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弄权术的高手。他们一边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一边编制密密麻麻的礼教之网。在私人生活中，他们对弱女子大施淫威；在公共生活中，他们堂而皇之地说大话和谎言。比起那些“善养浩然之气”的“新儒家”来，朱熹和李玉书才是真正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对女性所持的玩弄、蔑视和仇恨的态度，是他们所寄生的文化和制度所赋予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目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则，经由汉武帝的赏识和利用，逐步与君主专制的政权合流。此后两千年间，礼教之网织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而仁道的真精神则被普遍的恐惧、暴虐、虚伪所消解。在士大夫当中，“伪君子”比比皆是，连“真小人”也难得一见。吃人者的无限贪婪和被吃者的普遍隐忍，构成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大观园。
这是中国的大悲哀，这种悲哀在谭嗣同、鲁迅和林昭的身上达到了近乎绝望的极致。他们用生命来抗争这套“吃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格局。对“二奶”的“妖魔化”，正是鲁迅们所深恶痛绝的“吃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怕的是，这种“妖魔化”的运动，直到今天依然在我们传媒与日常生活中实施着、渗透着。在沉默的“被吃者”中，女性占了最大的比例。李玉书不就将刘雅丽当作他的私有财产吗？他对她的所作所为，难道是“爱”吗？在朱熹、李玉书之流的精神世界里，根本就没有“爱”的位置。
“狐狸洞”的黑暗，足以让儒家所有冠冕堂皇的典籍都原形毕露。李玉书的残暴，足以让他本人在大会上照本宣科讲述的“以德治国”黯然失色。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无耻者无畏
不久前，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主持了菲律宾一家鞋类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各大媒体纷纷大幅报道此事。
该博物馆位于马尼拉附近的小城马里基纳，这里是菲律宾最著名的制鞋城市，素有“鞋类首都”的美称。当地官员表示，之所以要开设这座博物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座城市在制鞋业中的地位，并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来此观光。该博物馆中的展品几乎都有非凡的来历，大多数是菲律宾各界名人的鞋子，包括了菲律宾历任总统曾经穿过的鞋子。当然，马科斯夫人的两百二十双鞋子，则成了其中的“重头戏”。这批鞋子仅仅是伊梅尔达当年所收藏的鞋子的一小部分。一九八六年，当腐败而专制的马科斯政府被愤怒的民众推翻的时候，人们冲进了昔日戒备森严的总统官邸，而马科斯与伊梅尔达夫妇则乘坐直升飞机仓皇逃窜。人们被伊梅尔达房间的豪华装饰惊呆了：在总统夫人的壁橱里，他们发现了一千二百二十双各式各样的、色彩斑斓的鞋子，有的鞋子上面镶嵌着数颗闪闪发光的钻石，其昂贵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当时，这一奇观被作为马科斯家族穷奢极欲的一个典型事实，在全世界的报章上广泛报道。
被新政府赦免的伊梅尔达，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菲律宾。尽管已经衰老不堪，她依然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对着这批早已经被收归国有的心爱的鞋子，伊梅尔达的心中是什么滋味呢？是骄傲、是恋眷，还是追悔与悲哀？出乎意外的是，这位模特出身的前任“国母”在博物馆的开幕式上，居然得意非凡地说：“这家博物馆的落成，也体现了菲律宾的文化精神。菲律宾人是不会接受丑陋的，他们总是能将坏的再生为好的。”
这番话真个是“无耻者无畏”。伊梅尔达自以为自己相貌美丽，就能够“代表”菲律宾的国家形象。殊不知，她才是菲律宾举国上下最丑陋的一个家伙。在我看来，相貌平凡的阿基诺夫人不知道要比她美丽多少倍——她们有着天壤之别的精神境界。马科斯时代，伊梅尔达与丈夫一起鲸吞了数十亿美元的国家财富，过着能够与阿拉伯王室相媲美的奢侈生活。他们毫不脸红地声称，他们家庭的财富来自于二战期间日军在菲律宾埋藏的一笔财宝，属于“个人的合法收入”。这是一个连三岁的小孩也不会相信的天方夜谭。（即使属实，那也是当年日军搜刮的菲律宾人民的财富，理所当然应收归国有）对此，我不得不感叹：这一对独裁者夫妇居然弱智得只能编造出这样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来，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伊梅尔达这个前模特穿着数千美元一双的时尚皮鞋的时候，菲律宾却有数百万老百姓在饥寒交迫中哀号。军警的皮靴践踏着他们的头颅，官吏们像吸血鬼一样附着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赤脚奔走在泥水和石块之间，他们哪里能够奢望欣赏到总统夫人脚上的鞋有多“美”呢？第一夫人知不知道，她脚上随便穿的一双鞋子，就可以供几百个菲律宾穷人生活一年有余？她的所谓的“美丽”，正是建立在人民苦难生活的基础上。她还有什么资格到处炫耀这种“美丽”呢？《圣经》中说：“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却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诗篇》三十七章十六节）恶人的不义之财是不可能持久的。
十几年过去了，马科斯已经客死异乡，伊梅尔达在度过漫长的流亡生涯之后，终于回到祖国。归国以后，她依旧十分活跃，频频露面于政商各界。她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歉意，又施施然地回来大言不惭地“重新参政”了。她在老脸上重新抹上厚厚的脂粉，恬不知耻地登场亮相。伊梅尔达左右开弓，拿出了两个颇有诱惑力的武器来：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女权主义，再加上她以金钱作后盾，让许多健忘的民众重新成为她的崇拜者。这是伊梅尔达的胜利，也是菲律宾人民的悲哀。
伊梅尔达回国后畅谈爱国主义，宣扬民粹主义思潮，正如她在鞋类博物馆上的讲话，大肆谈论“菲律宾文化”，迷惑了不少的人。然而，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在《似曾相识蝶归来》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善于造势的铁蝴蝶大洒金钱，营造极尽梦幻之能事的豪华场面，让选民载歌载舞，沉迷在那片刻的喜悦，忘却现实中的痛苦和不公平。这是伊梅尔达式的民粹主义，用钞票来燃烧的梦境像集体的催眠，让老百姓喝完一杯又一杯的魔幻佳酿。他们不愿意再想起她的三千双鞋子，也不愿意再想起谁杀了阿基诺。即使是那三千双鞋子，也被转化为民粹的诉求。她强调这些鞋子大多是菲国制造，是爱国厂商送给她的礼物。她要穿出这一双又一双的菲律宾的骄傲，踏上国家成功的轨迹。”所以，伊梅尔达又坦然地出席鞋类博物馆的开馆仪式了，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却把她的光临当作振兴地方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这个昔日的独裁帮凶顶礼膜拜。难怪邱立本先生感叹地说：“这就是伊梅尔达的修辞政治。在菲律宾奇特的政治文化中，铁蝴蝶并没有在政治风雨中锈蚀。她飞进民粹万岁的国度，也要飞进那些迷茫民众的心坎里。似曾相识蝶归来，伊梅尔达永远是菲律宾政治迷宫中的女王。”
说起“女王”，伊梅尔达也很会打女权主义的牌，以吸引占全国人口接近半数的女性的支持。她认为，作为一名女性政治领袖，她因为参与政治而受到那些持男性中心主义观点的人的妖魔化。她说她最欣赏的人是宋美龄和江青：“人们只会批评蒋夫人的奢华，哪曾留意到她的成就？其实她是中国人民的好领袖。毛夫人江青也是一样，人们不应该让她百般受辱致死，这不仅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不尊敬，更是和那种强烈的重男思想有关。”看，这只铁蝴蝶要来干涉中国内政了，要来教育中国人民该树立怎样的爱憎观念了，要挺身而出拯救她的“江青姐姐”了。无耻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刚刚又将一个腐败分子埃斯特拉达赶下台的菲律宾人民，一定要警惕伊梅尔达这样的无耻者兼无畏者。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网络上下的“杀人”
当一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白领人士告诉你，他或者她热衷于“杀人游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大惊小怪。这是一种流行于大都市的高级写字楼里的、据说“高智商”的人才会玩的游戏。
这种游戏是远在美国硅谷的华人发明的：一群人坐在一起，通过抽牌秘密产生出少数“坏人”和多数“好人”，“坏人”的任务是在“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尽量隐瞒自己，杀掉“好人”，直至把“好人”都杀完；“好人”的任务是尽快找出这些杀手，维护正义的力量。全部过程在一个法官（主持人）的引导下井然有序地进行。当国内互联网业热起来的时候，“海龟”（海外归国留学生）们也将这个游戏带了回国。先是传遍了网络公司和计算机企业，然后是媒体和演艺圈，现在则有征服所有写字楼的趋势。
紧接着，一个名叫“网上杀人坛”的网站也隆重开通了。版主堂而皇之地介绍说：“这是网络上新开辟的杀人场所，开坛者就是主持人，杀手有密谋区。进入情境之后，你将发现，在网络上杀人比在现实中杀人更神秘，更艰难，通常过程也更长，一玩几天是常有的事。”
我想，也只有中国人才有发明这类游戏的天赋，洋人看了之后一定会叹为观止。这大概又能为中国人增添一项吉尼斯世界之最了。然而，我却对“杀人游戏”发明者和热衷者的心态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如此喜好“杀人”呢？（尽管是“虚拟”的“杀人”，却也折射出他们实际的想法来）他们的内心深处为什么有着如此强烈的杀气？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古龙武侠小说中说写到的“杀气”，它让我透体生凉、浑身战栗。我们是读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长大的，这些“古典名著”中描绘最多的就是阴谋和杀戮。弱者的生命随意地就被强者所剥夺了——谁让你是弱者呢？多疑的曹操杀死了磨刀杀猪准备款待他们的一家老小，性急的李逵砍下了无数看热闹的老百姓的人头，讲述这些故事的文豪们并没有表达丝毫的谴责和厌恶，反而给予肯定与赞赏。这是一个灾民社会里的铁的生存法则。
我们的血液里孕育着粗暴、狂野、凶残的种子。学者赵园将其概括为“戾气”，她认为明代中后期的政局为这种残酷的“戾气”所笼罩。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明一代，以剥皮始，亦以剥皮终。其实，每当王朝末年，这种“戾气”便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气质特征。我们是“文明古国”吗？我们如何解释作为民族英雄的袁崇焕的遭遇？他被愚昧的皇帝凌迟处死不足为奇，而被他所深爱的老百姓所瓜分生吃才让人痛心疾首。我们是“现代公民”吗？我们如何洞悉南京投毒案的罪犯的心路历程？而在其被捕之后，网络上出现了要将其“千刀万剐”、“活煮油炸”、“株连十族”的叫嚣，难道仅仅是出于善良人的“义愤”吗？
今天，即使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学海外的“精英”们，也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暴虐文化打在他们心灵上的烙印。他们虽然满口流利的英文，但他们并没有让阳光照亮心灵那阴暗的角落；他们虽然在某些科技含量很高的行业里工作，但他们的精神依然呈现为荒芜和冷酷的特质。他们的智商可能极高，情商却可能极低；他们在科学研究上可能是超前的，在情感上却可能比猴子还要迟钝。这一巨大的落差，导致了某些“青年才俊”在精神和心理上都处于不健全的、甚至扭曲的状态。他们在“杀人”游戏中体验到了“至高的快乐”——可悲的是，这是他们的生活中仅有的快乐。而我想追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玩“杀人”的游戏，而不去实施“爱人”的行动呢？
中国人很早就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法家就提出过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雏形思想。所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一下子就成了“进化论”的信仰者。我们的童年很少接触到安徒生和格林写的美丽童话，很少体验到那些优美的文字背后的爱、同情和怜悯。我们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身边的人们，仿佛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敌人”。长此以往，我们对杀戮和鲜血逐渐麻木了，我们失去了对生命最基本的珍惜和尊重，我们因为自己的“坚强”而感到骄傲。报纸上经常出现一些与生命的消逝有关的惨痛消息：某某矿井坍塌了，数十名矿工丧生；某某歌舞厅起火了，数百人葬身火海；某某大楼倒塌了、数十个工人死亡；某某船只沉没了，数百人被大海吞噬……然而，对于这些消息，没有多少人会留意、会惊诧、会愤怒、会悲哀。我们轻轻地就翻过了那页报纸。
就在我发出这样的追问的同时，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一个曾经担任外企高级程序员的年轻人，为了抢劫数千元而入室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生命。这个网名叫“无情”的著名“黑客”，曾经参加中美撞机事件之后“红客入侵美国”的“战役”。他在监狱中居然大言不惭地写道：“我和所有青年一样，有一颗不容置疑的爱国之心，深深爱着我伟大的祖国。”他似乎认为，他参加过“远征美国”的“光荣战斗”，即便是杀了人，因为有过辉煌的“爱国经历”，就应当享受某种“特殊待遇”——至少不应当被作为普通的刑事犯。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凶残的杀人犯，我无法理解他爱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祖国”——在我看来，祖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祖国是由具体的土地和人民组成的。一个人难道可以一边声称自己爱国，一边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同胞？一个以邻为壑的人怎么可能是真正的爱国者呢？评论家马少华分析说：“一个在网上‘爱国’的人，在网下却不能爱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这似乎不符合一般伦理的逻辑，但却是一种‘伦理的现实’。这个网络才子，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而爱国正是一个高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