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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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我将此也视为某些人曾想像的那样，也就是视之为一种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经典解释学呢？犹太教拉比们的经典解释学仅开始于公元初年左右。其实并不需要作这种诠释，因为作如此诠释，往往更多地则是使真相变得更加模糊起来。但这种解释学在诺亚方舟下水时却又出现了，这就是世界的起源以及此后发生的一切事件之起源。所有的科学，至少是其总则，都包括于其中了。我们可以于其中同时发现所有的奥义，但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始终是一些奥义，因为解开它们的钥匙已佚。那些自信找到了这种钥匙的人，却向我们出示了一把假钥匙、根本打不开奥义之门的钥匙。伏羲为中国提供了这种珍贵的文献，并能巧加利用以制订其夏历。我承认，中国史籍中丝毫未讲到过这一切。但我们可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知道比中国人更多的情况。这一点非常真实，有人在距中国有6000法里的地方，制造了一把钥匙，以使他们能更完全彻底地和更有条理地学习伏羲语言，而在中国本土，自多年来已不再有人学习它了。
先生，请原谅我讲了这一段离题的俏皮话，它使我有时会放弃惯用的严肃口吻。我们立即回归正题吧！我要很严肃地指出，中国人并不太尊重伏羲，〖=Y（〗291贬低了他提出的新内容，他们并未将他置于比兽类更高的地位。这是否是由于当时的人类距诺亚洪水时代尚不太远，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变得很野蛮了，直至茹毛饮血并穿其未经提前加工过的生皮。伏羲怎能以这些在当地被称为“臣”（Tchin）的人组成其朝廷呢，并且还设置了大臣、任命了称为“强龙”的低级官吏，委托他们行使一些要求具有天才、技巧和一种并不比伏羲智力低下的实用科学的职务。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在最早的中国人中，除了其领袖之外，还应有其他许多可以进入其政府以执行其命令的人。其余的人也就是占绝大多数的人，则多少都保持着一点野性，这一点显得很自然并更加符合真相。但我们先将这些不可靠的时代搁置于一旁不顾，由于缺乏古文献，中国人对此的看法也不相吻合；我们先让他们去欣赏伏羲的卦表和《易经》的含糊内容吧！虽然这一切都使他们觉得伏羲是非常真实的人物。与纪年学相比较，我们现在只要知道以下事就可以了：中国人丝毫不怀疑，自尧帝至今已经流逝了四千多年的历史，而且他们能非常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先生，您可能会觉得，我对于古埃及人的才智，可能没有德·谟（de Meanx）主教先生于其有关世界史的论述中那样随波逐流。我向您坦承，在自伏羲到尧之间流逝的时代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固定的看法，而且我也无法有定见。除非是有某个特殊的人物，诸如一位圣贤或一名先知，向我们揭示《易经》的奥义（如果它有奥义的话）真相，从而驱散这些最早时代的模糊特征。对于古代埃及人以及世人赋予他们的无限智慧，〖=Z（〗292我始终相信这一切都被大大地夸大了，其借口是我们未掌握他们的古代史，他们的文明程度要远远高于他们当时的近邻，这就为他们赢得了许多赞扬。希罗多德和西西里的迪奥多罗的著作便是德·谟先生的主要依据。但这两位作家都从未亲自考察过埃及人最早期的历史。他们仅仅根据祭司的话而论述一切，他们具有不受惩罚地吹捧其先祖的广阔领域，使自己的先祖成为所有非宗教信徒中在立法、风俗、科学、治国、建筑方面，总而言之是在一切方面的最贤明者。他们指点着金字塔、城池的废墟和宫殿遗迹等证明这一切。然而，我很愿意赞同这名神职学者对埃及人的溢美之词中的一大部分内容，赞同他于第506页中提出的观点，他在其中让人看到了埃及人从未到过中国。我们就看一看他是怎样诠释的：“那些非常了解埃及人脾气性格的人，都承认该国的人并不好战。你们已经看到其理由了。当该国产生其第一批武士——塞索斯特里斯时，它已在和平环境中生活了近十三个世纪。这样一来，尽管埃及用心良苦地蓄养了一支部队，你们也看到外国军队最后却消灭了其全部兵力，这是一个国家能发生的最大失误之一。能够维持残存十六个世纪，这已是一段相当长的持续期了。某些埃及人于此期间曾统治过底比斯（Thèbes），特别是萨巴昆（Sabacon）等人。”他于此之前（第500页）还曾讲过，“埃及人对其国感到很满意，那里一切都很丰富，绝不会想到征战，但它却派出了移民群体（在那些与之和睦相处的毗邻地区，如在希腊）”。
我觉得，我们从所有这一切中都不可能得出一种结论，即埃及人远没有在中国繁衍人口，〖=Y（〗293而且对中国完全一无所知。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那位神职人员的学者怎会说，埃及人将其法律和礼仪传到了世界各地呢？他们为什么在自伏羲到尧帝之间流逝的时间内，不会将这一切传到中国呢？人们再也看不到比这一切更加不文明和更加野蛮的做法了。但是，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埃及人应该是在此期间到达中国，否则他们到达中国的时间就太晚了，他们就会看到那里早就被人住满了。
在与德·谟主教先生有关的问题上，现在讲得已经够多了。我现在来谈另一位同样也以其广博的学识而非常著名的神职学者，我是讲于埃（Huet）先生以及他的著作《古代人类贸易与航海史》中提出的问题。先生，您声称他将一种埃及起源归于了中国人，这部分是根据两种象形和世俗文字的吻合性，部分则是根据其语言的相似性才提出来的。先生，我为您寄去六小本中国的古文字书，以便您亲自将它们与埃及古文字进行比较，然后再亲自作出判断。我对此还要补充说明：
1．如果著名作家们在对待事件上比普通作家更为谨慎一些，那是由于他们以其名望及其权威的身份，而将其他许多自信是追随不败导师之辈引入歧途。这位精明的神职人员怎能证明中国人的起源及其语言与埃及人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呢？作为在这项内容中的称职仲裁者，他本应该至少具备这两种语言的基本知识，同时了解它们的文字和符号。对于他们的起源，我在已经讲过的内容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可供补充的内容了。
2．东京（Tonquin）和科钦支那当时越南分为两个政权统治，一为以东京（今河内）为首府的政权，一为以西都顺化为首府的政权。传教士称前者为东京，称后者为科钦支那。——中译注（Cochinchine）确为中华帝国的组成省份。〖=Y（〗294但并不像那位神职人员所断言的那样，日本却从未成为该帝国的一个省份，它也不是中华帝国的藩属。相反，过去出于一种对抗，日本曾派员要求中国纳贡。朝鲜也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但它向中国纳贡。过去很早之前，当中华帝国尚处于动乱之中时，朝鲜（高丽）人就曾作出过巨大努力，以摆脱中国人的统治。但他们最后却被迫归附中国人，因为朝鲜无法离开与中国的贸易。若无这种藩属关系，与中国的贸易便会遭禁。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8）
3．我绝不赞成将中国本来就缺乏的才能强行归于他们，也不应吹捧他们的沿海诸省。这名神职人员未敢断言而带有疑问地指出，如果人们愿意相信中国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已经将其帝国一直扩展到了好望角。我坚信这是荒谬的，在经典著作中找不到任何能支持此说的踪迹。他从来也未曾征引过任何证据，他很可能是根据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而表述的。但由于其中只有很少缺乏根据的错误，所以我认为可同意下述说法。第一批传教士们绕过了著名的好望角赶赴中国，他们发现了一个人称之为“大浪山”的地方。然而，从欧罗巴直到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好望角更堪配以此名相称了，人们最早称该角为“风浪角”或“海龙”，今称“好望角”。人们在汉文中称呼它时使用了“大浪山”一词。但他未考虑到，中国人也可以用此名称呼附近的某些地区，因为他们的船舶尚不能完全抵御沙洲上的风暴之狂怒程度。如果有一支中国船队冒险前往那里，那就不会有一只船能安全地从那里返回，以报告其他船只已遇海难的消息。
过去时代的中国小船或近海船并不比〖=Z（〗295今天的那些更坚实，甚至还远不如它们坚实。因为航海术就如同其他艺术一样，人们总是越来越得以改进。中国人总是喜欢从一块陆地平淡无奇地航行到另一块陆地，从不会在几天间于视野中失去大地。因为他们的大船也都属游艇类，吃水量很小。它们在大风大浪的天气，都要到海湾中去躲避，而我们的那些大船在那里会缺水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沉没。但我们不应怀疑，中国人就这样前来巴达维亚、马六甲和暹罗等地时，也会遇到大海波涛汹涌的地方，或者是某些很难穿过的海角岬头。他们就会称这些地方为“大浪山”。欧洲人正是将此名运用到了好望角，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地方更适合此名。这是我个人的猜测，我于此提出它，以使之可能会具有某种价值。
对于霍尔木兹（Ormus）编年史的问题，其中声称人们在波斯湾见过多达四百艘中国船，在那里装卸大量的珍宝商品。我并不否认某些中国近海船能够一直驶向那里，但我更乐意从这一巨大数字四百中去掉一个零。为了装运中国需要的商品，也就是香料、丁香花蕾、肉豆蔻、胡椒、乳香、檀香木等，四十艘已经显得太多了。因为对于桂皮，人们对中国所产的桂皮已经感到满足了，虽然其质量远远低于锡兰桂皮。其余的所有产品，中国都大量拥有。如果中国人远航，那仅仅是为了输出而不是运白银之外的其他东西，这是到达广州的欧洲人通过经验而洞察到的事。〖=Y（〗296如果说中国人有时也采购奇珍异物，那是当它们会使某位皇帝感兴趣的时候，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商品。对于印度树胶，中国的医生和外科大夫几乎从不使用，也不相信；在北京全年每人会用半片他们称之为“鸦片”的烟土，他们使用白色罂粟而取代之。
此外，于埃先生从未讲过，谁曾阅读过这部霍尔木兹编年史，也未讲这四百艘中国船大致在什么时间出现于波斯湾。如果大致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也就是在唐代，那么这就证明了宋君荣神父曾在廿一史Nenysse（中国史学家们的一部大丛书）中读到的内容。其中讲到哈里发的军队前来援助唐朝皇帝平叛，他们平息了这次叛乱。但这支军队中的一大部分却没有因他们的效力而获得良好的报酬，或者是不能通过与他们前来的同一条道路班师，于是便南下直达广州。他们包围了该城，并且或通过武力，或通过中国巡抚的出卖，夺取了该城，因为当时那里完全处于混乱之中。这支军队抢劫了全城，然后乘船经海路归国，从此人们再也未获得他们的消息。但宋君荣神父却补充说，这一切都将要求作一种更准确的研究，而且也要有充分的时间来这样做。
先生，我认为我已满足了你最近于信中向我提出的有关中国的大部分问题了，从一切表象来看，这是我最后一次有幸与您交谈了，我曾颇有收获并极为高兴地与您维持着交往。我年岁已高，病衰日益加剧，这一切都预示着死亡的临近。先生，我至少可以向您确保，我直到最后一口气，也会一如既往地对您表示尊重和感激之情。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永远不要使用谎言来伪装（1）
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杜赫德神父的信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如果说在欧洲，对于从中国运往那里的所有作品都有一种好奇性十足的嗜好，那么我就觉得该民族的天才和性格、现有的风俗习惯和习惯法，同样也具有能激起一种值得赞扬的好奇心的因素。这类知识确实很容易在阅读中国历史及其政府法律中获取。但除了人们并不能始终都会伸手可及地获得和聆听到这些古书之外，中国人却似乎会于其私人授教中，比他们的现代习惯行为表现得更加开诚布公。这是为了于其家庭中维持良好秩序，也是为了排除制造混乱和分裂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当然是出自向他们施教的错误，或者是要他们遵守的行为准则有不确切之处。
我寄给您的正是落在我手中的一本小书，用鞑靼文写成。其作者是很近期的人物，姓张，系一个很精明的中国人，曾自学以改进其同胞们的风俗习惯。和℉oson，其名在整个中华帝国都很著名）将它译作鞑靼语。正是他，向康熙皇帝的大部分阿哥们教授鞑靼语和汉语，〖=Y（〗298主持对所有“经”（中国古书）和中国史书的翻译，也是一部汇集了鞑靼语所有词汇并以同一种语言作解的词典的作者。他死于不久之前，享有现在这两种语言的最博学的满族人的美誉。
它于一种“告读者”一类的序言中指出，这本小书包括世人能更广泛地在其他著作中摘录的内容，尽管其文笔很简练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味道，但它对于培育人的思想和调节心情都是有益的。他补充道：“满洲那些喜欢阅读的人，都可以从中获益匪浅。这是我亲眼目睹过的，即在我的职务略微给我留下了一点闲暇时，我便从事其翻译。我坚信，对于那些带着思考和怀着将利用它的真诚愿望而阅读书籍的人来说，这种阅读不会占据他们的很多时间，将会在他们的思想与心灵中形成一种相当健康的印象，就如同阅读我们的古书和古史一样。”
在将这些训导传往欧洲时，我尊敬的神父，我并不企求使它能以新知识而丰富我们欧洲人自己。我们在那里有更优秀得多的大师，他们为我们制订的行为准则，我们在建议遵循它们时而自我确定的目的，都要无限地高于中国圣贤们可能会创造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