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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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我欣慰的是，二十多年之后，知青一代中的部分人开始了忏悔和批判。他们忏悔昔日的迷茫和软弱，忏悔一个时代的无知和罪孽；他们批判专制的暴虐和虚伪，批判一种思想的荼毒和腐蚀。他们由“青春无悔”走向了“青春有悔”。他们不是用文字来写作，而是用生命来写作。他们不是在创造文学，而是在保存历史。他们不再以“无知者无畏”而感到自豪，而正像一位组织集体上访的知青首领所说：“我想，我们将站起来，我们应该站起来，由此出发，走向新的生活，走向有人格、有尊严、有灵魂的生活，走向可以真实地说话真实地哭泣真实地活着的生活……”他们的回忆和写作就是这样一种可贵的尝试——撕开自己已经愈合的伤疤，不是一件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作为年轻一代，我愿意认真地阅读这些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息息相关的文字，在向这些作者表达敬意的同时，我更愿意将我的生命与他们的生命联结起来。
不再彷徨
——评画家旺忘望作品《擦肩而过》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鲁迅发表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集《彷徨》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在走向“现代”的道路上，一直处于“无地彷徨”的困惑和痛苦之中。在既没有“天上的灿烂星空”、也没有“内心的道德律令”的中国，紫禁城里的那把“龙椅”便兼两者的价值而有之。从古至今，少数的僭主们围绕着这把“龙椅”不惜“伏尸百万、流血成河”，而大部分民众则茫然地生活在“十步之外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里。今天，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们每一次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的选择，恰恰是一种最坏的选择。今天，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宣布：我们每一次克服艰难困苦而进行的“革命”，最后却导致了“反革命”的粉墨登场。我们依然没有走出《红楼梦》的“风月宝鉴”、依然没有走出《好了歌》的哀叹——“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中国还存在着“故乡”吗？中国人的“故乡”在哪里呢？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物欲横流”，另一方面却是“信仰饥渴”，“多”与“少”的背逆，怪异地纠结在一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基督徒画家、平面设计师旺忘望的新作《擦肩而过》堪称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最精妙的隐喻——在一条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上，在一辆汽车闪烁的后视镜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神奇的瞬间：穿着长袍的基督耶稣款款地向我们走来；而一个穿着背心短裤、身体强健的运动员却沿着相反的方向越跑越远。他们也许相遇过——在空间的意义上；他们依然没有相遇——在心灵的意义上。
显然，高速公路和汽车是二十世纪工业文明最突出的象征物。同时，它们也是一百年来中国人雄心勃勃要“超英赶美”的标志物。似乎只要中国拥有了比英美更长的高速公路、比欧美更多的汽车，就真正战胜了英美。与画面中的高速公路和汽车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那名长跑的运动员。在我看来，他暗示着二十多年来在中国本土畸形发展的“体育热”以及背后的“体育强国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体育现代化”是除了“四个现代化”之外的“第五个现代化”：当年，中国女排的“三连冠”就已经同“振兴中华”挂上了钩；某些人竭尽全力要制造这样一种逻辑思路、并向普通人贯彻之：几名运动员获得了金牌，就是全民族的胜利；体育领域的胜利，就是综合国力提升的表征。因此，继续推展开去，体育完全可以担当“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华表”。
然而，旺忘望却通过这幅作品作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回答。他认为，那个奔跑的运动员不仅背离了耶稣，也背离了爱；不仅错过了心灵对话的机会，也错过了生命重生的契机。其实，那个奔跑的运动员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都在不停地“追赶”的“中国”的缩影。他用这幅作品告诉我们：“午夜狂奔”和“午夜彷徨”一样都是盲目的，如果没有文化艺术和心灵这两个层面彻底的“除旧布新”，即使我们的高速公路越修越长、汽车越来越多、奥运会金牌的排名节节上升、足球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的根本问题依然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中国人依然无法真正告别“彷徨”的生命状态。是的，跑得快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在“南辕北辙”的话，速度的加快反倒只能导致错误的扩大。
作为一位基督徒艺术家，旺忘望以他卓越的艺术创造和真实的生命之旅，彰显了信仰与中国当代艺术之间的血肉联系。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旺忘望以“后现代”的反叛姿态开始了他的艺术之旅，他既反叛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反叛现代主义及其此前整个的西方艺术史。然而，在喧嚣与骚动之后，在惊世骇俗与自我放纵之后，他发现面前是一片“一无所有”的“荒原”。此后，是漫长的艺术的停滞、身体的放逐和精神的挣扎。当他意识到反叛不能实现艺术更新、审美也无法达成生命和谐的时候，他终于向真理靠近、向爱靠近、向神靠近，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世纪之交，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家和青年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而这一次的选择将不再是“无用功”，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所说：“当人感到处身于其中的世界与自己离异时，有两条道路可能让人肯定价值真实的前提下重新聚合分离了的世界。一条是审美之路，它将有限的生命领入一个在沉醉中歌唱的世界，仿佛有限的生存虽然悲戚、却是迷人且令人沉溺的。另一种是救赎之路，这条道路的终极是：人、世界和历史的欠然在一个超世上帝的神性怀抱中得到爱的救护。审美的方式在感性个体的形式中承负生命的欠然，救赎的方式在神性的恩典形式中领承欠然的生命。”旺忘望正是由“审美”走向了“救赎”，我们在解读他的作品时，必须将其放置在这段“信仰之旅”的脉络中才能“豁然开朗”。
旺忘望的选择，不仅是一种艺术姿态和文化立场的选择，更是一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的选择。他在这幅作品中揭示了当代中国与真理“擦肩而过”的现实，这是一种活生生的，这也是一种可怕而可耻现实。这是一个离心灵最远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离心灵最远的国度。“此时此刻”才“最危险”。学者范学德《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一文中谈到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帕斯卡尔对信仰的认识，帕斯卡尔说：“人们缺少心灵；他们不肯和心灵交朋友。”人们缺少心灵的标志是什么？这就是人一不能认识上帝，二不能认识自己。人若不接受耶稣为主，那么，他就不可能认识上帝；而人若不认识自己的罪，那么，他也绝对不可能认识他自己。人拒绝认识自己与拒绝认识上帝是不可分的，就像帕斯卡尔所说：“人不外是伪装，不外是谎言和虚假而已，无论是对自己也好还是对别人也好。他不愿意别人向他说真话，他也避免向别人说真话。”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长期以来都是“谎言共‘道德’一色，暴力与‘正义’齐飞”，法律成为金钱的奴隶，“底线伦理”不断被突破。我们每个人都在“心安理得”地过着“双重生活”，恰如帕斯卡尔所说：“很少有人是在谦卑地谈论谦卑的，很少有人是在贞洁地谈著贞洁的，很少有人是在怀疑中谈论怀疑主义的……我们在向自己隐瞒自己并矫饰著自己。”也正如旺忘望的这幅作品所显示的那样：我们都是“镜子里的人”。
这幅“擦肩而过”，其实还可以加一个副标题——“我们的精神困境与精神出路”。非常巧合的是，最近一位基督徒学者基甸也写了一篇题为《精神困境与精神出路》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谈及我的另一位朋友任不寐的学术转向和生命更新（与忘望有相似之处），他在读任不寐的相关文章时有这样的感受：“我一边看，一边深深地感动，为我们承受的精神痛苦而悲伤，为我们经历的精神苦难而在心里哭泣，也不由为我们的精神出路而祷告。”基甸继而谈到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对基督教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年轻文化人，他说：“我常常为他们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敏锐洞察和深刻透析而赞叹，也不断为他们在心里面深切地祷告——他们所谈的信仰问题，正是人类心灵对终极真理、对上帝、对‘十字架上的真’（刘小枫语）的恳切的寻找和呼求啊！以他们深刻的思想和思考，这种对于精神困境的‘危机感’我相信绝对不是‘为赋新辞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是人在‘没有上帝’的困境中发出的最真实、最基本的吁请神圣的呼唤。”我想，旺忘望、任不寐和我以及身边许许多多的朋友，都是“在路上”的旅人。这幅“擦肩而过”，与其说是在凸显一种触目惊心的事实，毋宁说是在发出旷野中痛切的呼喊：没有信仰的人生、没有爱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彷徨”之后，我们应当“告别彷徨”了，而“告别”的前提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信仰的力量的人、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我相信：当我们由“擦肩而过”变为“真情拥抱”的时候，我们也将拥有恒久而深切的爱。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何处寻找安慰？
——评摄影家周传荣的系列作品
我们必须尊重一片麦地，不是为了它自己，乃因为这是人类的营养。
——西蒙娜·薇依
在一个所谓的“读图时代”，摄影图片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从以《北京青年报》为开端的用整版篇幅刊登巨幅新闻图片，到以《新周刊》为代表的“时尚休闲类画报”成为阅读主流，摄影家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无比繁荣的“图片市场”。同时，柯达、富士、爱克发等国际著名胶卷生产商也开始赞助各类摄影活动，设置各种摄影奖项。这种“过度介入”，将作为艺术创造的摄影迅速纳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商业帝国”的体系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没有摆脱“泛政治化”和“权力崇拜”传统的中国摄影界，又面临着金钱的诱惑与招安。于是，在各种报章杂志上，在各类摄影展览中，我看到的是一幅幅没有灵魂的画面。摄影家们都热衷于描绘“朱门酒肉臭”，而竭力回避“路有冻死骨”；他们看到了城市里越来越高的大厦和越来越宽的马路，他们认为这些就是“现代文明”辉煌的成果，用镜头表现这些事物就是摄影家的责任。然而，我却遇到了一位“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摄影家周传荣，他有一双跟别人不一样的眼睛——更确切地说，他有一颗跟别人不一样的心灵。
最早，周传荣在江西拍摄自然风光和古老民居。后来，他来到“每一个空气分子里都渗透着金钱的气味”的广州，拍摄这个城市背后不为人所知的秘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广州的棚户区和贫民窟了，他在那些斑驳的墙壁和黯然的面孔上发现了城市的伤痕。终于有一天，有一个地方官员斥责他“专门拍摄广州的阴暗面”，他只好离开供职的报社，背着摄影包来到北京。几年来，他住在最破旧的四合院里，随着拆迁工程的实施，几经搬迁，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镜头。即便是那些几代居住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也没有他那么熟悉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周传荣说，他要记载下历史、记载下心灵、记载下这些“会说话的房子”。
当周传荣刚刚住进四合院一个没有暖气的小房子的时候，房东和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眼光注视着这个奇怪的外来者。他与他们的交流是从“厕所外交”开始的，在肮脏而拥挤的公共厕所里，周传荣与老人和孩子亲切地招呼和交谈，并把自己拍摄的照片给他们欣赏。于是，信任从厕所开始，老百姓们不仅不再拒斥他的镜头，而且自然而然地在他的镜头前欢笑、哭泣和诉说。日积月累，周传荣拍摄了数千张“北京胡同系列”的照片。在我看来，这些照片跟时下坊间流行的《老房子》之类的摄影图书具有截然不同的质地。我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呼吸和汗水，以及被拍摄的人物的哀伤和痛苦。对于正在消失的、一片又一片的四合院，周传荣的态度与那些装模作样地“痛心疾首”的“文化学者”全然不同。那些文化名人向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周传荣却每时每刻都与百姓们生活在一起，他学会了冬天怎样使用“土暖气”，也学会了如何从老鼠洞中抓老鼠，他真切地体会到这一切与“诗情画意”无关。对于某些文化名人来说，关心四合院的存亡是表达他们的“文化关怀”的最佳切入点；而对老百姓来说，无论在四合院里还是在高楼大厦里，他们最需要的其实是“安慰”、“尊严”和“爱”——这正是周传荣独到的发现：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失去安慰的城市里。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安慰，也没有要去安慰别人的意识。基于这样的视角，周传荣捕捉到了若干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受伤的老房子在流血，被漠视的老百姓在任由伤口溃烂，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安慰呢？正像海子所追问的那样：“天空一无所有，有谁给我安慰？”
在周传荣所拍摄的照片中，主角大多是“劳苦负重担的人”。他的作品中有“乞丐系列”、“民工系列”、“妇女系列”等等。他不愿拍摄财经报刊上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也不愿拍摄小资画报中那种刻意制造的浪漫，却愿意跟乞丐、民工、流浪者以及胡同里像“压伤的芦苇”一样的老百姓交朋友。他没有金钱，也没有特权，解决不了他们的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他至少还能用镜头来给他们惟一的安慰。一生尝试着像工人和农民一样生活的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伊曾经写道：“人类良知在这一点上绝不会改变。数千年前，埃及人就在思考，一个人在他死后其灵魂绝不会得救，假如他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