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对人民实施了行之有效的“集体催眠”。他居住在首都的宫殿中，远离了他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土地，却通过权杖实现了对所有人的遥控统治。对此，彼特里也有一段绝妙的注释：“他的意志毋须表达，便都体现在举国上下每个人的行动中。从农村中招募新兵是他意志的体现，连在政府大厦门口的女乞丐要饭也要取得他的恩准。他的心声通过千万张嘴成为言语，他的不管敌对的还是友好的接触通过千百万只手传向四方。权力便在他的身上，存在于他的皮肤之内，存在于他的声音中，存在于他整个躯体内，这使他拒绝对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外形、他的习惯进行任何改变。”
对于奥威尔来说，“一九八四”是他想象中的未来，只有部分是现实——他所观察到的斯大林帝国的现实；对于奈保尔和彼特里来说，“一九八四”以及“总统先生”在非洲和南美都正在变成历史——幸运的是，这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民主化的“第三波”；然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着活生生的“一九八四”和“总统先生”——如何改变如同《指环王》中所说的“世界的中心正变得黑暗”的状况，是我们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白鸽，从轮椅上飞起
——评陶涵《蒋经国传》
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陶涵，曾经先后任职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美国外交机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及亚洲问题专家。他为了写作《蒋经国传》，访问了与传主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数百人，并引用了莫斯科及美国国家档案馆迄今未公开的资料，发掘出不少以前鲜为人知的秘史。然而，我欣赏《蒋经国传》这部作品，不仅仅在于它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诸多如同莎翁戏剧一般动人心弦的历史细节，更在于作者具备了一种局外人的宏观视野，将蒋经国波澜起伏、“盖棺”而无法“定论”的一生放置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东西两大阵营冷战的国际格局之下来观照，让后来者时而有豁然开朗之感，时而有一身冷汗之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状况，根本脱离不开像蒋经国这样的重要人物们的思想与行为。他们在历史关口的某些抉择，直接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方向。
蒋经国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物。直到今天，海峡两岸乃至东亚、欧美、俄罗斯等地，依然存在着对他的各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恶魔，还是慈父？”依旧是个问题。我也不愿意脱口而出地论断蒋经国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更愿意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政坛上，为什么会出现蒋经国这样一个人物？他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实政治以及国际环境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复杂联系和冲突？他对台湾政治制度的顺利转型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种由蒋经国主导的正面的推动作用与党外人士的抗争是如何整合起来的？《蒋经国传》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一本蒋经国的传记，它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我的以上的这些问题，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的评论：“无论从史学或政治学的观点看，《蒋经国传》都是极其精辟的。”
被丢弃的双胞胎
我很喜欢探究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并不是我有“窥阴癖”，而是我认为从一个政治家怎样对待他的家人上，就可以透视出他会怎样对待他的人民。
在蒋经国的私人生活中，最为玄妙的是他与两个非婚生子章孝慈、章孝严的关系。
抗战后期，蒋经国在赣州与年轻美丽的女秘书章亚若发生恋情。章亚若怀孕后被送到桂林，不久产下一对双胞胎。蒋经国要求双胞胎跟从母姓，也就意味着孩子不会被当着蒋家的成员来对待。章亚若是一个解放女性，不愿意过隐姓埋名的日子，在桂林开始跟一名美国人学习英文。半年之后，章亚若突然因为腹部绞痛而暴死。章家怀疑有人下毒手，背后一定有主谋，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当年担任赣州《正气日报》编辑、与蒋氏有密切来往的漆高儒回忆说，他曾经听蒋的副手、特务主管黄中美说过，章亚若在桂林自称是蒋经国夫人，制造出了麻烦，黄指示部下：“把她杀了，我来负责。”但这一决定究竟是黄的自作主张还是出于蒋经国的授意，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抗战胜利之后，章亚若的弟弟悄悄带着孝严、孝慈这对双胞胎到南京见蒋经国。然而，不久之后，蒋经国便立下誓言，今后不再见这对双胞胎，“终其一生很奇特、也很不可思议地守住此一誓言”。显然，他发这一誓言，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伤害妻子蒋方良——作为“蒋家王朝”的接班人，他不得不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迁台之后，孝严、孝慈在外祖母和舅舅的照料下成长，蒋经国偶尔派手下去探望。然而，章家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孩子生病了也不敢往公立医院里送。有意思的是，这对“名不正、言不顺”的双胞胎在艰苦的环境中却各自展翅高飞。孝严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蒋经国去世之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要职；孝慈则成为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担任过东吴大学校长。相反，在蒋经国身边的三个儿子孝文、孝武、孝勇却全都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孝武一度还成为频频惹祸的酒鬼。大约他们承受不了身为“伟人之后”的巨大压力（就好像大树下通常只能长出小草、而难以出现第二棵大树一样），反倒没有孝严、孝慈经过平民生活的磨砺而产生的一飞冲天的动力。
八十年代中期，章孝严担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经常就重大政策议题撰写报告供“总统”参考，也处理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的重要访客。可是，不像其他司长，章孝严从来没有陪伴贵宾晋见过“总统”。显然，蒋经国有意回避与儿子见面，一直到死都不敢面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风流果实”。作为父亲，他显然是不合格的。在他走近死神的时候，是否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呢？
蒋经国处理自己与孝严、孝慈兄弟的关系，显然不是以父子亲情为重，而是以政治利益为首。换言之，作为一个威权政体下的政治家，他必须保持自己近乎“完美”的政治形象，大到施政方略、小到家庭生活，都不能出现丝毫的纰漏。就本性而言，蒋经国并非一个薄情寡义之人（传记中附录了他趴在地上给孩子当马骑的气氛温馨的照片）；然而，在面对孝严、孝慈兄弟的时候，他就不再是父亲而是“领袖”了。蒋经国一直拒绝承认孝严、孝慈兄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法国总统密特朗却公开承认自己有一个私生女并携她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的不同举动，与其说是因为人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如说是缘于政治制度的分野——前者是威权主义政体下“子承父业”的领导人，后者则是民主制度下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
忽然之间，我又想到，如果把蒋经国与斯大林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两人在私人生活方面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照，也透露出些许威权主义领导人与极权主义独裁者之间的差异来。
蒋经国一方面抛弃非婚生的双胞胎，以捍卫其威权主义领导人的外在形象；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颇有人情味的政治家，他乐于让媒体报道他家庭生活的点滴，并始终呈现出相当平民化的作风。他曾轻车简从跑遍台湾所有的乡村。与老部下吃饭时，他会不顾医生的叮嘱，热烈地划拳饮酒，甚至亲自上台弹奏吉他。蒋经国对自己将糖尿病遗传给孝文、孝武而感到痛苦，从而造成了对他们稍微显得过度的溺爱。作为一个传统儒家价值观的维护者，他非常注重遵守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
斯大林的晚年是孤独的，独裁者的命运就是如此。虽然在他们周围总是有许多人奔忙张罗，他们却是孤独的。独裁者本人使自己失去正常的、普通的人的交往。周围的人们阿谀奉承、谄媚巴结、惟惟诺诺、逢迎拍马、歌功颂德，只不过加强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荣誉、权势、威力使斯大林同人们如此隔绝开来，以至于他虽然生活在人们中间，却老早就丧失了处理真正的人的关系和真正的感情的能力。斯大林逐渐与子女们疏远，甚至他曾经喜爱的女儿长大以后也难得登门一次。斯大林不愿意接见孙子，有一半的孙辈他完全不认识。人的感情——子爱、父爱、老年人之爱——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正像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所说的那样：“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者，不只是因为他得到的多，而且因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类感情宝库中的东西。……他的精神上的吝啬发展成极端的无情，乃至毫无怜悯之心，这使他付出了妻子的生命和孩子们的命运被毁灭的代价。”
这就是威权主义领导人与极权主义独裁者之间的差别，也是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蒋经国属于半个“卡里斯玛”，另外还有一半人性的成分。蒋经国的长相不如父亲蒋介石威严庄重、气势凌人，却更为平易近人、朴实无华。他的人性部分地受到了威权主义体制的伤害，却还没有被消灭殆尽。而斯大林则是一个纯粹由“钢铁制造”的“卡里斯玛”。斯大林比列宁更缺乏生活轶事，他像一尊冰冷的塑像矗立在帝国的中央。他在缔造这个铁血帝国的同时，自己也沦为一个“非人”。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精神的王国和统治者的王国》中概括了斯大林之流的极权统治者的总体特征：“统治者具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倾向：他为了自己，不仅仅要求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且要求所有人服从他，这是主要的历史悲剧……一个趋向于为统治者服务的国家是不会关心人的；对它来说，人是紧紧作为统计单位而存在的。”
我的观点是：看他们怎样做父亲，就知道他们是怎样的领袖，就知道他们捍卫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特务头子
曾经担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长的吴国桢，是国民党高层最具知识分子气质和改革思想的人物之一。由于他试图在台湾推动民主制度，最后不见容于蒋氏父子，被迫远走美国。他在口述回忆录谈到一次与蒋介石的单独会谈：当时，蒋介石待他相当亲密，突然问他：“你同经国合作得好吗？”吴国桢回答说：“我们相处得不错，如果让我提一个建议的话，先生，我不会让经国当特务头头，因为不管他是否做了好事，人们只会怕他，而不会爱他，尊敬他。如果能让他负责某种人民福利组织，那么我可以保证，大家都会同他充分合作。”这时，蒋走到壁炉边，揉着头说：“今天我很忙，以后再谈吧。”
吴国桢一介书生，思想天真。他哪里知道，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情治机构就是权力的命脉，岂能轻轻放开？对于威权主义领袖来说，让人民“怕他”比“爱他、尊敬他”更重要。那时，蒋介石还希望吴国桢能够为自己所用，所以没有直接拒绝他的建议，仅仅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吴国桢力图用欧美的宪政理念来约束无法无天的特务们，而刚刚败退台湾之后的蒋氏父子却正需要变本加厉地利用特务机构来控制民众。于是，价值理念的对立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决裂。后来，吴国桢才明白，五十年代初期蒋经国“位不高而权重”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操控了情治机关和军权：“蒋介石改组了国防部内的总政治部，并由蒋经国领导。该部可以任命每个师、旅的政治军官，甚至下至连的政治军官，表面上这些人负责训练和给部队灌输某种思想，但实际上都是军中的密探，蒋想让自己的儿子经国以这种方式控制部队。从旅长一级开始层层改组指挥部，无论何时，蒋如要撤换一个人，他会要指挥官提名，但实际上都是由经国筛选的。后来，通常须有经国的批准，军官们才能被任命为司令官。”而吴国桢本人虽然是名义上的“省长”和“保安司令”，却连一兵一卒都指挥不动。没有他签发的命令，特务们依然肆无忌惮地四处抓人。
其实，早在抗战中期，蒋经国就开始领导三青团，组建独立的特务系统。由于他的权力的延伸打破了国民党政权中原有的中统和军统对峙的平衡格局，导致中统和军统一致对他产生了无法掩饰的嫉妒。迁台以后，蒋经国更是趁乱将所有的特务系统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上。当时，情治机构的整合尚未完成，不同背景的特务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倾轧。吴国桢透露了这样一个生动的细节：有一次，一名特务为了打击另一个特务派系，悄悄地告诉吴国桢说：“你知道吗，省主席，你家中的仆人都被特务收买了。”后来，特务还企图制造车祸消灭处处与他们作对的吴国桢，吴认为蒋经国是幕后的主使者。
长期担任情治机关的首脑，确实如吴国桢所说，给蒋经国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形象，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他有实力顺利接班，成为台湾的实际统治者长达十余年之久。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务治国”越发显得不合时宜。陶涵在《蒋经国传》中指出，“彻底摧毁了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报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的一个突发事件，则是一九八四年震惊世界的“江南命案”。
作家江南（刘宜良）曾经是“党内同志”，后来却反戈一击，在美国以砖头一样厚重的传记作品痛诋蒋氏父子。“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曾专门请江南吃饭，以重金贿赂要求他停止攻击领袖。江南收下钱之后依然痛骂蒋家，形容蒋经国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并开始写作蒋经国的两名政敌吴国桢和孙立人的传记，在两部传记中蒋经国都是以彻头彻尾的“恶棍”的形象出现。
汪希苓受命策划暗杀行动。这一计划也许不为蒋经国所知，但却得到了与特务机构关系密切的蒋孝武的支持。汪希苓将暗杀任务分派给长期受其支持的竹联帮首脑陈启礼。三名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