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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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歌尔德蒙使纳尔齐斯的心受到爱和美的滋润而不趋于干涸，纳尔齐斯则用神恩的启示让歌尔德蒙获得了精神力量。那么，艺术与哲学、创造与祈祷、反抗与皈依，究竟哪一条是正道、哪一条是歧途？黑塞似乎是一个调和主义者，他没有为我们指出明确的答案。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认为：“黑塞笔下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争辩表明，黑塞累了，所以要企求进入东方的世界。……黑塞用以解决不可避免的恶的造作的设想是：让狼心与良心、神与魔、父亲的血与母亲的血、享乐与受苦这些敌对而混乱地在人身上相互共存的因素统统回到自然母体中去。”然而，在我看来，黑塞尽管累了，但并没有完全地进入东方的世界，也没有就此停止精神的探求。在我的眼前，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那朝圣者的容颜饱经沧桑；同样，黑塞那朝圣者的容颜也是饱经沧桑。
寻找与获得信仰，都是一条艰难的心灵之旅。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
——读奈保尔《河湾》
出生于加勒比海特立尼岛的奈保尔获得两千零一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奈保尔虽然有印度血统，却是英国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他对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尖锐批评，招致了被批评者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猛烈回击。然而，我们无法回避奈保尔提出的问题：第三世界的落后和衰败，除了昔日西方的殖民掠夺之外，是否还有其自身的原因？这些区域现今的“自我殖民”状态，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奈保尔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严厉批判无助于改变他们的生存现实，因为他们当下面对的是“元首与人民”、“血与土地”的重重纠葛，是专制的肆虐和人心的败坏。奈保尔在代表作《河湾》中为我们描述了深陷于“一九八四”之中的非洲大陆的轮廓，他的文字一直深入“黑暗世界”的内部。该书的译序作者陆建德指出：“《河湾》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涵义极为丰富，中国读者会感到它的故事既陌生又熟悉。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人已有足够的自信来接受这样一部小说。”但愿陆建德的乐观的估计是我们真实的心理状况。
《河湾》的主人公是西方流浪青年萨姆林，他到这个河湾小镇来寻梦，很快梦便破灭了，最后只好坐着汽船离开，身后是白茫茫的一片。“河湾”是一处充满象征意味的地方，它的真实背景是上个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小说开始之后不久，“总统”领导人民赶走了西方殖民者，一夜之间，从国家的名字到城市和街道的名字统统都改变了，不分贵贱，人人都成了“公民”。殖民者的住宅被摧毁，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被当地人拿来泡木薯。殖民者修建的河湾小镇日益凋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小镇的旁边正在兴起一个“新领地”——总统充满激情地宣称，新领地将是新非洲的缩影，“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新领地陷入了比河湾小镇还要迅速的衰败之中：百姓随意丢弃的垃圾堆积如山，贪婪的官员们毫无管理城市的能力，规划的大学成了养鸡场。即便如此，总统依然认为他的理想已经实现：非洲人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人了，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也可以坐到有仿天鹅绒椅套的椅子里。新领地的照片登在那些关于非洲的杂志上，那些杂志虽然是在欧洲出版的，出资的却是总统的政府；而在本国的报纸上，却引述这些西方人从来不看的杂志上的报道，赫然是“西方人羡慕非洲的日新月异”之类的标题。
总统是国家的缔造者，他组织人民去参观他那修葺一新的“故居”，他的母亲的雕像也树立起来，他的肖像出现在每一张报纸和每一条街道上。“报上登出来的照片里，只要外宾和总统占的版面一样大。和本地人在一起，总统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形象出现。即便他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版面一样大，但总统只登出头像，而其他人则是全身照。比如这张总统和南方官员讲话的照片，就是从总统肩膀上方拍的，总统的肩膀、头部和帽子占了照片的大部分地方，官员们像一个小圆点一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衣服也穿得差不多。”他逐渐从普通人中间“超拔”出来。凡是违抗他的意志的人都被消灭了，凡是歌颂他的功勋的人都飞黄腾达了。总统经常对人民发表演讲，他演讲的主题几乎是一样的：大家要做出牺牲；前途是光明的；非洲女性是高贵而尊严的；镇上的黑人梦想一觉醒来就和白人一样，但这样不行，革命还必须深入下去；非洲人必须是非洲人的样子，必须大大方方地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要认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事物和医药，这都是好东西，不要像孩子们一样盲目追捧罐头食物和瓶装药品；大家要保持警惕，要发奋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严于律己，等等。总统说话的口吻和姿态被大小官员模仿和学习，“大家”都按照总统的方式表达着，结果所有的表达都是言不由衷的。
俄罗斯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流亡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总统”们即将得势。他在《即将上台的下流人》中生动地描述了俄罗斯阴暗的未来，这种预言终于在斯大林时代变成了现实。而《河湾》中“总统大人”的闹剧也再次证实了这样的真理：在自由只是统治者、皇帝、独裁者和暴君的特权一切时代，人们头上都笼罩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怪影。由于掌控着强大的军队以及对民众长期的教育灌输、新闻宣传，总统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背后的“神光圈”日渐闪亮，他成了比上帝还要荣耀的“人间之神”。总统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语录，每一页上都印着他的两三条光辉思想。他组建了庞大的“青年卫队”，“青年卫队”的成员们上街游行，挥舞语录，呼喊总统神圣的名字。不久，“青年卫队”又被总统解散，驱赶到乡村里去“传播文明”，但他们却成为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让困窘的乡村雪上加霜。这一情节与“文革”时期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现实情况而言，从掌权以来，蒙博托就一直在模仿“文革”中毛泽东的一系列做法；就抽象的政治哲学而言，要维持“一九八四”的社会结构，就必然需要一个万能的“老大哥”的角色。正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结构的金字塔顶上，是一个老大哥。这位老大哥是全才全能的，所有一切成功、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学识、一切快乐和一切德行，都是直接在他的领导和鼓舞下才实现的。没有人见过这位老大哥，到处都有他的头像，在电幕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他是永远不会死的，而且已有许多人怀疑他的生日。这位老大哥是党选择出来作为世界的代表，他的工作是作为爱、恐惧和敬畏的焦点，这种感情对组织比对一个人更难产生。”这个“卡里斯玛”典型乃是某种“次宗教体系”的中心。这种“老大哥”根植入每个人内心的专制主义社会，如果要转向民主社会，必须经过一个极其艰难的“去魅”的过程。
在非洲、南美和亚洲大陆，类似于《河湾》中的“总统先生”的独裁者层出不穷，诸多前殖民地国家头上的“一九八四”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所写的《独裁者的葬礼》，堪称《河湾》的姊妹篇。书中的“总统大人”是庄园主出身的佩莱斯，其原型是统治委内瑞拉三十年之久的军事独裁者戈麦斯。佩莱斯崛起于陇亩之中，以残酷的手段和狡诈的智谋打败了所有敌人，摇身一变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漫长的统治生涯中，为了欺骗舆论，他曾多次卸去总统的职务，却牢牢抓住三军总司令的权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军队就是我的生命。”因为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授予，而是来自于他的枪杆子。
佩莱斯将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个“古拉格群岛”。国内发生的一切会无一例外地传到他的耳中，无论是人们通过信件、口头语言、目光和其他各种方法提出的各种请求，还是各种各样的控告、揭发、告密，还有流传于酒吧的流言蜚语，甚至密室中的密谋誓言，最终都会传到这个不时地摇晃着脑袋、半开半闭着眼睛、两只老是不停地摇动着的手总是戴着咖啡色丝织手套的人的耳中。对这一切，他只是听着，有时似乎连听也不听。但过不了多久，他会出其不意地口授一道命令，其内容正是针对着他听到过的那些好像已被他忘怀了的事情。“这个人是什么事也不会忘记的。”《河湾》中的总统也一样精通于玩弄各种手腕：他要处决一个手下，便让官员们一起去看行刑的场面。可是，被处死的那个人就在去观看的人当中，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将被处死，他还以为自己也是去看的。总统用这种方式谋杀了所有人的良心，从此以后他们都成为恐惧的奴隶，也就是总统本人的奴隶。
在整部《河湾》中，总统始终没有正式露面，但他控制着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无论是以“总统的老师”自诩的欧洲人、“非洲问题专家”雷蒙德，还是希望经营一家小商店、发一笔横财的萨姆林，都被总统那海浪般的力量冲离了原来的人生轨迹。更不用说本地的人民了，他们不得不承受比殖民时期更多的压迫和折磨。总统用利益和权力收买了少数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也消除了他们要改变祖国面貌的真诚梦想。昔日单纯的黑人青年费尔迪南读完了书，当上了地区专员，但他并没有“功成名就”的快乐，他哀叹说：“大家都在干等着，在等死，大家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在被人谋杀。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狂热。大家都想捞一把就走。但是往哪里走呢？这就是令人疯狂的原因所在。”这样的牢骚他只敢同最亲近的朋友说，从来不敢公开表述。因为，质疑和反抗是不可能的，流露这种端倪的人立刻就会莫名其妙地从世界上消失。总统的力量无所不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湾》真正的主人公不是萨姆林而是总统先生。对付“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彼特里笔下的独裁者佩莱斯也有一套相似的办法：当佩莱斯发现——“敌人的腔调变了，在前台表演的人也变了。现在他们已不再是那些凶相毕露、口中骂骂咧咧的地方军事首脑，现在他们都是一些手无寸铁却满嘴新名词的学生。”——的时候，他便以慈父的模样出现，苦口婆心地教育青年人：你们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吗？你们了解过去地方军事首脑之间的混战和盗贼蜂起吗？是谁给了你们安定的生活？是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想破坏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就是与全体人民为敌；而我只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来将你们消灭。通过这样一套逻辑严密的叙述，“一九八四”成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它被永恒地定格下来。
在“革命”中真正获得“解放”的，其实只是总统和他们少数的亲信们。用“公民”这样的新词去称呼奴隶，丝毫改变不了奴隶的本质；用“共和国”这样的名称去更改国名，丝毫改变不了专制的实质。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总统先生”们，如蒙博托、戈麦斯、博卡萨、庇隆、诺列加、皮诺切特、马科斯、朴正熙、波尔布特、苏哈托、齐奥塞斯库、奥玛尔、萨达姆（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他们既深受国民的“爱戴”，却又是最孤立的“孤家寡人”。他们的帝国既固若金汤，又像纸糊的房子一夜就倾覆了。奈保尔用他那刻薄而忧伤的笔调向我们揭示道：当独裁者攫取了所有的资源和权力的时候，“国家”也就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独裁者成功地让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包括他自己在内。他本人何尝享有过幸福与安宁？彼特里笔下的独裁者佩莱斯出现在国家的每个地方，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是“一九八四”——“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与他有关。像在蜘蛛在它的网里一样，只要网的边上的什么地方动一下，他在‘网’的中央也会感到震动。他要是走出家门，整个国家便好像跟在他的后面。即便是那些远在农村的人，也通过一条无形的丝线，通过希望、计划和恐惧，与他接近，与他联系，仿佛处处都有他的存在。他在这儿，也在那儿，也同时存在更远的地方；他存在于他的言论中，也存在于他的不言中；他存在于他做的事情中，也存在于他不做的事情中。”权力成了吞噬所有人的一张网络，殖民者们没有实现的绝对统治却被本民族的独裁者实现了。对于教主一般的“总统先生”们来说，村子里某一村长说的话，也就是他说的话；某一边境地区当局的代理人的存在，也就是他本人的存在。
与奈保尔的《河湾》一样，彼特里的《独裁者的葬礼》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纪实”，他对“大人物”的形容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小镇上某一醉汉因酗酒而被逮捕，需要得到将军的同意，他的释放也要他佩莱斯的批准。构成最高权力的无数个细小环节中的每个环节都与他相联。尽管他不加干预，不说话，甚至他都不了解，但每项政令都与他有密切的联系。”对于独裁者来说，“收放自如”是运用权力的最高境界。奈保尔也发现，天天宣讲“现代化”和“文明”的总统先生，时时刻刻都握着一把权杖——权杖代表着非洲的传统。由此，总统奇妙地将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对人民实施了行之有效的“集体催眠”。他居住在首都的宫殿中，远离了他童年时代生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