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3-黄裳卷 :皓首学术随笔-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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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笑愁多欢少，痴了。底事倩传杯，酒一巡时觞九回。推不开，推不开。
这些都是颇有个性的作品，与通常的“闺词”不同。
钱唐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作为罪证被雍正罗织为年羹尧大逆五罪之一。原稿后来在懋勤殿奉旨封锢的箱子里发现，印入“掌故丛编”中。原书有作者雍正二年序，其中有“女子之祸”一条，文略云：“吴三桂饮田皇亲嘉遇家。嘉遇出歌伎侑酒，其中有陈沅者色艺冠伦。三桂醉，长跪向嘉遇乞沅。嘉遇曰，‘吾老矣，谢世后当以持赠。’李自成陷京师，三桂方镇山海关。自成遣人招之，三桂已纳款矣。时嘉遇已死，遗命家人送陈沅至三桂所，以兵戈载道，未遑也。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谕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三桂遂不降，自成竟灭。女子之能祸人家国如此。五月二十八日。”
汪景祺出身于杭州世族，在雍正初发生的年羹尧案中受到牵连被杀。他所提供的李自成曾下令退还陈沅，为刘宗敏拒绝的细节，也不见于他书。
以上，是陈吴事件发生以后不久的当代人记事，可以看出这件哄传一时的新闻在社会上展转传播的一些情况。
临桂况周颐《阮庵笔记》据《武阳志摭遗》记陈玉汝与圆圆事，亦在入滇以后。又记四印斋藏圆圆画像三帧，“一明珰翠羽，一六珈象服，一缁衣练裙。名人题咏甚伙”。
1980年11月22日重校记
《黄裳卷》 第二部分不是抬杠（1）
不是抬杠
去年读了姚雪垠同志论《圆圆曲》的文章，曾写过一篇小文，记下了自己的一些读后感。不久，又读到姚雪垠同志的新作《评〈甲申三百年祭〉》，在最后三节里，顺便回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除了声明他的“论点难免有不周密和不完善之处”以外，从所列举的有关“陈圆圆传说”的九条“矛盾”看，是依旧坚持着前说的，同时也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据。我想，这大约是不能勉强的。许多意见既然过去都已说过，也用不着再重复了。最近看到经过作者校订、补充，重新发表在《新华文摘》（1981年第五期）上的《评〈甲申三百年祭〉》，果然有了新的发展。例如，他说：
黄裳同志在反驳我的文章中，不同意我说吴三桂在崇祯末年不可能到北京，所说的都是抬杠的话，看来很俏皮，但是他并不能就历史科学说出一句有价值的话。历史是科学，靠证据说话，不是抬杠。
这里所指责的真是义正辞严，使我不能不惊醒，检查自己。我尤其同感的是他的结论。是的，历史是科学，要靠证据说话，不应该是也不能容忍抬杠的情况出现。
当然我也想说明，在我的文字中，虽然时有“俏皮话”出现，但这并不等同于开玩笑。不只在上述那个具体问题上，在《陈圆圆》全文中，也没有任何不经过慎重思考、不负责任的话。我非常希望读者不因此而发生误解，使严肃的讨论化为一场打诨与趣谈。
我是不会做考证文章的。平常看书，也很少作笔记。遇到一个问题，只能临时求助于头脑中存留的印象。近来记忆力又大大衰退，看过的书几乎立即成了朦胧的影子。讨论历史问题时也只能采取“有啥吃啥”的方法。那就是说，手头有什么书就利用什么书。这实在是很不可取的不认真的态度。例如，讨论陈圆圆的问题，谈迁的《国榷》应该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不幸旧有的一部已被抄没，又懒于跑图书馆，因此就没有能利用此书。如果我当时设法找到了《国榷》，那么在吴三桂是否曾在崇祯末年到过北京的问题上，就用不着说什么“俏皮话”，立即有了姚雪垠同志所要求的“史料证据”。
皓首学术随笔卷不是抬杠给了我这知识的是北京大学同学朱则杰，他的文章发表在半年前出版的《文史知识》上。他指出，《国榷》卷九十九，崇祯十六年五月，就有“丁未，宴入援总兵吴三桂、刘泽清、马科等于武英殿”的记载，与《崇祯实录》的记载全同。这真是一句顶得上若干句的“史料证据”，无论“俏皮话”或别的什么话在它面前都将不起作用了。
朱则杰同志说：“《国榷》一书，也是姚先生十分熟悉的，不知为什么偏偏没有注意到这条材料。”是的，对我说来，这也是不好理解的疑团。尤其不可解的是，时间过了半年，姚雪垠同志在修订、补充，重新发表他的论文时，依旧坚持说“这是不可能的”，“也同样不可能”，并再度郑重要求提出“史料证据”来。
为了改正过去的不认真，昨天总算设法借来了一本《国榷》，亲眼看到了上面引用的那条材料，这才放了心。不料，却又发现了另外的怪事。姚雪垠同志说：“我认为下面的史料所云陈圆圆到了宁远，比较合乎情理。”下面引用的是《国榷》卷一百中的一节话：“先是，十六年春……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拷之酷。”这一节话在《国榷》卷一百的结尾处，从“又外戚左都督田宏遇前岁游南京”开始到“拷之酷”为止，一起不过九十余字，并无姚引的二百余字之多，也不曾说什么陈圆圆遣送宁远“已死”的话。
这实在是奇怪的事。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国榷》，是中华书局用张宗祥的校本排印的。张氏根据的则是蒋氏衍芬草堂、丁氏八千卷楼、四明卢氏抱经楼等几个旧抄本汇校写定。应该说是比较完备的足本。姚雪垠同志所据，不知是否更好的旧抄足本，不好贸然断定。在没有得到解释之前，我始终觉得这也是一件怪事。
姚雪垠同志说：“我在《论圆圆曲》的文章中，考证《圆圆》写作的时间，陈圆圆故事从开始出现到传奇化的过程，以及陈圆圆故事的本身矛盾，我的论点可能不够严密，但我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方法是科学的。希望反驳我的文章时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姚雪垠同志没有具体指出。他又说，“不管陈圆圆是否病死宁远，或随吴进关而死于昆明，我都不相信陈圆圆同大顺军有关系，也不相信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投降清朝。”也许“核心”在这里，但不知道可的确。
回忆我写那篇《陈圆圆》，最早的契机恰恰是因姚雪垠同志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而引起的。我曾举出过一些例证，说明姚雪垠同志对史料的运用，不能不使人怀疑颇有实用主义的倾向。他先是有了一种见解，然后就去寻找能够证明这种见解的“史料”。包括错误百出的《甲申传信录》那样的书在内。看到“已死”两个字，就干脆而彻底地宣称陈圆圆在一切矛盾尚未展开之前就已死掉了。至于大量的有关陈圆圆的文献，好象是并不存在的。这方法自然简单而痛快，但却很难说是“严肃”与“科学”。
《黄裳卷》 第二部分不是抬杠（2）
姚雪垠同志在引用同一条史料、同一人的声述时，有时就出现了奇怪的只取一部分而抛弃另一部分的现象。至于为什么这样做，却并不声明。现在经过驳难，总算是有了一点解释。说过杨宛陈沅曾同时见系于刘宗敏的全谢山，被指为“得自辗转传闻，不应作为信史看待”。那么《甲申传信录》是作者亲身经历、亲自调查的报告书么？作者有没有在宁远看到死去的陈沅的尸体？为什么姚雪垠同志对这书要寄以如此的信任呢？“某一塘报稿”不被注意的“简单回答”是“我目前还认为那些史料不是确凿可靠的”。没有理由，只有结论。“塘报”是三百多年前的一种情况汇报的公文形式，是一种文献实物，不同于“传闻”，也不是因三百年后的讨论预制出来的证件。为什么不可靠？也许今后我们会听到更为充分的理由。
类似的情况决不是偶然的。甚至连并不艰深的吴梅村诗，也往往作了古怪的解释。我们决不应怀疑姚雪垠同志读诗的功力，但要注意他何以作出与众不同解释的原因。
总的情况似乎是如此的。三百多年前出现过大量的史料，其中有确凿无疑的“实录”，也有“传闻”，还有“文学创作”。姚雪垠同志就是用上述的种种方法，和这些白纸黑字的“史料”抬杠。九条“矛盾”，很少不是定为“不合情理”而引申出来的推论。这算不算是就历史科学说出了有价值的话呢？
照我简单的头脑看来，研究历史问题，结论应该从大量充分的史料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中获得，而不应该是先验的。有利、不利的史料都应受到重视，只有经过分析、研究才能决定取舍。“不相信”、“不认为”这一类充满主观色彩的词句出现在严肃的论文中是不合适的。判断一个人的治学态度与方法的惟一标准也只能是实践而不是宣言。
姚雪垠同志正面阐述的许多治史应取的态度与方法，看来都是非常正确、无可非议的。奇怪的是他在实践中又往往忘记了它们。
例如，姚雪垠同志曾在讨论李岩的问题时强调说明，“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是不行的。不过在谈到刘宗敏与陈圆圆的关系时，就把陈圆圆这个有名的女人看成是比硝镪水还要可怕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沾惹，不惜想尽一切办法为刘将军辩诬。但据野史所记，曾为刘宗敏所掠的还有名妓杨宛和美艳的国公家媳妇等一大批别的女人，姚雪垠同志就都置而不论了。这就是说，名气小或无名的女人，可以放心大胆地掠取，但陈圆圆则不行。从这里我们不是可以看出，在姚雪垠同志看来，女人中间是分着等级的。有的能旋转乾坤，有的就只能与草木同腐；有的“艳名”昭著，有的默默无闻；有的不妨随意玩弄，有的就该“敬而远之”。总之，不只她们的“个人作用”天差地远；在同样受到污辱、迫害时，她们应得的同情也是有等差的。这是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呢？这和姚雪垠同志声明坚持的不相信吴三桂降清是为了陈圆圆的观点怎样合拍得起来呢？
历史论文与历史小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同样要受到作者历史观的制约。在论文中为刘宗敏洗刷辩诬，目的也是为了创作小说的方便。刘宗敏是大顺农民军中的一位重要将领，是一个英雄。在历史记载中如有强加于他的诬蔑不实之词，是必须推倒的。但他终究不是一位毫无缺点错误的“高大全”的“英雄”，也是事实。无论大顺军的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作为一位军中主将，进城以后，如此对待妇女总不能说是不必重视的“小节”。我不想推论姚雪垠同志的作品曾否受到“三突出”那一套创作方法的影响和这种影响有多深，但从他为刘宗敏“辩诬”的热情与手法看，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至于这种创作“方法”与“理论”的得失，实践早已提供了结论，用不着多说了。姚雪垠同志曾义愤填膺地说，许多“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明白，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可爱的“素朴的革命感情”。凡是对刘宗敏（也就是大顺军。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领会了刘宗敏“个人”在姚雪垠同志头脑中的“作用”与分量）的“诬蔑”我们就要反对，就要洗刷，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则是次要的，不必多费心思。这确是一种“可爱”的素朴的感情，可惜并不科学，也得不出理想的果实。
姚雪垠同志责怪我在《陈圆圆》一文中有些话说过了头。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值得慎重考虑，也应该加以说明。提起《甲申三百年祭》，我总是立刻记起文章发表之后在重庆立即引起的反响。当时那些反对此文的论客大概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就和崇祯领导下的覆亡前夕的明朝一样吧。这和姚雪垠同志发表于1980年的文章是怎么说都牵不到一起去的。我的意思只是说，一篇重要的、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出现以后，往往会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赞赏或反对。反对者也不一定都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例如，不赞成给革命者脸上抹黑的意见就是来自截然相反的阵营中的一种反对意见。这种观点及论据直到今天依旧是有势力的。他们不赞成“灭自己的威风”，理由是怕“长他人志气”。应该说确是单纯到了可爱的程度。历史真实是无情的，难道一床锦被就能遮盖得了么？遮盖的结果往往是加快了发霉变臭的速度。
《黄裳卷》 第二部分不是抬杠（3）
姚雪垠同志又说：“关于郭沫若同志应该不应该‘摸’李自成和刘宗敏的‘屁股’，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口口声声要摸‘走资派’的屁股那样，以及郭沫若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就预见到全国解放那么快，以及解放后我国的问题发展得如此严重，这都不是对待学术问题的话，我不想与黄裳同志讨论。我只谈我对历史著作和政治宣传的基本看法。”
姚雪垠同志虽然说他不想讨论这种够不上“学术”资格的问题，但他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不该‘摸’。”这次在重新发表前进行修订时，加上的“象‘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句，就使意思变得更为清楚。那就是说，时代虽然隔了二十多年，郭沫若因为曾有此一“摸”就使自己化为“红卫兵”；李自成、刘宗敏因曾被“摸”过也变为“走资派”。而我因为说了一句“摸屁股”的“俏皮话”，也就变为“四人帮”论客那样的角色了。这都是清楚的。
由此可见，在姚雪垠同志看来，一九四四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与“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贴打倒“走资派”的大字报的性质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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