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四卷)-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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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到了英诺森十三世（Innocent XIII）教皇于1723年9月13日颁布的通谕，即反对耶稣会士们的一道通谕，但耶稣会士们既未被传唤，又未被听取证词。他于其答复中，竟不肯主持正义地补充说明，英诺森十三世教皇的继承人本笃十三世（Benot XIII）教皇，在阅读并研究了他们为了自我辩护而提出的理由之后，从1725年3月起便至少是在口头上撤销了那道通谕。这既是耶稣会传教士们服从《自登基日起》教谕的不容置疑的证据，也是该神圣教皇对于他们的服从之真诚态度坚信不移的证据。
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中记载的这些公开活动，都使我获知，为什么无论哪个修会的传教士，都无一例外地被从广州流放到澳门。那个匿名人说（第105页），通过人所共知的恶意，或者是通过一阵人们无法理解的疯狂，“他们驱逐了你们，因为你们想推翻一位合法占据皇位的王子”。人们在此问题上根本不用思考，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们，也就是那些所谓的皇位的敌人，他们所有人不仅仅仍然如同过去一样留在北京，其数目共达二十多名；而且大部分还在那里为雍正皇帝效力，甚至还博得了皇帝的宠爱；该皇帝远未曾驱逐原有的传教士们，而且近来还出席了他们的祈祷仪式，并刚刚从中召两名传教士入宫，这就是赵嘉彼（Boussel）和吴君（Foureau）神父。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戈维里神父致某先生的第二封信（8）
教廷派往中国的两名教皇大使都承担着一项极其微妙的使命。根据人类所能使用的谨慎准则，执行这项使命非常困难，尚且不说是完全不可能的。《趣闻轶事》的炮制者声称，如果他们不幸未能成功地这样做，那就应该指责耶稣会士们。因为他决意使他们成为当时出现的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难道还有比这一切更不公正的事吗？如果有一名教廷的教皇大使来到法国，并在那里设法废除《撒利克法典》（La loi salique）；那么耶稣会士们的全部名声和威望（无论人们认为它们有多么大）是否能成功地改变这条法律呢？在将交易的恶劣成果强加于他们时，公正和善意又到哪里去了呢？
执行决议是很容易办到的。中华帝国中对于孔子和上至四代先祖（不再更远）所赋予的荣誉，是该民族施政的基础，中国人坚持他们的习惯法，至少也如同我们坚持撒利克法典一样。教会的长子（指耶稣。——译者）戴三重冠而逃亡，那里由于他尊重三重冠并为之带来了荣誉。对于一位不信基督的皇帝并未给予教廷教皇大使的这一切，难道我们会感到惊讶吗？
为了用那个匿名人的话来讲，我自认为已经用“如同太阳光芒一样清楚”的语言证明，《趣闻轶事》这部愚昧无知的著作（许多人曾为此而作过加工润色，正如大家通过其文笔的差异所窥伺到的那样），只不过是由伪善、谣言、斥骂、欺诈和诬词编织拼凑而成。因此，我才得以忠实地将它们于其答复的开头处（第1页）的《告读者》中，非常荒谬地讲到的有关耶稣会士们的一切，再运用到这篇诽谤短文的那位未知作者的身上。
我们必须考虑到，从此之后谁还会相信这些无名作者们的话呢？这些作家藏身于昏暗之处，却以他们针对耶稣会士们的诽谤和讽刺文而淹没了整个欧洲。大众不愿意再受他们的欺骗了。很久以来，人们便知道这种新人能够笔书和口吐的一切。否认再明显不过的真相，不停地重复那些已经成百次的谎言，以一种不和谐的无畏精神一口咬定那些他们明知并非真实的事，使他们的著作充斥着神话般的故事和欺诈语言：这就是那些愚昧无知的作家们始终都向世界展示的自己的投枪。这特别是那些所谓《趣闻轶事》的基本特征，它们仅仅是某些已被用得破旧不堪的“狂想曲”，是邪恶之心和狡诈之行的一部代表作。
在对我的书简之答复中，他们向人暗示将写出反对耶稣会士们的新论著，也就是将重新违犯教廷的命令，炮制新的欺诈和新的邪恶表率。至于我个人，如果他们还要攻击我，那么我从现在起将以保持沉默而自罚。根据《圣徒传》的说法：“我将炽热的炭堆在了他们的头上”（《罗马书》第12章，第12节），我将由此至少在忍耐力和仁慈心方面为他们作出的表率而略感自慰，而这种表率必然会有一天奋起反对他们。
无论他们对我的行为采取什么做法，我都会事先原谅他们，既原谅他们的谩骂又原谅他们的诬蔑；既包括他们在以后还会杜撰的一切，也包括他们到处散布的一切；无论他们是顽固地有悖于其道德良心的这种证据，还是徒劳无益地试图为这一切增加权威性和正义性，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1）
巴多明神父致法国科学院院长德·梅朗（de Marian）先生的信
（1730年8月11日于北京）〖=〗先生：
主内平安！
我在阅读您于1728年10月14日致我的客气十足而使我十分荣幸的书简时，根本无法表述我内心感到的高兴和感激之情。您首先向我表达了您的满意，它要比我自作主张地让人向皇家科学院奉献的那些不值钱的小东西所赢得的安慰多得多。您其后向我讲到了皇家科学院非常乐意地对我表示出的恩泽。因为对于它委托德·封特奈尔（de Fontenelle）先生以其名义向我为此而作出的致谢，以及它惠顾同时赠送我的极品礼物，见《科学院论丛》。——原注对于我自以为不配享有如此之多的礼貌和客气，我感到了手足无措。我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亲自致书德封特奈尔先生本人，请求他利用其特有的超凡脱俗的才能，游说和高兴地讲述他想讲的一切，以向贵会的名人表示我的高度崇拜和我的亲切感谢。
先生，您此后向我提出的质疑使我看到，您若有所思地阅读了不同作家分别撰写的有关中国及其居民的著作。您在以他们所介绍的事件均具真实性为前提的条件下，从中得出了有关这些民族之伦理和政府的最正确的推论。我甚至向您承认，当我看到您以如此细腻的判断力抓住了观察中国人的视点时，感到非常惊讶。您仅仅是在深入研究了该民族的风俗和天才之后，才“在钦佩与怀疑之间飘移”。
先生，您钦佩中国人的内容，也就是使我本人感到惊奇的因素。因为我们是这个辽阔帝国施政智慧的见证人。请允许我向您重提一下您自己的那番言论，我始终以一种新的兴趣反复阅读它们。
您曾说过，我的欣赏心情落到了中国君主体制的古老性、政府的组成、其皇帝的智慧和公正、其子民对劳动的热爱和驯服的性格上，总而言之是落到了中国的条理性，以及全民族于其执著法律和古老习惯方面那毫不动摇的稳定性上了。我不知道中国人性格中的这后一种特征，即对于古老习惯那不容侵犯的执著，再加上对于其父母辈和老人的尊重、于父母及老人在世和死后那近似乎于神一般的崇拜，却不是中国人其他一切性格之源。我相当经不住诱惑地相信了这一切。当考虑其后果时，我会原谅对这一切的过分溢美之词。如果世人在某一点上通情达理，那就需要应该始终服从理智的支配，将对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局限在理智的范畴内。但是，人总是旧习难改，往往需要使他们绕过理智，并鼓励他们在某些机遇中不要过分地听由理智，因为人类不会永远都能为此而表现出必要的优雅的气质和高雅的姿态。我承认，一个民族中的一种类似的思想状态和该民族的统治者的这样一种政策，完全与基督宗教的立教基础背道而驰，对这一切，我从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中看得太多了。但是，这却是事物的本性，我在这方面只能赞扬和抱怨那些成为第一种错误选择的受害者。
先生，这就是您在中国人中所赞扬的一切。但您在对该民族抱有好感时的适宜思想，也掺和有由一种公正的批判导致产生的怀疑，您曾要求本人对此作出澄清。这些质疑涉及到了中国人的“天文观察的可靠性、其古代史的真实性、其艺术和科学的尽善尽美性，以及您觉得根据某些并非是始终都很坚实的证据而应该荣幸地归于他们的其他事物。您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译文，而非常惊奇地看到了中国人的天文学、该国的天体理论及其天文观察的某种情况”。
先生，宋君荣（Gaubil）神父似乎预见到了您会向我提出的要求。自1727年起，他便向巴黎的苏熙业（Souciet）神父寄去了一本引自中国古书的，或者是新近在中国从事的天文、地理、年代和博物考察的资料集。它们已被公布和刊行，当您收到我的书简时，可能就已经看到它们了。从前由中国人从事的天文观察均载于其史书、天文学论著或其他具有一种无可争议的古老性的史书中。它们是由对二十六次日食的观察组成的，宋君荣神父对此作了计算。他通过计算发现这些日食恰恰落到了由中国作家们指出的年、月和日中。先生，我相信您在此问题上已经感到满意了。
至于我，为您寄去了中国君主政权初期纪年的一种完整译文，也就是那些令人质疑和遭到批评的时代。这些时代是自该国君主制的始祖伏羲起开始流逝，一直到尧皇为止。您将会从中看到中国人是怎样思考和详述其帝国、科学和艺术起源的。先生，这就是您希望我做的部分事情，我尚需要回答您使我受宠若惊地通报的其他难题了。
您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天才，而且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在人称之为思辨科学方面要远远低于我们。您声称，他们比世界的其他任何民族都具有足够的思想和理智，以促进这些科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相信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四千多年以来不间断地致力于这些科学研究。此外，我不知道在他们之中是否有惟一的一个能使这些科学有深入一些的人……您又补充说，您不会不知道，他们在其历法问题上是怎样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其他几个人修订的，而历法却始终都是中国人最大的国事之一。相反，从埃及人和希腊人算起，数学和物理学在我们之中便只以复兴的方式专修。与中断了其发展，甚至是对它们的记忆完全消失的蒙昧和愚昧的间隔相比较，这些复兴也只能是很短暂的。我们的科学经常都处于默默无闻之中，更多地则是处于贫乏中，几乎始终都是游移不定的，但它们仍然超越了中国人的这些科学，它们在如此之多的世纪间始终被捧上了天。我清楚地看到，正是同样的才智才使中国人成了一个善于施政的、非常珍惜国家荣誉和关心国运昌盛的、特别善于自我以其驯服及其天性之恬静而感到幸运的民族，这种才智使中国最大可能地背离了精明的洞察力，这种充沛的活力和这种对于过去与未来的焦虑不安，人们均称之“好奇心”，这可以大幅度地推动科学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还感到惊奇，即自然界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以及报应，均未导致于他们之中诞生那些为整个后代开辟通路的奇特精英人物。
先生，您后来又长篇大论地论述了中国人在利玛窦神父到达时，也就是在上个世纪初叶前后，对舆地学处于一种极大无知之中。您就此问题而提出了如下看法：中国人“在舆地学和几乎始终都与天文学不可分割的宇宙论的最基本常识方面，都无知透顶，可能会使这种科学知识与日食的理论和计算相吻合吗？一个强大和人口众多的民族，自古以来就全神贯注于一门科学，他们将科学作为其民族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皇帝的荣誉、财富和恩泽，与人们可以在那里完成的新发现相适应。这种科学仍处于摇篮之中，未获得长足发展，人们尚不了解其中最有意义的组成部分。这一切都使我觉得简直匪夷所思”。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2）
先生，您以这种天生公正的思想，由此而得出了如下结论：“因此，在作了全面地认真斟酌之后，中国的科学和艺术似乎不应该起源于如此古老的时代，或者是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最为天生不幸的人，他们既无力于改进已有的科学技术，又不善于对它们进行创新。他们从上古时代起就有了火药，却不懂得设计出火炮来；他们具有拓印技术，却没有掌握在我们这里很快就出现的印刷术。因此，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很少有天才。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悖论，它不值得我们作深入地研究和用心地探讨。”
先生，中国人确实自古以来就专心于天文学研究，但我们很难说他们最早的数术学家们的能力达到了何种水平。如果我们翻阅他们的史书，那就会看到最早的皇帝曾诏令一人调整或改革干支纪年周期，命令另外一个人制造仪器和观天。此人负责研究数术，另一个人却在研究音律。他们让一个人负责编制历书，皇帝们自己也介入这件事，宗王被用于执行历法。毫无疑问，人们在这种科学中，与其他人相比较，则更加喜欢使用这些人，他们至少更理解这种历法的原理，他们略微用功便可以获得成功。所以，人们不会看到他们因其缺乏能力而借故推诿，相反却立即就会着手投入工作。但他们是从哪里获取这些知识呢？在那些非常远古的时代，很可能是某些家族经营艺术与科学，而且是父子代代相传。这就是人们认为上帝赐给族长们长寿的原因之一，这是为了使族长们有时间改进他们本为其发明者的天文学和数学，并将之传授给后代。一旦提出这种假设之后，中国最早的居民区便很可能并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