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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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人是世人称之为“干家”干家（Kankia），中文原名不详，大概是船工或船家的讹称，可能是指“客家”。——中译注者，其地位同样是令人蔑视的。正是这些人，今天将装载大米的船舶从各省运往京城以囤积于皇家国库。先生！您知道是元王朝（Yuen）令人挖掘了这条著名的大运河，以通过水路，不仅自南方诸省北运大米，而且还有供朝廷使用的其他诸多物产。他们把驾驶这些小小舟船视为一种艰苦而又低贱的职业，因而指定由那些因犯有个人过失而被判处流放的人来从事。其中的某些人成为船长，而其他人仅为普通船工。当时要让每个船工连同其全家都登上船，他们再没有其他家了，无论船只是在行驶中，还是停泊抛锚，都完全一样。〖=Y（〗187有人向他们提供大米，以及他们为维生所必需的一切物品。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变富了，因为这些人既不交水上运费，又不纳关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许多商品都装在船上，以供到北京销售。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当朝皇帝执政期间，他明令禁止这些人为自己或为其他人的私利而搭载一定石数的大米之外的其他物品，他们为此而必须在到达北京之前交纳34次关税。这样一来，皇帝对他们如同对其他人那样，广施皇恩，却使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使这种走私变得几乎无利可图了。因此，他们变得比过去更为贫穷，已无法提供抚养其孩子们的经费了。当这些孩子们想考取某种功名时，他们必须经过漫长时间的求学。
先生，这可能就是得以造成声称中国有过“种姓”的理由。如果这一切足以使人确信无疑的话，那么我们同样还可以说，欧洲的那些被判处苦役或流放的人，也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种姓。其余的中国人则被分成了文人、军人、商人、匠人，完全如同在其他各地一样。
我现在来谈一下在中国非常著名的元宵节或灯节，人们认为可以将此与在赛邑赛邑，古埃及地名。——中译注（Sas）庆祝的节日相比较，中国人的这种节日也可能起源于赛邑。因为中国人的元宵节要比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中译注（Hérodote）介绍的那种埃及节日晚许多，至少从其知名度上来看是这样的。我曾经就向中国人询问这一节日的起源，他们所有人对我的回答基本如出一辙：它是为了赞扬皇帝才设置的，在年初为百姓表演一场节目。其中一人向我指出一本书，〖=Y（〗188其书名为《事物纪原》。此书系于前朝成书，共分十小卷《事物纪原》十卷，系宋人高承撰。——中译注。这是一部有关习俗及其起源的文集。作者列举了他所写内容的征引书目。下面就是在有关灯节的条目中讲述的内容。
在唐朝睿宗（JouiTsong）皇帝统治期间，于被称为“先天”（Sientien）此处《事物纪原》原书有误，“先天”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而不是睿宗皇帝的年号。——中译注二年时，某一位叫做婆陀的人请求于元月十五日夜点燃灯百千盏，皇帝出宫以亲眼目睹这一景观。为了与民同乐，他命令开放门禁，即整夜不关城门，允许在所有街道中自由散步，而不必害怕受阻。人们在同一部书中还可以读到，在宋朝开国（公元960年）皇帝统治年间，帝国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皇帝希望灯节一直持续到同月的十八日，以使他与万民同乐。但继他之后，这些娱乐活动被压缩为三天，于十七日结束，正如当今仍在实施的那样。这一节日伴以各种烟火。同一作者于下文不远处又补充说，在周王朝统治年间（未具体指出时间）要在祭“上帝”时燃灯，在汉代，当佛教传入皇宫时，该皇帝（指汉明帝。——译者）便下令燃灯，以使佛法更为光辉照人。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致法国科学院德·梅朗先生的信（5）
还有另外一部书，叫做《千家类书》（Tsien Kio Ley Chou）疑为《干家类纂》。——中译注，如同前一部书一样，是引自作者阅读过的不同书籍的习俗集本。他提出，在共延续了八个世纪的周王朝执政期间，有一位他未指名字的皇帝，允许元月十三日夜出街。作者补充说，这就是燃灯。
先生，这就是我找到的有关灯节（元宵节）的全部资料。虽然这一节日在中国很古老了，但它似乎是在睿宗皇帝时代才变得著名起来。我让您来定夺，〖=Z（〗189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埃及人在时间上是最早庆祝灯节的。
有关在中国和埃及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其他相似之处，诸如他们对于先祖习惯那不可侵犯的执著，对于双亲、国王和老叟的尊崇，对于科学和艺术的酷爱等，我仅仅讲述我想到的情况，而不企求让别人服从自己的看法。
在民族大分散之前，诺亚（Noé）的三个儿子闪（Sem）、含（Cham）和雅弗（Japhet），都从其父亲那里，至少是在口头上，学会了有关科学和风俗理论方面的知识，尚且不讲他们在诺亚洪水之前，从那些最年长者身上学到的东西。由于他们可以利用这一切，所以当他们进入诺亚方舟时就已经结婚了。诺亚可能继续向他们施教。如果诺亚更偏爱于此者而非彼者，他的选择就不可能会落到含的身上，此子于其后裔中不大受到尊重并受到了责骂，埃及人便出自于含的后裔；诺亚的选择更有可能是落到闪和雅弗身上，他们都是受恩宠的孩子。雅弗及其后裔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受到的教诲，但在中国繁衍子民的闪之后裔却截然不同。他们很早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大帝国，如同同一个家庭一般地治理其国。这是使他们从其先祖那里接受的风俗习惯与科学的重大准则得以延续的真正办法。
埃及人也是最早（如果要相信他们所说的话，甚至是所有民族中的最早者）形成一个帝国的民族，他们培养科学精神的发展。如果大家愿意这样讲，〖=Y（〗190那也可以说他们比中国人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因为他们可能具有更多的天才并更好地致力于学习。无论如何，我觉得大家始终都可以说，中国人和埃及人自分别之后，便再无任何联系了，但却在许多事情上颇为相似。他们各自于其一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根据各自思想的差异，发展了其文化底蕴。因为即使在几个兄弟之间，这种思想差异一般也都甚为悬殊，更何况在他们的后裔之中了。
先生，使我感到惊讶的事，则是世人在尊敬父母和老人问题上，在中国人与埃及人之间进行了比较。这些人应该是对其父的罪孽确有憎恶。由于我仅仅在文集中阅读他们的历史，所以我对于有关他们的具体情节只有一种很有限的想法。这两个民族之间会在今天出现巨大差异，便是其一方几乎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而另一方却在同一基础上始终在延续着。埃及人现在变得如何了呢？他们的科学、他们的法律、他们的习俗究竟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昔日的强盛只剩下一大片断壁残垣及其带题记的断裂柱子了，战胜他们的人摧毁了一切。由于其王国既不太大，人口也不多，故而无法阻止其敌人的征服。
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中国也曾多次战败过，但它却削弱了其战胜者，迫使敌人服从战败者的习俗，并使胜利者发生特别明显的变化，以至于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辨认不出他们来了。这是一片海洋，它使所有注入其中的江河都变成咸水。我是希望说，中国的征服者们被迫按照中国的法律条文、道德准则和风俗习惯来统治该国。他们既无法改变汉人的性格和语言，甚至也未能将他们自己的语言传入他们建立朝廷的城市。总而言之，他们的后代都变成了汉人。
金和元王朝便是这种现象的一种明显证据，〖=Z（〗191这一证据又被现今仍在位的鞑靼——满族人所确认。他们能够改变的仅仅是衣着形式，及迫使百姓剃发。其余一切都一如既往地延续下来了。在他们入主中原尚不足百年时，他们在风俗习惯、举止风度和外形方面都已经彻底汉化了。他们只讲汉语，即使在北京和在满族人的家庭内部都一样。他们甚至必须将其孩子们送往学堂，学习用鞑靼语读书和写字，以便能够进入使用这两种语言的部院；在各省中，人们根本不知道怎样讲满语，在一万人之中，也只能勉强发现一个人会很困难地使用这种语言。
上文已经指出，中国人是出自于闪的后裔，但又未具体解释清楚他们是闪的儿子中的哪一位。我们的一名传教士曾写道，中国人出自法勒（Phaleg）的幼弟约坍（Jectan），法勒与约坍二人均为希伯（Hber）的儿子。我个人认为他为此而提供的理由证明不了任何实际情况，于事无补。
第一种理由是，《圣经》中继提到约坍的十二个儿子之后，又指出（《创世记》第10章，第30节）：“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Messa）直到西发（Sephar）东边的山。西发山位于阿拉伯半岛（L’Arabie）；正如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绝非是这些山脉之一形成了伊玛奥斯山（Imaüs），这后一座山脉的最南极位于西藏境内，叫做冈底斯山（Cantissa）；另一部分即恒河的发源地，〖=Z（〗192叫做朗格尔（Languer）；其直到鞑靼地区的北部叫做贝尔羌（Belgian），即今天的阿尔泰（Alhta）。这些通向中国的道路并不为约坍所熟悉，这些名称也都晚于最早居住于山区的人所起的那些名称。
他所依靠的第二条理由是，由于是尧皇也被中国人称为尧唐，此名酷似约坍（Jectan），所以正是约坍或其孩子们在中国繁衍居民。这条证据（如果这确实是一条证据的话）确实有点模棱两可，并将绝对会被希伯莱教徒们所摒弃。其主要原因在于约坍本人，因为人们无法证明他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至于其后裔们的情况，我看不出会有更多的理由断言他们缔造了中华帝国，或者是有理由断言约坍的其他兄弟的后裔们会这样做。
但无论是闪（中国人即出自于他）儿子中的哪一个，他们在进入中国时，似乎继他们之后而关闭了中国汉地的大门，非常严格地只为外使开启城门。我觉得颇为令人瞠目的一点，则是他们的西部近邻，从西藏一直向南的查谟（Chamo），这些人也可能是闪的后裔，无论后者在风俗习惯、语言、面部轮廓以及全身的外形方面，与中国汉人有多大差异也罢；他们是一些粗俗的、无知的、懒惰的人，而这些实质性的弊病，在汉人中却非常罕见。当这些鞑靼人中的某一位到达北京时，人们便会向汉人询问这种差异的原因，而汉人便回答说：“水土所致。”也就是说这一切均出自水土，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使人体，甚至使其居民的思想都发生了某种变化。
我觉得这一切比在我见过的其他所有国家中都更为真实。我还记得，当我随皇帝銮驾前往巡视鞑靼北纬48°地区时，我发现有南方的汉人定居于该地区。〖=Y（〗193他们的孩子变成了真正的蒙古人，其头缩在脖子上，双腿的膝盖外翻，于其整个风度中显示出了一种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不洁。我由此便得出结论认为，如果过去曾有几个埃及人进入中国并在那里定居，那么他们也完全变成了中国人，以至于不再有任何往昔的遗痕了。居住在河南省会开封的一小批犹太人的情况也如此，遍布在整个中国的回民（摩尔人，Mores）情况也如此。如果他们不注意保持诸如割礼和忌食猪肉那样的其宗教的外部标志、诸如白布帽那样的某些穿戴标记、蓄留剪短的小胡子的习惯，以及他们制定的只能内部联姻的法律等，那么人们就完全无法辨认出他们来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致法国科学院德·梅朗先生的信（6）
先生，另外还有一件您很难理解的事，这就是在中国经常出现歉收的荒年饥岁。您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呢？中国人是勤劳、朴实和具有高度技巧的人民，居住在世界上的一个最美丽和最肥沃的国家，皇帝以其英明和智慧而形成了该国的主要特征，让他们来治理整个国家，他们怎会经常面临报界经常提及的这些饥荒呢？也就是说，怎会经常面临人类技巧最容易排除的那种天灾呢？人们在欧洲却会看到一些贫瘠的国家，由缺乏多种此类优越条件的民族居住，但他们却从未或者是几乎从未受饥荒折磨。我承认，这种异议更受那些未曾仔细研究过中国的人所接受。仅仅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也不够，必须对在这方面出现的事多作思考。
先生，您因此便已观察到，在一个荒年饥岁时期，汉族人不可能从其邻居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他们相反却被迫向其邻居提供帮助。如果您先从南方省开始，〖=Z（〗194再北上经由贵州、四川和陕西诸省，一直到达万里长城，那么您就只能会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山，大部分由某些尚不开化的人居住，人们称之为“苗子”（Miaosse）、“长仡佬”（Tchangkolao）。他们拥有自己的头人、自己的法律，并且操有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经常入侵平原地区，蹂躏辽阔的地区，而人们至今却又从未能驯服他们。特别是今年，他们拆毁了清朝政府军的兵营，抢劫了邻近的城市。清朝皇帝必须派遣由各省抽调的二万大军驰援，以使之与平时驻守边境的军队会师在一起。
在中国的北部是蒙古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驯服的民族，但却懒惰，仅仅为供自己食用才播种五谷，其畜群弥补了他们在食物方面的匮缺。长城附近的许多贫穷的汉人在三四十年之前，获许越过长城。他们开垦并耕耘了最好的土地，收获了他们消费不完的小米，于是便将多余部分运往了中原。
在中国的东北部是辽东省，我曾从其一端穿行到另一端。其省会叫做沈阳（ChingYang），满族人称之为盛京（Moucden）。整个地区酷似法国洛林（La Lorraine）和勃艮第伯爵封地（Comteé de Bourgogne）。该地区很肥沃，但由此运输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