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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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近年来虹影的小说创作日渐趋向于商业化，许多作品不复有《饥饿的女儿》的魅力，包括这本《K》在内。我把《K》仅仅当作一部“好看”的小说——当然它还有“为西方人而写作”的痕迹，这与虹影自身旅居海外的现实处境有关。《K》算不上一流的小说。但是，它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展示了一个生活在传统与革命交织的国度里的知识女性对爱情最大限度的寻求。我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惊讶于虹影居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三十年代的中国、再现了樱花盛开的武汉大学，那是一个大动荡前夕革命与爱情都在疯狂地生长的时代。我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丝毫没有想过要把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上的某些真实人物联系起来——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如此愚昧的读者。
如此愚昧的读者就是陈西滢和凌叔华的后人。我对所谓的“名人之后”一直不以为然——尤其在中国。这些人抱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想法，表面上是一副大义凛然的卫道者派头，实际上他们还是着眼于获取金钱、名誉和地位。在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这些后辈并不爱他们；甚至在“文革”之类的黑暗时代里，后辈们还“勇敢”地与之“划清界限”、甚至参与“揭批”。然而，时代背景一旦发生变化，当他们发现先辈也很值钱时，便又打着先辈的旗号招摇过市。他们垄断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对研究者进行千般万般的刁难。而研究者们一旦说出什么不利于他们先人的话，他们便暴跳如雷、“疾恶如仇”，并利用我国还不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对方死缠乱打。陈小滢女士为什么不好好过自己的生活，而要为父母“莫须有”的“名誉”而发起一场可笑的诉讼呢？小说与新闻是两个天壤之别的领域，怎么能够拿新闻的标准去约束小说呢？我对这种自以为是的“对号入座”感到可笑。我猜测，说到底，这些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的“名人之后”，不过是想通过官司获得一笔没有经过自己劳动的“精神损失费”。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精神损失”多来几次倒好！
另外，中国现代文学馆傅光明研究员的观点也让我莫名惊诧——他为什么对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如此反感呢？亏他还一辈子研究文学，怎么就不知道文学的生命就在于自由表达（包括对性的表达）？我读过虹影包括《K》在内的很多作品，丝毫不觉得有什么“淫秽”之处。虹影的小说中的确有不少地方涉及性描写，但作家显然不是为了写性而写性，她的作品与所谓的“色情文学”毫无关系。虹影笔下的性与苦难密切联系在一起，她在进行大胆的性描写的同时，也揭示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本质。在虹影的文字背后，有当代文学中不多见的悲悯和愤怒。这正是她最打动我的地方。虹影在《为什么我不能沉默》一文中说过：“饥饿是我的胎教，苦难是我的启蒙，在襁褓里因为私生子，我在法庭上被人扔来抛去，三十八年过去，有权者依然觉得权力滋味鲜美，而被牺牲者现在要讨个声音。”这正是支撑她写作的内在动因。她是一个有责任感和历史感的优秀作家，她在直面人性丑恶的同时，也在寻找疗救的希望；她崇尚性的自由，更渴求爱的照耀。如果说虹影的作品是“色情文学”的话，写《洛丽塔》的纳博科夫应该被施以绞刑了吧？我无法理解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傅光明为什么会说出如此“外行”的话来，他居然说“邪不压正”——能够如此轻率地用“邪恶”来形容一名作家吗？于是，对于傅先生“欲加之罪”式的观点，我只好认为是“淫者见淫”了。
戴着镣铐写不好小说——假如法律冒冒失失地进入文学领域，文学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当年，状告女作家唐敏并使之入狱的是地方恶霸，地方恶霸丝毫不理解什么叫“文学”；今天，状告女作家虹影并企图敲诈一笔巨款的却是所谓的“名人之后”和“著名文学评论家”，按理说他们应当懂得什么是“文学”，然而有知识、有文化的他们却做出如此愚不可及的事情来，真让人啼笑皆非。
后记：
就在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又读到了萧乾夫人、翻译家文洁若女士发表在《读书导报》上的一篇文章，题为《虹影为何要“借尸还魂”——案之我见》。此前，我读到过文女士的许多文章，对于萧、文两位老人对中国当代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也颇有体认。然而，这篇文章的观点我实在不能苟同。
首先，文女士大谈陈西滢、凌叔华如何了不起，然后认为虹影是想借名人隐私来炒卖自己的小说。其实，今天年轻一辈的读者，有几个知道谁是陈西滢、谁是凌叔华呢？最多知道有个被鲁迅骂过的陈源而已。如果从商业的目的出发，揭露陈、凌二人的隐私丝毫起不到“促销”的目的。
接着，文女士盛赞陈小滢是个“孝女”，她还“珍藏”着陈小滢的一封信，然后她写道：“我确信，孝女陈小滢准会打赢这场官司。”这就更莫名其妙了——官司的输赢是法律范畴的事情，“孝”与“不孝”是道德范畴的事情。难道如果一个“孝女”和一个“不孝女”打官司，我们可以不问法律的实质，而仅仅出于奖赏“孝”的行径，就判处前者胜利吗？文女士先帮陈小滢抢占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并企图以之来干涉司法的公正，温文尔雅间，却露出尖锐的牙齿来。中国社会以“孝”杀人已经几千年了，今日可休矣！
最可怕的还在后面。文女士写道：“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的《北京晨报》第三版用通版大标题刊登了这么一条消息：《青少年性教育刻不容缓——广州‘五一’期间竟有一百多名女生到医院做人流手术》……我马上联想到，不知这一百多名女生中，多少人受了这本《K》的影响。大陆的版本把台湾版那五万字‘诲淫’的‘英雄行为’删掉了，然而悄悄带进来，不是不可能的。就连删节的本子，也还保留着大量赤裸裸的性描写，青少年不受影响才怪。”她还引用了作家李国文批判“淫书”的杂文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并赞扬“写无耻文学之前，先得无耻起来”等乃是“警世箴言”。读到此处，我不得不严词以拒之。文女士的“联想”，真是超越了联想电脑的速度，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形容的那种“一看到超短裙就想到性交乱伦”式的联想。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批评骂王小波写“黄色小说”的老学者吴小如先生，现在又冒出来了文洁若女士、李国文先生等老前辈。我真想做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为什么老头老太太们如此厌恶、痛恨与“性”有关的文字呢？当然，你个人可以表达对性描写的厌恶和痛恨，但是我最反感的是文学批评的“警察化”——这一点我在《杞人何必忧天塌——驳吴小如》一文中已经有详细的论述。以我对年轻人的了解，那些去医院做人流的女生绝对不会因一本《K》而成为性解放的先锋，否则的话，《K》岂不成了比《红宝书》还要厉害的“精神原子弹”？她们的选择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动因。文女士自己也是作家和翻译家，不会不知道文学作品的能量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地步。一个读者难道会刚看完一本写性交的书就去找人滥交吗？文女士也太低估读者的智力了。另一方面，在今天的社会中，文学作品对青年人的影响已经远远不如电视、电影、网络和手机等。一部文学作品不仅不足以安邦立国，也难以“摧毁”青少年的意志和品格。文女士故意夸大《K》的可怕，是不是故意将作者虹影推到广大家长、老师和“受害的青少年”的对立面，使得虹影在“千夫所指”中被众人的唾液所淹没呢？
我想追问的是：谁有判决“淫书”的权力呢？不仅作家、批评家没有，即便是法院也只能在这里“缺席”——一旦“越位”，则可能给文学带来致命的伤害。昔日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做了不少类似的事情，教皇也为之而忏悔。当年，美国多个法庭判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淫书”，并禁止该书入境。如今呢？《洛丽塔》的艺术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家和普通读者所认识，并进入西方二十世纪百部文学经典的行列。回首当年那些法官正义凛然的判词，究竟谁遭到了历史的嘲笑呢？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
——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元旦的夜晚，我一边听中央电视台转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边读王开岭的新作《跟随勇敢的心》。王开岭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些伟大的心灵、一些伟大的著作，这些伟大的心灵和著作像星辰一样照亮我们，像火焰一样温暖我们，“他们是锐角，暗夜中最嘹亮和惊险的‘锐角’。像矛刺、像号筒、像钢钉、像蒺藜，锋芒所向、剑气所指，无不是黑夜中最黑、最毒、最凶、最险的东西……他们是诗人，是作家，更是斗士和良心；是知识分子，更是真正的爱国者和人道者。”我被打动了，我觉得书中的文字仿佛在与音乐会中最动人的交响乐一起呼应、倾诉、回旋和呐喊，与金色大厅一起闪烁和荣耀。《跟随勇敢的心》副题为“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而我一直以为，了解一个知识分子在阅读什么样的书籍、在咀嚼什么样的精神粮食，就可以洞察他拥有一颗什么样的心灵。这一次，王开岭没有让我失望。
当许多中国文化人都在煞有其事地呼唤“有体系”的、“原创”的“思想”的时候，王开岭却通过讲述索尔仁尼琴、奥威尔、加缪、伯尔、克里玛等作家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今天中国最匮乏的并不是貌似高深的“思想”和“学术”，而是直面现实、言说真相的良知与勇气。说出“常识”并不需要多么深奥的思想，却需要开罪于权力者的勇敢。对于那些“勇敢的心”，王开岭选择的是跟随而不是回避，是景仰而不是拒绝，是赞美而不是嘲笑。
是做“深水鱼”，还是做“浅水鱼”？是在黑夜中寻找光明，还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索尔仁尼琴把自己比喻为一条“深水鱼”、一头固执地去顶橡树的“牛犊”。黑暗是存在的，然而最可怕的并非黑暗，最可怕的是习惯黑暗并歌颂黑暗；镣铐就在身上，然而镣铐并非最痛苦的折磨，最痛苦的折磨是什么呢？“不能浮出水面，不能公开发表作品，不能用一支笔去影响周围的生活，尤其不能去影响成长中的青年一代——而是把他们白白拱送给敌人去毒化、去‘培养’——这是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深水鱼’们每天都遭受着的炙烤和煎迫。他们几乎听得见灵魂咝咝冒烟的焦糊味……”有多少中国作家会感受到这样揪心的痛苦呢？“多乎哉？不多矣。”
在同样的绝望中，中国诗人食指写下了《鱼儿三部曲》，其中有如下几句——
“当鱼儿完全失去了希望
才看清了身边狰狞的网绳
春天在哪儿啊，它含着眼泪
重又开始了冰层下的旅程”
食指疯了，索尔仁尼琴却目睹了帝国的崩溃。当圣火复活的时候，黑暗只好仓惶逃遁。石映照在《苏俄流亡者的复活》一文中写道：“俄罗斯为什么这么黑暗？现代极权统治如何轻易地就毁灭了这么伟大的国度？作为观光客的罗曼·罗兰说不清楚，研究权力异端的茨威格也说不清楚，它需要一批来自这个国度的真的勇士和警世者的努力，《日瓦戈医生》这样做了，索尔仁琴尼的《古拉格群岛》紧随其后，然后还有扎米亚京，他的流亡成果是《我们》。”确实，自由只属于那些有勇气追求自由和捍卫自由的人，自由从来不会自动降临到那些企图“守株待兔”的人身边。当年，在克格勃特务们阴毒的目光下，索尔仁尼琴义无反顾地宣称道：“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属于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那千百万人的命运，他们没来得及写完、低声说完、用喑哑的声音诉完监狱里的命运，和自己过于迟了的劳改营中的发现。”是的，他的笔就是一把铁锹，撬动了帝国用花岗石建造的基座。
在《跟随勇敢的心》中，若隐若现地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主题——“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个主题是由一个小故事引发的：苏联东欧的专制制度崩溃之后，在加拿大一所大学的课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询问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好奇的局外人大概想知道，这二十年的光阴大多数捷克人是怎样熬过来的？这位平时嘻嘻哈哈、性格活泼的女生先是一阵沉默，然后突然失声痛哭。这哭声引起了远在万里之外的王开岭的思索：是的，“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既是一道同贫困、饥饿、监视和各种威胁打交道的严峻生存课题，更是一记人格、尊严、良知面临诘问与挑战的精神性质疑，因为它还有另一层潜台词：“那时，你在干什么？”这是一场无法回避的问答。正像文革结束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的庆幸与尴尬：除了“受苦”，你还干了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无论是加缪《鼠疫》中那些侥幸的幸存者，还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生活在“老大哥”阴影下的人们；无论是写下了《不合时宜的思想》的高尔基，还是写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昆德拉……
与“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密切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留在祖国”。王开岭认为，对该问题作出了“最有力和最让人信服的回答”的是捷克作家克里玛。克里玛是这样说的：“我可以重复向她解释：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因为在这里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因为这里的人们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更因为我愿意继续写下去，作为一位作家更意味着紧密关注人民的命运，不能漠视它，应该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辩护……对国外能享有的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并没有参与创造它，因此也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正如我不可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