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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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教士返回其住所时，他们所有人都认为，如此公布的批复尚不算够，必须请求王爷以其原貌而传达到刑部。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他就此问题尚未得到皇帝的一种准确命令；而且这也会使帝国最大的部院之一感到羞耻，从而迫使它于其案卷中记载下与它向皇帝请求并获得批复的事完全相反的内容。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困难，他们也都感到很必要。他们仍不放弃起草一种条陈，其中以对这位王爷付出的辛苦表示感谢为借口，又向他提出惠施另一种恩典。他们之中的四个人前往王爷府，以向他呈递该文。但王爷借故拒绝接见他们。王爷随即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让人传话给他们，让他们保持冷静，他已将皇帝的愿望转告了各大官吏们了。
直到1738年的年初，人们尚未听说，刑部曾针对这一案件采取过任何措施。仅仅到了1月14日，我们才通过了一条可靠渠道获悉，早在12月27日，刑部就已经把得到了皇帝批准的尹继善的奏折下发都察院以及帝国各省，〖=Y（〗258以在那里存入所有的案卷中。传教士们对此感到非常惊愕，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害怕在整个帝国爆发一场全面的仇教风潮。
葡萄牙耶稣会士们的副省会长徐懋德神父，曾结识北直隶省的总督，于是便向他在北京的公馆派出了一名教经先生，因为他当时正住在那里。这是为了向他通报呈奏皇帝的最后一道奏折并附有皇帝陛下的御批，请求他不再允许国人虐待其管辖范围内的基督徒了。该官吏询问，传教士们为什么没有让人将这道奏折及御批刊载于《邸报》中，他已于该报中看到尹继善的折子了，为了控制各省的官吏们，再不需要做多的事情了。教经先生回答说，他们确曾希望于《邸报》中刊登这份奏折，但该报却拒绝这样做，因为这道奏折未由皇帝送达国家的吏部以在那里登录在案。李卫李卫，当时为直隶总督。——中译注就此而唤来了其书吏之一，令人带上这道奏折和皇帝的朱批，从今晚起就刊载于《邸报》中，以使之立即传到帝国的所有省份中去。他在辞别教经先生时，嘱托他转告徐懋德神父，神父应该对与在他治理下的基督徒们有关的一切，都放宽心，他绝不会使他们在其宗教问题上感到不安。
另一方面，巴多明神父令人刊印了上呈皇帝的三道奏折及其朱批，而且带有装饰皇帝圣旨的所有装潢。它们形成了一本小书，并且令人刊印了许多册，以便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到处传播它们。除了这剂药来得太迟而无法防病之外，〖=Z（〗259由于它缺乏人们未能获得的正常程序，所以，他远不能令人印制与得到皇帝权威支持的刑部命令那样好。
确实，人们未感到其不利后果，又过了不长的时间，葡萄牙神父们收到了由方济各会士和圣部传教士杜林（Gabriel de Turin）的一封信，这是特意寄给他们的。他于信中阐述了在陕西省所处的悲惨境地，完全是由于已被刑部禁止的辟基督教的告示或揭帖而造成的。他说，他带领其最忠实的信徒从一座大山中退到了另一座山中，尽管他们为了掩饰其隐蔽地点而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他们还害怕从第一天起便在那里被抓获，然后被带着桎梏而解往官吏们的衙门，也可能是被解往北京刑部大牢。不多几日之后，那名方济各会士和虔诚的圣母会传教士安东尼（Antoine de La mère de Dieu）来到了葡萄牙人的传教区，他化装成一个穷人，以不被人辨认出来。他在那里停留的整个时间都是藏匿的，一大清早便去作弥撒，在一天的剩余时间内从不出房间。他自山东省而至北京，因为继刑部的命令下达之后，其住院的所有地方均贴满了辟基督教教法的告示，其新信徒们对此感到极端害怕，其中没有任何人敢于在其家中接待他。
刚刚过了十五天，方济各会士和圣部传教士费拉耀（Ferrayo）神父，便同样也从山东省来到北京，以在曾虐待过其地区的基督徒们的官吏那里，寻求某种保护。〖=Y（〗260他主要是向葡萄牙神父们的东堂会长陈善策神父求援，该神父作出过许多活动，为他谋得致其省的官吏们强有力的推荐信。他携带这些信件而返回了其传教区，大家尚不知道打洋教之火是否在那里彻底熄灭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中华帝国1738年的宗教形势（5）
同在1738年的8月16日，一个全部是基督徒的武官家庭从陕西省来到了北京。由于在那里收到的刑部命令而激起的仇教风潮，迫使该家庭退避到了该省的首府西安府。该官吏的职位根本就不在省会，它距那里有整整八日的行程，但他在省会租了一间房子以安置全家，使家人能照料非常年迈和多病的父亲，他让其父接受圣事以获得安慰，以使之对并不遥远的死亡有所准备。当刑部命令传到时，便有人搜寻曾住过基督徒们的房子。在该基督教官吏的房屋所在地区的知县，产生了某种怀疑，因为曾有一名欧洲人在那里藏身。知县佯称，他不知道这幢房子属于哪位官吏，他向那里派去了一些衙役以搜查该房子并抓捕欧洲人。法国洛利姆（Lorime）的主教和该省的宗座代牧孔嘉（Concas）先生，确实从那里撤出来了。人们立即就知道了，在衙役们刚刚搜查其住宅的家庭，他们让高级神职人员藏身于那名基督徒官吏的两姐妹的房间中。当在这幢房子中的所有房间都被仔细搜查之后，〖=Y（〗261他们便接近了这个房间，两姊妹从中走了出来，就如同是为了让给他们进去的自由一样。但他们不敢这样做，而是仅满足于从门槛处向里瞥了一眼，然后便退了出去。知县并不满足于命令做这次搜查，虽然自从那位基督徒的父亲死亡以来，在该幢房子中就只有女子了。他让人告诉她们说，她们或是与基督宗教重建联系，或者是离开一个属于他的司法管理的地点。她们也作出答复说，她们已决定返回其故乡北直隶，她们最后也确实返回了北京。人们正是从她们口中知道了陕西基督教的那些具体情节，她们又从中补充说，陕西省的基督徒们处于了动乱和混乱之中。
同年10月间，北直隶（Pethely）原文如此，清代只设直隶，但传教士们习惯沿用明代的划分，故仍称之为“北直隶”。——中译注省总督李卫，利用为皇帝祝寿的机会晋京，因为李卫平时并不居住在北京。他让人转告徐懋德神父说，要尽量嘱咐其省的基督徒们坚持一种有节制的温和行为，他不会对他们作任何参奏；已有不同的十七名官吏向他呈奏了辟基督教的要求，他把这一切都压下来了。在湖广省，尽管属于宗室的总督本人就是基督徒，但某些官吏们仍不停地在不同的省份中张贴刑部的告示。在作为一个基督教会口的襄阳府，知县获悉，磨盘山山区，有大批基督徒们在开垦荒地，他令人逮捕了其中的几个为首者，并令人将他们押来，打了其中一两个人的嘴巴，并以最可怕的威胁来吓唬他们。他要求他们签署一项声明，以此而许诺不再加入基督教。其中的一名自认为是精明能干的人声称，人们通过这些言语而让人理解到，他们绝不会再为人施洗。〖=Z（〗262他们正是在此意义上才签署了声明，而且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被非常巧妙地从官吏的手中解脱出来了。当他们返回时，传教士们便如同是对待背教者一样地对待他们。使他们明白他从不允许掩饰，更不允许使用含糊的措辞，当涉及一种信仰和在一个主管司法的部院中，更为如此。他拒绝他们进入教堂和参加圣事。基督徒们承认了其错误，他们为此而痛苦地哭泣。他们公开地对自己所做出的耻辱事，向所有基督徒们进行道歉，并自告奋勇地前往刑部以撤销他们的联署，并公开传播基督教。就在同时，军官和虔诚的基督徒赵诺贝（Nobert Tchao）前来寻找该知县，在对他的行径作了最严厉的指责之后，他又向该知县索要新教徒们签署的文件，并对此人说：“难道您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吗？但您可能不知道的情况，便是该省总督和所有官吏，都如同我一样是基督徒。”现在轮到知县被吓坏了，他就以出自刑部的命令而自我辩解，而且明确许诺将不再骚扰基督徒们了。事实上，自从这一时间起，他们始终都很平静。
这就是中国传教区的现状。我刚才作的简单记述可能涉及到了许多神圣的人，他们热情地在这个辽阔帝国中传播教法，向上帝奉献他们的祝愿，以使上帝能如同过去一样，向这个现在已相当荒芜的葡萄园传播其大量的祝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1）
巴多明神父致法国科学院院士和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
（1740年9月20日于北京）先生：
主内平安！
我从收到您的信时，也得到某种新恩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珍贵的受益，也就是您作为非常尊贵的院士的科学院的最后三卷《论丛》，这使它们与您先前善意地赠送给我的前几卷形成一整套。这部以其学术和文学的所有体裁而显得非常重要的巨著，构成了我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和装饰门面的作品。我缺乏言辞，以向您，向您那样杰出的同事们表达我所有的感激心情。
我利用今天的一点空闲时间，以试图满足于对这一切略作某些澄清，这是您在信中向我要求的事，我将以“铁”这个条目开始。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铁的发明“不可能是在一个国家完成的”，人们想像出冶炼和加工铁的技艺，是在人类存在之后的很长时间，或由于某些巨大的偶然性而完成的。人们可能会要比勘察金银矿，还会遇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困难。〖=Z（〗264因为金银在河沙中闪闪发光，很容易被地下隧道中的火熔化，其次是金银可以通过地震或火山爆发等原因而以金银锭的形式出现。铁却往往是以浅黑色的岩石或砾石的形状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因此，如果铁在中国自上古时代以来就已经有了，那么还必须使有关知识为前提的炼铁术，在那里也必定有很悠久的历史了。您正是利用这一机会而向我询问，在中国是否还残存某些铁器时代的遗址，或者是向中国传入铁器的民族之遗迹。
我可以肯定，本处对铁的知识已经很古老了。铁似乎是从最早统治中国的时代就已经为人们熟知了。因为在《书经》的《禹贡》篇中就已经提到了铁。其中指出，铁出自梁州地面。但其中丝毫未曾指出，那里是人们首次认识铁的地方。但由于中国无可争议地是自北京以西开始有人居住的，中国人的酋长们正是在梁州辨认出了这种适宜冶铁的土石。他们当时可能已经拥有了几块这种金属，或者是他们从与诺亚一起生活的人那里学会了辨认这种金属铁，因为我们很难相信，这位曾建造了诺亚方舟的族长，会不借助于任何铁器。至少我不知道，人们从未讲过任何与此相反的内容。但据传说认为，诺亚在方舟上不可能拥有铁，难道他也不知道采铁的矿山吗？我觉得这一点不大可能。如果这一切成为真实，那么他的后裔便很容易辨认出这种山土来了。对于那些从未见过铁、对这种金属没有任何想法和甚至不知道它之存在的人来说，那么去寻找它就是不慎之举了。
如果人类从诺亚时代起，甚至是在土巴该隐土巴该隐，《创世记》第四章说，土巴该隐是铸造铜、铁各种刀剑的人。（Tubalcan）之前，便具有了某些有关铁的知识，正如您根据《创世记》中的言辞表述所猜测到的那样，〖=Y（〗265那么某些民族，甚至是那些于民族分散之后前往土巴该隐曾打过铁的地区居住的人，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是铁，他们又怎会为了取代这种特别必需的金属，而被迫使用陨石，以至于要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将这样一块陨石破裂、打磨和装柄，从而改造成为斧状或其他类似的工具状呢？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就证明了人们对铁的一种长期无知。
我承认，我也不好理解这种知识是怎样在这些先民中失传的，完全如同在那些前往美洲居住的民族中一样，但它似乎是在中国人中被保存下来。这既不是通过书籍，也不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保存下来的。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是在什么时代拥有这种知识的。〖=ZZ（〗
据说，为了自娱，在民族大分散时期，那些在中国一侧附近的人，比其他人更加仔细，他们随身带去了铁铲、镐头、抹子和其他用于建塔的工具，或者更为严肃地说，无疑是出自诺亚长子闪（Sem）之后裔的中国人从这个享有特权的父亲那里接受了许多知识，而这些知识又不是在含（Cham）和雅弗（Japhet）的后裔中所共有的。它们甚至已被闪的某些支系，尤其是那些从未到东方去过的支系所遗忘。无论如何，我们在中国没有发现这些遗忘的铁器之遗迹中的任何一种，诸如为了取代铁器而打造的那些石器，至少连今天的文士们也从未听人讲述过这一切。〖=Z（〗266但如果断言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中，无论是在矿藏中还是在山林中，都绝不存在这类经过加工的矿石，那也有些过分武断。如果因偶然使我发现了其中的这些矿石，那么我将用心地为您寄去，这正如您所希望的那样。我们永远都应该回忆得起来，如果大禹曾缺乏铁器工具，那么他就永远无法挖断山脉，更无法挖掘他曾开通的那些大河道，以使淹没了大地的洪水有一个自由通道。
先生，您已经非常正确地预见到，我很难回答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每年在中国诞生的女婴比男婴多。我曾向多个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坚信其数目基本均衡。针对我向他们讲到的情况，即多妻制便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无法给那些希望结婚的人留下其他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