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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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道理的话，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教授也在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上说过。穷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张梦阳整理、搜集、编写了上千万字的、多卷本的鲁迅研究资料汇编。然而，当这项浩大的工程完成之后，他不仅没有得意洋洋，反而在大会上心情沉痛地说：“这些论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垃圾。”一语惊四座，在座的许多学者都是圈子中人，他们的脸面都相当地挂不住。
当学术被利益和权力所左右的时候，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就彻底丧失了。拿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管理高校，显然是南辕北辙。学者丁学良尖锐地指出：“从照办苏联模式起，中国内地的大学已经同世界一流大学落了那么远的距离。现在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和民间都急切希望办好大学，特别是缩短中国几所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可是，由于内地大学教员的招聘和晋升的评鉴制度漏洞百出，太不严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教员和大学生怨声载道；造成很多教员滥竽充数，很多教员多年来重复讲义，从来没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造成很多所谓的研究论文是通过搞关系、送钱、开后门等腐败性的办法发表的（甚至剽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假文凭的泛滥，并且由于学术资历的不可靠，造成学术骗子的春风得意、四处横行。”丁学良所批评的情况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以上种种丑闻在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里也屡见不鲜。
北大固然历史悠久，但这种悠久的历史也养成了某种难以去除的惰性。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位教授拿着一二十年以前准备好的、纸张都已经发黄的讲义来照本宣科。由于他上的那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全系的必修课，上百个学生都得苦苦坚持整整一个学期。有同学在课下发牢骚说：“听这样的课简直就是坐牢！”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境况。第二年，这位教授又用同样的方式去教授下一届的学生去了。还有一名教授，在与研究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训斥说：“我是党员，你也是党员，我指导你，首先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你，其次才是学者的标准。你要记住，你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二身份才是学者。如果你的论文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原则，我绝对不让你通过！”紧箍咒一戴上，还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学问来呢？这样的教授、这样的课程在北大绝非“凤毛麟角”。许多著名教授的学术水平和职业道德远远不能与其名声成正比。看看这些年来多如牛毛的种种教材吧，其中究竟有几种版本中发现了新的材料、新的史实并提出了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来呢？就以各个大学都在争先恐后地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论，绝大多数都是互相抄袭、移花接木、机械拼贴。这些教材能够称作是“学术成果”吗？它们只能贻害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有的学者抱着“随大流”的心态进入到“学术界”之中——既然大家都是如此，我也只好随波逐流了。既然“傍官僚”和“傍大款”成为学界的风尚，我又何必固守清贫和清高呢？事实真的只能如此吗？丁学良主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讨论大学走向新生的途径，而作为单个的学者，在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也并不是就只能无所作为、近墨者黑，甚至“与狼共舞”。学者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良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作为学者，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没有独立的人格，则不配称作“学者”；没有反抗世俗观念的勇气，则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谈到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他曾经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这一伦理上的原则，而不得不辞掉了大学里优厚的职位。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汤因比以拜占庭研究和近代希腊研究的成果而获得教授的职位。为了研究近代希腊人的生活，他前去近距离观察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希土战争。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事实，汤因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场战争希腊方面是非正义的，土耳其方面是正义的。然而，当时包括他的祖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支持希腊，欧洲人对中世纪土耳其人的“黄祸”依然心有余悸。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容易被国人辱骂成“奸细”，并被取消教书职位和研究基金。
汤因比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他指出：“在战争中，除了事物的真伪之外，正义与邪恶也是个问题，当然我还有教授的身份，又亲眼证实了实情，如实发表事实自不待言，我还感到有道义上的义务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正义与邪恶的看法。”于是，汤因比发表文章说出了真相，表达了与英国官方截然不同的看法。为此，他辞去了教授的职位。这是一种可贵的“不一致”。今天中国数量多如牛毛的“教授”们，有几个敢于像汤因比这样做呢？
学术研究要告别虚妄、告别重复、告别空疏、告别“为稻粱谋”，就得从“半空中”回到“地下”踏实的实践中、从“纸上”回到民间鲜活的生活中。并不是终身呆在象牙塔里才会做出学术成果来。美国著名教育家、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校长和美国联邦教育署长的博耶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范式，确认学术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基本方面——
首先是探究的学术，大学应当通过科学研究来发展新的知识，拓展人类的知识领域。
其次是整合的学术，把科学发现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促进更多的跨学科交流和对话、发挥几个不同的相邻学科的综合优势，是当前学术界的一种急迫的需要。
第三是传播知识的学术，从事研究和出版著作，就意味着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教给别人。为了确保学术之火不断燃烧，学术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交流，而且要与教室里的未来学者进行交流。
第四是应用知识的学术，即便是最形而上的哲学和宗教也可以通过知识的应用而变成个人的内在的洞察力。
博耶认为，牛顿之所以对天文学进行精确的研究，是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航海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因此，牛顿不仅是一个纯理论研究者，他也是一个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法拉第寻求电与磁的联系，是因为寻找新的电力资源是他那个时代的优先工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术是否会应用，而在于学者的工作是否符合人道的目的。任何有价值的学术本身必然蕴含了学者对世界的关怀和挚爱，学术是天下的公器而非个人的玩物，正如学者汉德林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困惑不安的世界不再能够负担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奢华。学术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学术自身的名词术语，而是取决于它对世界和世界的服务。”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怎样才能重建学术的尊严、找回学术的使命呢？这是每一个有志于学术的青年所必然面临的挑战。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北大的俯就
经过八九十年代之交新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近年来北大的招生形势一直不容乐观。为了抢夺生源，北大只好放下名校的架子，每年从春天起就开始在南方举办多场“北大高考状元成才之路报告会”和各种形式的招生咨询活动。另外，北大也开始推行诸多的“系科改革”，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增设新闻学和影视编导两个新专业，前者计划招生三十至四十人，后者计划招生三十人。有关人士希望通过这类“时尚”学科来招揽高分考生。不久，北大又通过了创办“传媒学院”的决定。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其抱残守缺，不如标新立异。北大向来就喜欢站在时代的潮头浪尖上引领变革之风。然而，对这一次的学科改革我却持怀疑的态度。我想追问的是：北大开办影视传播方面的专业，难道能够办得比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广播学院好吗？如果无法办成第一流，又何必凑这个热闹呢？当然，我也理解，一所堂堂百年名校，不得不像小姑娘一样花枝招展地打扮起来吸引顾客，也许本来就是一种无奈之举——生源是一个学校的生命，生源的下降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声誉和地位。如今的高中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并不是最看重大学的学术水准和历史传统，而更看重热门专业的多少和毕业后就业的难易、收入的高低。所以，尽管北大拥有中国大学中名列榜首的学术成就，但由于长期注重基础学科教育（即俗话说的“长线”），在许多考生和家长眼中早已不是“香饽饽”。于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生源和增加经济的收入，北大不得不在学科设置方面进行“调整”，以“俯就”的姿态来面对瞬息万变的新时代。这未尝不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智慧。
然而，我很担心这种没有原则的“俯就”，它可能会导致北大学术传统的断裂和学术水平的下降。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北大应当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定位：它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中国的“思想库”的角色，它必须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前瞻性的、国际级的学术大师、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在培养一部分实用性、技术性人才的同时，北大更应当在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并成为中国经济腾飞和文化复兴的“心脏起搏器”。我认为，培养几个走红的影视明星、几个聪明的小报记者、几个公司的经理人员，并非北大的主要任务。没有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的北大，才是没有灵魂的北大；而没有影视明星、体育健将的“加盟”，却丝毫无损于北大的伟大。不能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战略性思维的北大，才是辜负其百年声誉的北大；而少出几个名流和官员，并不足以让我们叹息。
有人说，北大开办传媒方面的学科，是为了克服大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正确举措。但是，我却认为，大学与社会的有机整合，并非通过开办一些“热门专业”就能够实现。打着“面对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幌子，将大学办成一个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将对大学精神造成严重的伤害。大学当然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旁观者”，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拉·哈卡维清醒的警告：“我们的重要大学不能把富裕、自大、秀美的小岛建立在贫穷、罪恶和绝望的海洋之中。”但是，大学有着自己参与社会变革的特殊方式——大学的使命意味着把大学丰富的资源与我们最紧迫的社会、公民、伦理问题，与我们的儿童、学校、教师和我们的城市及农村联系起来。大学是社会的引领者，而不是跟从者；大学不应当成为世俗价值观念的附庸和回声筒，大学应当致力于解决当今世界的根本性命题。
北大创办传媒方面的专业，如果能够沿袭昔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传统，也许能够重新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来。但是，据我的观察，目前无论是系科的设计，还是教师的配置；无论是学生的理想，还是校方的期望，都并没有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进展。这里聚集的是一群希望立即钓到大鱼的、缺乏起码的耐心的垂钓者。好些教授和学生都是抱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心态进来的，在他们眼里，媒体仅仅是一个能够迅速获得“产出”的朝阳产业而已。媒体背后的道义力量和公正精神则并不在研究的范畴之内。如此传媒学院，难道能够培养得出像萧乾那样优秀的新闻记者来吗？当年，萧乾奔赴欧洲血雨纷飞的二战战场，出生入死、马不停蹄地采写战地新闻，恰是一名“不带地图的旅人”。今天选择传媒的学子们，多少人有萧乾的理想呢？
北大的“俯就”姿态，让我开始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大学与商业和世俗世界之间，究竟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学应当追赶时尚和潮流，还是应当为社会提供前瞻性的蓝图与理想？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正在积极应对技术更替和文化嬗变的诸多重大挑战。而像北大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还面临着诸多的任务：一方面需要从昔日受苏联影响的僵化的教育体系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则需要恢复民国时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一方面要应对商业浪潮的侵略，另一方面则要突破体制的桎梏。像北大这样的大学，不仅要贴近时代脉搏、为社会提供更加广义的教育服务，还应当坚守作为思想文化和技术的“原创地”和“摇篮”的性质、充当时代的先锋。让人遗憾的是，对于后者，北大思考和实践的并不多——而这恰恰正是北大这所独一无二的大学所应当承担的使命。放弃这一使命，北大也就沦落为一所普通的技术学院和社区大学了。
其实，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平与良好的经济运作、以及发挥对学生的巨大吸引力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对此，美国教育家哈柏自有一番心得体会。哈柏是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他劝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投资创办了这所著名的大学。哈柏为芝加哥大学打下了浓重的精神底色，也创立了它的盈利模式。他不断敦促教师和学生为自己的学校争光，他期望每个教授乃至研究生都能著书立说，并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哈柏是以别人建造铁路和创建工业王国的那种“果断的决心”来建设一所大学的。他论述说，学术研究是学校的本钱和力量源泉。只有创造出丰硕的研究成果、培养出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学校才有可能挣到钱。哈柏告诉芝加哥大学的师生说：“我们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让别人跟着我们的方向走。”正是有了哈柏的明智的思路，作为后起之秀的芝加哥大学，才迅速在美国众多的大学中发展成为一颗闪亮的新星。在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芝加哥大学就涌现出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获得了社会各界丰厚的财政支持。面对芝加哥大学的成就，就连投资者洛克菲勒也表示：“这是我平生所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