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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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本还又重新提到了过去的诬词，人们根据这些诬词误将男女混聚一处的罪行归咎于传教士们，由此而得出了最无耻的结论。其天性温良而招人喜爱的教友安多尼已逾七十，而其中有四十多年是在为病人送医送药中度过的，没有任何私利可图，只是出于纯洁的慈悲。其他那些同样也年事已高并受疾病和体弱折磨的传教士们，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便过着一种最艰苦的生活，放弃了所有的欲望享受和所有的尘世荣誉，这就是人们指责的那些所谓有最严重的卑鄙行为的人。
我们是远离祖国的外国人，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的行为怎能被长期保密呢？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仅犯有世人归咎于我们的惟一一种罪行，那么与他属于同一修会的人就会立即将他遣返回国，这类罪行无论在哪里都要受到严惩。也可能会有某些前来广州经商的商贾，〖=Z（〗133导致产生了类似的抱怨。但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天壤之别，只要人们希望使这一切明朗化，就如同很容易这样做一般，那么人们就根本不能将善恶相混淆。
此外，在我们刚才所讲的一切具体情节中，我们从未企图冒犯以两广总督和巡抚为首的高官显要们的尊严。但我们却发现有人指控我们犯有最邪恶的毒行、背叛、反叛和扰乱淳朴风俗，而且还是在一份以巧妙的手腕起草，带有表面上看来很有节制的文笔写成的上奏皇帝的奏本中，提出这种指控的，它可以欺骗那些对我们一无所知的人。由于我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故而难以保持沉默。这就是迫使我们通过上本朝廷而证明自己之无辜的辩解原因，我们将此奏本交由你们这些帝国的栋梁和国家的大臣。
我们向这些中堂们呈交自己的答复，他们接受了它并命令我们于次日前去拜访他们。当时正值中国的年末。这时他们非常忙碌地调整当时正放假的所有部院的职责。这些假日要持续二十余天。在此期间，政务也如同暂停一般。翌日与此后的两日，我们都入宫以求晋见大臣们并从他们口中打听我们的答复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他们让人告知我们，不必辛辛苦苦地再来了，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将负责让人通知我们。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受理案件结束之前，根本不会得到任何召见。
然而，在岁末之际，皇帝为我们送来了新年的常礼，礼物由麋鹿、雉鸡、冰鱼〖=Y（〗134、水果等组成。
中国新年正逢西历2月14日，我们全都入宫以履行这一天的通行礼节。皇帝以一种特殊的礼遇，希望我们在他面前行君臣大礼。继此之后，他让人送我们每人两个钱袋，它们都拴在皇帝腰带的两侧，每个钱袋中都装有半两白银。他后来又赐我们一桌配有肉、鱼和奶制品的御宴。该皇帝的一次如此和蔼可亲的召见，使人认为他已经御览了我们的答复，他希望以这些高贵的表示，来减轻广东官吏们对我们的虚伪而又不公正的指控造成的悲痛。
全部事情以这种状态而一直持续到3月初，那时皇帝向我们传达了入宫觐见的敕令。我们连续数日前往宫门恭候，但始终是白忙一场。该皇帝及其大臣们正忙于非常重要的国家大事，根本无暇想到我们。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流逝了，一直到该皇帝决定前往其父皇康熙帝陵寝举行春祭大典的那一天为止，该陵寝位于距北京有三日行程的地方。他未允许我们见他一面，便扬长而去了。
在皇帝陛下还宫时，有几位教士进入宫中，以探视其健康情况。皇帝让人告知他们说，龙体甚安，他已诏令欧洲人中那些能很好地听懂汉语和最熟悉帝国习俗的人，〖=Y（〗135于第二天或第三天入宫应召。还有人补充说，皇帝陛下希望德里格德里格，意大利遣使会传教士，1701年（康熙四十年）由传信部派来中国，精通音乐、绘画。原文拼作SeLiKe，斯里格，应为德里格。——中译注（Pedrini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也属此列。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冯秉正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某神父的信（3）
我们于次日——3月18日入宫。我们本来毫不怀疑，继我们在中国新年之初受到皇帝的善待之后，他将赐予被放逐在澳门的几名传教士返回广州的恩准，以使他们在那里安身并照料我们的物品。但我们大错特错了，而且未过多久便大彻大悟了。
在到达皇帝所在的金殿附近时，我们发现有两名主要大臣也进入了那里。直到目前为止，该皇帝从未当着其大臣们的面召见我们，从而使我们认为他会向他们下达某些有关我们的敕令，而这些敕令似乎对我们不利。果然不假，我们刚刚进入金殿，便发现除了讲述把我们彻底地从中国驱逐出去的问题之外，再不触及其他任何事了。皇帝所讲的一切主要是围绕着有关基督宗教禁止信仰它的人祭祀已故先祖问题而展开的。皇帝经常双目凝视德里格神父，人们可能会说皇帝的一席话主要是针对他的。这正是我们在离开召见大殿时，向他指出的内容，他回答我们说，在康熙皇帝生前以及其子雍正登基之前，他确实经常与康熙皇帝讨论这项内容。
我们一致同意，必须将这次召见时发生的一切情况起草成一份文件。为了使之更具有真实性，最好是由所有参加召见的人署名，然后立即把它寄往罗马，寄给我们的主教先生，以使他能判断，在传教区所面临的这种极端危险的处境中，命令传教士们服从由教廷和亚历山大城主教给予的准许条件是很不适宜的。〖=Z（〗136教廷大使和亚历山大城主教嘉乐（Mezzabarba）于其离华返欧之前，为他们留下了这些特许。教皇大使认为，这是在发表一封主教书简时必须做的事，他通过这封书简而命令所有传教士们都按照这些特许条件行事，否则将根据事实本身而给予停止行使任何使徒职务活动的处罚。
下面就是我们拟定的文件：
1733年3月18日，农历二月三日，我们应召入宫。由于对于我们就被从广州流放到澳门的传教士问题呈奏的本章，至今尚未为我们传来任何答复，所以我们便按照过去给予我们的那种勇气来对这一切进行猜测。但使我们仍怀有的这种希望，却完全没有持续下来，因为中国不但远没允许传教士们返回广州，而且还涉及到了将把我们从北京以及整个帝国驱逐出去的问题。
我们大约于中午前后来到了皇帝面前见驾，其两位主要大臣在场。这是皇帝专门宣召而来，以作为他要对我们所下的一切诏令的见证人，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执行其命令。他向我们讲述了基督法，声称自己既未曾禁止又未曾允许过该宗教传播。继此之后，他终于讲到了另一个问题，而且这才是他主要强调的问题。他对我们说：“你们从不祭祀已故的父母和先祖，你们从不去为他们上坟，这是一种很大的不孝；你们对你们父母，并不比对位于你们脚下的瓦砾更加尊重。乌尔陈可以作证，他属于皇家宗室（若瑟宗王，耶稣—基督的精修圣人）。他主要并不是受汝教教法的归化，主要是对其先祖有失敬之处，而人们又从未能软化其顽固的态度，〖=Y（〗137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所以朕被迫禁止尔等的教法，在朕的整个帝国中禁止它。继这次禁止之后，难道还会有某人敢于接受它的归化吗？由于尔等在此无事可干了，所以也无荣耀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勒令尔等撤走。”皇帝还补充了其他多种不太重要的事情，但这始终都暗示说我们是大逆不道之人，拒绝敬祖和甚至是煽动我们的信徒产生同样的蔑视先祖之情绪。他讲得很快，持一种断然的口气。这一席话只能证明皇帝坚信别人对我们指责的真实性，认为我们无言可答。
当皇帝留给我们讲话的自由时，我们便以一种卑谦的神情，却又带有无辜和由真理启发我们产生的全部力量而回答他说，人们没有很准确地了解情况，别人向他启奏的一切都是隐蔽的敌人十足的诬蔑和恶意的杜撰，他们绞尽脑汁地丑化我们并使我们在陛下的思想中声名狼藉。基督教教法要求我们实施敬重先祖的义务，这是基督教十诫中的第四诫；如果我们不能宣讲一种如此神圣的教法，那就无法教诲我们的信徒们履行这种必不可缺的孝道义务。皇帝对我们说：“什么！尔等拜谒过朕之先祖的陵寝了？”我们回答说：“当然是拜谒过了。但我们未向他们祈求任何事，我们也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皇帝接着说：“这样说来，你们也有先祖灵牌了吗？”我们说：“不仅仅是先祖的灵牌，而且还有他们的画像，它们会很好地勾起我们对先祖的追思。”
皇帝对于我们向他们所讲的这一切都显得很惊奇。他向我们提出两三个相似的问题，其后也得到了相同的回答。继此之后，他对我们说〖=Z（〗138：“朕不懂你们的教法，也从未曾读过你们的经书。如果事情果真如同你们所说的那样，你们确实丝毫不反对孝道要求对父母的敬重，那么你们就可以在此居留。”皇帝然后又转向其大臣们并对他们说：“这都是一些朕认为是真实无误的事，但他们却强烈否认。尔等仔细研究一下这一事件，然后再向朕奏明真相，再向朕上一道折子，朕将下达旨令。”
诸大臣于此时退出了朝堂。我们紧随其后，一直是到门厅。他们希望在那里审问我们，大家都站立着，显得匆忙仓促。我们向他们陈述说，这件事不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得以澄清，我们将把自己的经书送给他们，经书包括基督教教法的条款；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能充分解除皇帝对我们向他陈述的一切内容质疑的东西。他们对此表示同意，于是便离开了。
次日是圣·若瑟（saint Joseph）节，他是本传教区的主保圣人。我们向中国的国务大臣们递交了本处所提到的经书。我们又从中加入了一道奏本，由此而对中国皇帝善意地接受召见我们，并向我们通报了有人极力丑化我们的诬蔑性指控，而表示非常谦卑的谢恩；皇帝仅通过阅读经书，便会使这些诬词不攻自破，因为经书中会解释基督宗教的职责义务。我们以一种向皇帝陛下提出的很恭谦的请求而结束了奏本，即请求在我们的敌人直至向朝廷发动反对我们的新诬告时，皇帝能继续给予我们这样一种皇恩，以使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攻破这些诬词并证明我们的无辜。大臣们接受了我们的经书，并告诉我们说，尚需时日来阅读这些经书，然后把我们打发走了。
事实上，〖=Z（〗139我们确实未能知道这些大臣们在研究我们交给他们的经书时，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也不知道他们就此事向皇帝作了什么样的呈奏。我们能够获知的有关此事的全部情况，那就是他们已让其部院的几名翰林学士阅读此类经书。其中之一在阅读完之后，曾经明确地用汉语声称：“非圣人，所不爱。”
皇帝并不满足于让人于其大臣们的部院中研究我们的经书，我们知道他曾让人将这些经书交到了某些和尚（Hochang）和某些道士、礼部尚书、都察院御史们的手中，以便从这些经书中找到抨击我圣教的几种令人满意的借口，并将我们所有人都从其帝国中驱逐出去。
皇帝明显是想根据同样的想法，而命令帝国的四位御史注意基督徒们的行为，审问他们有关其宗教的修持，特别是有关在中国已形成的规定所确立的对已故先祖的礼仪问题。这就是他们从我们的某些曾经受过这类审讯的基督徒中获悉的情况，它们使人联想到了由教廷同意给予的特许。这些人以一种御史们显得很满意的方式做了呈奏。
最后，经过五个多月之后，我们曾借给过他们某些论述宗教的书籍的大臣们，又把经书退还回来了，但却只字不提他们各自的想法，也未提及皇帝对我们的安排。所以，我们对过去如此兴旺的传教区之命运，〖=Y（〗140始终存在着一种不确信的状态，传教区正处于破败之中，已几近于毁灭。我们的惟一收入来源，是依靠我们为之效劳的天主之慈悲。一旦当这场风暴骤起，我们便为耶稣的圣心举行一次九日经礼（neuvaine，九日祈祷）；另一次是为非常神圣的圣母举行的，请求圣母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说情。我们经常从其保护中感到的明显影响，将我们维系在一种美好的信任之中，圣母不会将我们遗弃在极端痛苦之中。现在没有必要请求你们以祈祷来帮助我们，只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就足够了。无论我们所处的背景多么凄惨，我们也不停地每隔一段时间就收到自己工作的可观成果。我暂且不讲其他传教士们，在这场暴风雨的狂潮中，我独自一人感到慰藉的，则是为五十多名成年人和数目更大的一批儿童举行了洗礼。如果我们的处境更为平静一些，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希望干的事呢？
顺致崇高的敬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殷弘绪神父（1）
殷弘绪（FranoisXavier d’Enlzecalles）神父致同一耶稣会的杜赫德神父的信
（1734年11月4日于北京）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在一段时间内始终犹豫不决，是否向您通报我在中文书籍中发现的某些秘密和其他相当奇特的观点。因为我既没有闲暇，也没有适当的时机对此进行核实以确定其真实性。但我通过一位著名科学院院士在此背景下所作的精妙思辨，而对此坚信不疑。下面就看一下他在1722年的科学院的《历史》卷中对此是怎样表述其意见的：
“对于此类奇观，自然学家应该是最不轻信的博物学家（物理学家），但他们并未以一种很轻蔑的姿态拒绝它们，他们为研究这一切提供了最有利的部署。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对自然界的所知能有多深的程度。”
这就是鼓励我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