖之……是时戚畹人人自危。　　　　
　　　　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抬出菩萨来：　　　　
　　　　后因皇五子病亟，遂造为九莲菩萨下降之言。九莲菩萨者，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录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寿寺，其后建九莲阁。内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乃孝定以梦中所见语塑工而为之，寺僧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其来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见菩萨来，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亲属云云。又言，如不从此改过，将来殇折不止一人，还都要唤去。大都上未尝至皇五子病所，皆诸人撰造节次，遣人传报。上大惧，于是传谕停止追比，复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韩城发端，欲诛韩城以谢孝定在天之灵。（《玉堂荟记》）　　　　
　　　　内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闻于昌时，密令台省，遍耸毁斥，实指其行私，指其弄权。特参疏日且数上。（《谈往》）　　　　
　　　　皇帝的胡涂，加上吴昌时手段的毒辣，到底使薛国观从首辅的位子上跌了下来，致仕回家了。　　　　
　　　　这时候复社的党魁张溥，正在江南“逍遥林下”，选文章，批经史，却忘记不了朝中的政事，更不能忘记他在北京安好的一着棋子——吴昌时。《七录斋集》诗稿卷二里有一首《寄吴来之》：　　　　
　　　　红叶从风溯远堤，春回烟阁静香提。素心道路难为说，好事云屏待子题。一诺久知千古重，三秋自此两峰齐。平章梅雪看君子，赋有金声报紫霓。　　　　
　　　　这正象一个党魁训勉部属的话，勉励他好好的干，“千秋事业”，全寄托在政治斗争的成败上。谁说张溥是甘心终老林泉的呢？虽然他的朋友要为他辩解，不是他自动地要作政争，而是为了害怕自己被目为“党魁”，才不能不采取“以攻为守”的自卫手段。


《黄裳卷》　第一部分吴昌时事辑（4）

　　　　杜登春《社事始末》说：　　　　
　　　　是时乌程去位，杨、薛相继秉国钧。窥见主上崇儒扶正，深眷娄东，无吹求西铭之意。门下或有私附杨、薛以图显荣者，以故西铭得以逍遥林下，批读经史为千秋事业，而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　　　　
　　　　正巧周延儒（宜兴）因为受了温体仁的排挤而放归林下，周自己很后悔，做了一次傻瓜，陪旁人打击东林党人，自己却也被挤了下来。他心里想重回北京，却想不出一条路。两方面的利害既然已经一致，彼此利用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张溥就想：　　　　
　　　　计非起复宜兴，终成孤立之势。乃与钱牧斋、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诸先生谋于虎邱之石佛寺。（《社事始末》）　　　　
　　　　这种情势在吴梅村的《复社纪事》里分析得很详细，见《梅村家藏稿》第二十四卷：　　　　
　　　　未几薛国观从庶僚得政，蔡弈琛与里豪吴中彦者交，私受其金为鬻狱，南御史成公勇发其事，以指纵疑先生（张溥），谋益急。吴来之昌时为礼部郎，移书先生曰：“虞山毁不用，湛持相不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复出不足弭祸，主上于用舍多独断，然不能无中援，惟丹阳盛顺伯可与谋。”顺伯时客先生所，故与介生姻旧，雅负权谲。见其书奋曰：“来之诚善，顾非公言，莫足鼓动者。某请衔命矣！”先生嘿不应，来之以己意数申款问遗中贵人，卒不能得要领。间刺探一二禁密语疏中，数为人传说，沾沾自多，公卿固侧目。　　　　
　　　　薛国观回家以后，还觉得不服气，上了一道谢恩疏，里面发了不少牢骚，皇帝就又把他抓进京来对质了。《谈往》记：　　　　
　　　　（国观）十二月抵里后，谢恩奏辩云：臣之得保首领还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恺等讦奏，实出吴昌时指使。并诉昌时致憾之由，谓圣上操纵独裁，怨毒则归臣下，臣死亦无敢怨等语。奉有圣旨则严切殊甚，奏内事情，着赴京讯理。　　　　
　　　　吴昌时在薛国观到京以后，就又布置了一着阴毒的棋子，让自己的外甥，薛的亲信的王陛彦去探视薛国观，再使厂卫去逮捕，关于王陛彦：　　　　
　　　　陛彦孝廉，试中书，撰文者从无掌房之例，庚辰闱后，与梁维枢俱转尚宝丞，或欲依附韩城以就功名。……陛彦，松江人，吴昌时之甥也。（《玉堂荟记》）　　　　
　　　　十三年五月，韩城来京候审，有内阁举人中书松江人王陛彦向为韩城心腹，以旧日情谊，至寓问安，稽事密谈。厂役希旨，密伺薛邸。适遇彦，擒奏下狱，此化民昌时阴谋险策，设阱构成，在韩城又别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拟罪。（《谈往》）　　　　
　　　　这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陛彦以职侍内阁，泄漏机密例，律拟大辟。八月国观赐缢。陛彦弃市。（《谈往》）　　　　
　　　　这一位政敌（薛）和一个陪死的外甥在临刑的时候都大骂吴昌时，“韩城将死，曰，吴昌时杀我！”王陛彦“赴市时语人曰：此家母舅为之，我若有言，便得罪于名教矣！”（俱见《玉堂荟记》）但是吴昌时对这件事反而表示得意：“语上闻，来之不以为忧，顾色喜。”（《复社纪事》）　　　　
　　　　薛国观既赐死，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来的就是怎样再捧周延儒上台了。杜登春《社事始末》记张溥在虎丘和东林巨子钱谦益等密议以后就派人到北京去传递消息，指示行动，那描写是十分动人的：　　　　
　　　　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吴先生者，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之人也。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得之王成口，最详确。时是辛巳二月事。　　　　
　　　　运动起复，种种都由吴昌时在京策划，然而在这个贪污的局面下面，钱可少不得，出钱的是些什么人呢，不看野史的记载，真是怎样都猜不到的。《烈皇小识》卷七：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