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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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希苓受命策划暗杀行动。这一计划也许不为蒋经国所知，但却得到了与特务机构关系密切的蒋孝武的支持。汪希苓将暗杀任务分派给长期受其支持的竹联帮首脑陈启礼。三名竹联帮杀手在旧金山江南住宅的车库将“叛徒”枪杀。
江南命案发生之后，国际舆论大哗。美国警方侦听到陈启礼向台湾情报首脑“报功”的电话，台湾方面再也无法抵赖。蒋经国极度震怒，命令“一查到底”。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纪的自由派人士也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陶涵评论说：“一个党和政权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国民党的初衷。”当真相水落石出之际，一向主张传统道德的国民党政权顿时名誉扫地——黑社会向政权的侵蚀，在公众心目中无疑是最不道德、也最腐败的表现。经过这一事件，垂暮之年的蒋经国终于意识到特务机关之不可恃，他一反过去吸收优秀青年从事情报工作的做法，而明白指示，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干部派去从事情报工作。蒋经国还对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示，那是“负数”，意味着他对自己创造出的这样一个怪物充满了无力感。
从某种程度上说，江南命案大大改变了蒋经国的思维方式，也加大了台湾变革和开放的历史进程。正如陶涵所论：“这一事件也重挫国民党内保守派以及情报机关的政治影响力及道德权威。”此后，长期受到压制的改革派声势渐长，而保守派则江河日下、“好日子”一去不复返。江南以自己的生命、以血的代价换来了台湾民主转型启动的加速，这大概是他生前所没有料到的吧？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轮椅上飞起的白鸽
轮椅上飞起的白鸽
一九五四年四月，吴国桢在美国会见刚从台湾来美的胡适，两人长谈八个小时。在政治理念上，两人相当一致。会谈中，胡适问及台湾政治犯的人数，吴国桢回答说大约是一万余人。胡适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后来，胡适再度接受蒋氏政权的招安，回到台湾并撰文为蒋氏辩护，甚至指责吴的“背叛”。吴国桢便公布了这段谈话。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蒋经国一直纵容、甚至亲自实施了对反对派和知识分子的压制和迫害。即使胡适所说的“十万政治犯”也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仅“绿岛”一地就囚禁过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人权报告显示，台湾的人权状况在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非常糟糕。国民党高层认为，失去大陆的重要原因是宣传战的失败，因此在台湾大大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管制媒体和出版物的机关不是党的文宣系统，而是人们谈虎色变的“警总”。文字狱虽然没有满清时代那么残酷，却也让不少作家学者家破人亡。对此，蒋经国难逃其咎。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的历史贡献而消除他的历史罪责。在蒋经国统治的大部分时候，他相信威权主义的正当性，不过台湾的威权主义跟法西斯主义不同，跟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或邪恶的民族主义也不同，陶涵指出：“国民党式的警察统治虽然紧密监视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等等层面，并没有要消除这些部门的自治。它声称信仰人本主义、民主政治，可是根本不尊重政治权利。”即使在“白色恐怖”的高潮，台湾的民间社会也顽强地存在着，也正是这种统治模式为八十年代台湾的变化打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蒋经国利用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格局，周旋于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日本几大政治力量之间，让弹丸之地的台湾岛“举轻若重”、四两拨千斤，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个焦点。用陶涵的说法，即便是盟友美国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私营企业的发展，大力建设基础工程，并颇有前瞻性地瞄准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实现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在他逝世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小小的台湾成为世界第十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的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位，平均家庭收入高达五千美元。
然而，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蒋经国有没有可能继续带领台湾实现政治的奇迹呢？在我看来，晚年的蒋经国最了不起的作为就是力排众议，锐意改革，抛弃一党专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经济腾飞、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这是他为台湾设计的“三步走”的策略。蒋氏意识到，由开放报禁进而开放党禁，谁也阻止不了。如果继续坚持僵化的专制制度，在他去世之后，台湾将面临重大的危机。于是，他顺应了历史的大方向，断然决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死后改革不如生前改革。
托克维尔说过，一个威权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在蒋经国生命的最后几年，遭遇到了比他早年还要严峻的险滩和激流。
七十年代末的“美丽岛”事件，差点演变为民众与宪警的血腥暴力冲突。但是，蒋经国始终坚持不在公开场合对民众大规模地使用武力。他命令维持秩序的警察“打不还手”，当然更不能对民众开枪了。事件之后，蒋经国首次同意媒体公开报道审判过程。反对派首领施明德、黄信介等人被判处重刑，不过比起蒋介石时代来已经是“吞舟是漏”了。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他“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此后十年间，民间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一党独大”的状况成为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改变的“瓶颈”。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一百三十五名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党外领袖突然提议即日起建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
消息传到蒋经国的官邸，他沉思了半个小时之后，才交待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据宋楚瑜和余纪忠回忆当时的情形：党政军要员匆匆赶到，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的“解冻”、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南韩、菲律宾的变化，对台湾民众和蒋经国本人的心理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在此背景下，当情治部门的首脑呈上一份抓人的名单时，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决定默许民进党的成立，只是要求媒体低调报道。他还批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从现在起，不能像从前那样”。这种态度让国民党元老们失魂落魄。会后，有些党内大老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人士）丢到海里去！”而蒋经国却一笑了之，他告诉心腹蒋彦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一九八七年圣诞节参加“国民大会”的“行宪”纪念大会，是蒋经国去世之前遭遇到的最尴尬的一件事。由于民进党鼓动群众抗议，李焕等人劝说蒋经国不要出席。但蒋说：“你们怕他们打我是吧？没关系，他们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一切照常来做做！”当蒋经国准时到达时，会场外数千群众抗议示威，会场内十一位民进党籍的“国大代表”打出“老贼下台”的条幅。副官推着蒋经国的轮椅上台时候，国民党人热烈鼓掌，而民进党人则继续高声辱骂。蒋经国不以为意，安坐在轮椅上微笑着注视会场，并让大会秘书长代他宣读了五分钟的讲稿。
十多天以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为了诋毁反对党，故意放出消息说，在“国民大会”上发生的事故，加速了经国先生的死亡。但是，其副手却指出，蒋经国曾经说：“民主制度会有紊乱脱序，有时甚至有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发生，尤其也会有让领导人不舒服的乱象发生，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情况。”看来，他对民主的挑战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一个要去拥抱民主的政治家，首先就得接受来自反对派和民间的最尖锐和最刻薄的批评意见。一生经历过无数波澜的蒋经国，不会连这点胸襟和气魄都没有。
他坐在轮椅上，微笑着放飞了一只雪白的鸽子。在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蒋经国终于完成了由“恶魔”蜕变为“慈父”的凤凰涅槃——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举动真是难于上青天。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
——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亚当斯和杰斐逊是美国开国元勋中最长寿的两个人。作为终生的朋友和论敌，他们的逝世也颇有神秘色彩：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美国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亚当斯突然病倒在自己最钟爱的书椅上。他几乎是在杰斐逊离开人世的那一刻陷入昏迷的，下午五点半死亡很快就降临了。在亚当斯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时常对历史、对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东西进行解构式的表达。他对朋友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法国、以致整个欧洲都没有什么老修道士，能够无动于衷地看着一朵正在盛开的鲜花一样的年轻处女。”亚当斯认为，所有完美对称的、宣扬某种明显的道德且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叙述或者故事，都不过是彻底的虚构。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J·埃利斯所著的《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一书，正是以亚当斯的方式向读者展示美国独立建国的历史，《华尔街日报》评论这本普利策奖获奖著作说：“他向我们富有激情但却不感情用事地、质朴却深刻地描述了独立战争那一代人：这种描述不仅是从现代人的角度展开的，而且同样重要的，同时也是从他们那一代人的角度展开的。”
在美国，“那一代”的画像和塑像处处可见：在美元上，在政府和议会大楼里，在公园里，以及那座著名的雕塑着四位伟人头像的山峰。然而，美国公众对独立战争的领袖们的崇敬，并不同于纳粹时期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狂热迷信、以及苏联人对斯大林复杂的敬畏之心。美国公众对开国元勋们的基本看法是：“他们是伟人，但也是有缺点的人。”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他们”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圣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也许就是我们时而和蔼可亲、时而大发脾气的祖父。尽管华盛顿在“那一代”当中显得最为突出，但他与富兰克林、汉密尔顿们几乎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从来没有企图成为、也没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恺撒”或“拿破仑”。战争一结束，他便放弃了大陆军总司令的职位；任期一满，他便拒绝第三次担任总统的职务。埃利斯这样评价华盛顿的激流勇退：“毫无疑问，如果只有一个人可以享受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详地度过自己的余生的话，这个人就是华盛顿。或许，正是以这种奇特的直觉——他以这种直觉总是能够抓住主要和次要之间的分别，让他从骨子里意识到，再担任一届总统意味着他将死在任上。退休使他避免了这种命运：这种命运可能确立一种带着终身君主制的味道的先例，让生物规律来结束他的任期。”由此来看，华盛顿与袁世凯的根本差别，当然不仅仅在于个人的品格和个性，更重要的还在于文化根基、价值立场和信仰背景。在袁世凯那里，东方文化没有为他提供彼岸世界的安慰，他只能通过对权力的攫取和占有来彰显自己的伟大；而在华盛顿那里，新教文明让他对“天上的生活”有了真实的渴望，他以自己的谦卑来荣耀上帝的伟大。华盛顿的“光荣的退休”，是对民主制度和宪法的一次深深的致敬，也是对造物主的恭敬与臣服。这一举动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埃利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他确立的两届总统任期的先例的过度沉迷，使得我们忽略了华盛顿自动退休所确立的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则，亦即，政府职位按常规应当超越任职者的寿命，美国的总统制与欧洲的君主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论总统是多么的不可或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可被摆脱的。”
“那一代”中的每个人都并非圣贤，他们也有这种自觉。智慧如汉密尔顿，却接受了论敌决斗的要求，结果在这场毫无意义的决斗中中弹而死，正当四十九岁的好年华；公正如杰斐逊，却雇佣枪手在报纸上谩骂亚当斯，结果那个臭名昭著的写手卡伦德后来转而攻击杰斐逊本人的私生活；刚强如亚当斯，在处理国务的时候却过分依赖于妻子阿比盖尔，使自己招致“夫人政治”的攻击；忠诚如杰克逊，却引用圣经中的话语来为奴隶制度辩护，认为在美国实施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恶”。另一方面，“那一代”之间的敌视至少不少于友谊，用埃利斯的话来说：“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的最高层人物之间的政治对话，实际上是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相互谩骂。”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事件也并非白玉无瑕：首都华盛顿的选址充满了幕后的交易、大部分国会议员都对奴隶制保持了沉默，政府残酷镇压了农民的抗税起义（而起义所依据的原则与独立革命是一致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先贤们人性的局限和缺陷，看到了他们在伟大背后的平凡、在远见卓识中夹杂的令人遗憾的短视。他们也发现了自己以及自己的战友们的问题，于是把对人的依赖转移为对制度的依赖。正是出于对人——即使他是伟人——的怀疑，他们创造了分权的制度。对此，埃利斯论述说：“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取得的成就是一项集体事业，这项事业之成功乃是那一代人的个性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所赐。他们的相互交往和共处产生了一种动态形式的平衡和平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中有哪个人是完美的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