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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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眉娘仅仅是一个小说中的煽情元素，而没有自足的生命——尽管小说的开篇第一章就是“眉娘浪语”。
小说写眉娘与钱丁的“一见钟情”，花费了不少的笔墨：
“四目对视，目光如同红线，纠缠在一起。……两个人闪电般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如两条蛇纠缠着。彼此都使出最大的力气。他们的呼吸都停止了。周身的关节嘎嘎作响。……然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了他们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庄严的签押房里，没有象牙床，没有鸳鸯被，他和她蜕掉蚕壳，诞生出美丽，就在方砖地上，羽化成仙。”36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在语言暴力的乌托邦中迷失（6）
我不知道究竟“美丽”在何处，我也不知道莫言为什么要渲染这样的爱情。在我看来，惟一的可能就是迎合世俗的阅读趣味。而这种阅读趣味正是当代作家们培养起来的。作者与读者处于互动的状态之中。我在苏童、余华、叶兆言、贾平凹、陈忠实、王安忆等当代小说大家的作品中都读到了类似的“爱情”。无论是北方那粗犷的野蛮，还是南方那潮湿的靡烂，骨子里都是某种疯狂的性的欲望。这种性的欲望与权力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眉娘“爱”钱丁，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钱丁是知县，钱丁的权力能够给她带来好处。因此，与其说这是爱情，不如说依然是对权力的欲望。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爱情一直处于缺席的地位。
爱情是人类身上最接近神性的部分。爱情验证着人类的尊严，爱情显示着人类的高贵。有爱情的人生是永恒的人生，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爱情”是一种广义的爱情，我指的是人类爱整个世界的能力。
其实，中西文化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就是将爱情放置在不同生命的位置之中。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伦理和秩序，西方文化的根基是爱和尊严。圣经中的《雅歌》就是一首卓越的爱情诗：“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雅歌：八章七节》）在中国诸子百家的经典中，我们很难发现这样的阐述。西方能够诞生为了爱情放弃权力的国王和骑士，中国却盛产为了获得权力而抛弃爱情的懦弱的士大夫。在西方，爱情具有独立的精神价值，有没有爱情是衡量人是否幸福的标志；在中国，爱情却是等级秩序中无足轻重的附属品，爱情被排斥在男权世界的“成功观”之外。
即使在东方文化的内部，在这一点上，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也是大异其趣的。印度有泰戈尔这样歌唱爱情的诗人，但当泰戈尔来到中国的时候，却遭到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嘲笑，笑他天真，笑他单纯。然而，我在泰戈尔的作品中却发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最缺乏的因素。泰戈尔以爱为出发点，渴求人和神的汇合，企望人神合一而抵达理想的境界。他信奉“诗人的宗教”，其道德基础就是“爱”，爱人生，爱大自然，爱民众，尤其是穷人和劳动者。
泰戈尔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诗句：
“是的，我知道，这只是你的爱，呵，我心爱的人——这在树叶上跳舞的金光，这些驶过天空的闲云，这使我头颅清爽的吹过的凉风。清晨的光辉涌进我的眼睛——这是你传给我心的消息。你的容脸下俯，你的眼睛下望着我的眼睛，我的心接触到了你的双足。”37
“你以你的爱使我伟大，虽然我不过是许多随波逐流的俗人中间的一个，颠沛在世间浮沉无常的恩宠中。在古往今来的诗人呈献贡礼的地方，在拥有不朽之名的恋人，遥隔不同的时代互相寒暄问好的地方，你给我安置了一个座位。市集上，人们在我面前匆匆经过——他们绝对没有看出我的身体因着你的爱抚而变为珍宝，他们也不知道我的身体里怎样承载着你的吻，犹如太阳在自己的球体里，承载着神火儿永世普照。”38
然而，中国当代文学中我却很少读到这样健康纯朴的爱情。我不禁要追问：究竟是中国人失去了爱的能力，还是中国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惊心动魄的爱情？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过美好的爱情。《诗经》的爱情、《孔雀东南飞》中的爱情以及梁祝的故事。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作家放弃了对这种纯粹的爱情的寻找、发现和书写。在张艺谋的电影中，我没有发现过美好而纯洁的爱情。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他最得意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残酷和血腥。他甚至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改编成芭蕾舞上演。据说，在票房的意义上，这出芭蕾舞剧在中外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除了让张艺谋发了大财之外，只能证明他丧失了阐释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必要的前提条件。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莫言的问题与张艺谋极其相似。在《檀香刑》中，我发现所有的人物都是人格扭曲、缺乏爱的能力的人。我认为，不是不可以塑造这样的人物，更为关键的是作家采取何种态度来塑造。加缪写《局外人》，也是写一个丧失了爱的能力的人，但是作家本人的价值立场十分清晰：加缪认为，他要在没有温暖的世界上点燃一堆柴火，他要在没有爱的生命中加入爱的催化剂，他要在阳光消失的夜晚讴歌那“地中海的阳光”。
另一方面，文学是不是只能描写现实生活中那些畸形的、扭曲的、邪恶的感情和欲望？即使现实生活中没有那种美好的爱情形态，文学家是否有责任、有使命来为我们创造？正如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不论大海还是荷马——只有在爱情中持续”，假如现实生活中没有了爱，文学中也没有了爱，我们的生存质量就必定会降低到一个极其可悲的地步。当文学家和诗人也丧失了爱的能力以及描写爱的能力，我们还有希望吗？
阅读《檀香刑》的时候，我想起了当年轰动一时的顾城杀妻并自杀的事件（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的顾城迷在为杀人犯辩护，同时把责任推卸到谢烨或者英儿的身上）。我发现，那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如果我们继续目前的生活、我们继续目前的写作，类似于顾城那样的诗人还会出现，类似于顾城杀妻并自杀那样的事件还会上演。
文学高于生活。像《檀香刑》这样平行或者略低于生活的作品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它绝不是第一流的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像《檀香刑》这样的作品已经多得数不胜数了。然而，在新一届的茅盾文学奖的第一轮评选中，《檀香刑》却以全票名列榜首。我不得不怀疑名单上那些名声显赫的文学评论家们的审美趣味、知识结构和价值立场。文学评论家朱大可指出：“莫言是农民流氓英雄的孜孜不倦的歌手，他的言说成为贯穿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线索，帮助我们窥视文学的秘密进程。”3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言及其创作提供了文化史的重要资料。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极端缺乏并深切期望的是这样一种文学——唤醒人类身上残存的神性、挽救人类身上堕落倾向的文学；将爱、同情和悲悯贯注到我们生活中，将阳光、火和露水投射到我们生命中的文学。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这样的的方式生存在永恒之中。有关于阳光，它也许是不朽的一种反映，是‘持久’，是一种以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使得你不能察觉的持久。”40
注释：
1《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见摩罗《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48页。
2莫言《后记》，《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3页。
3莫言《后记》，《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6页。
4莫言《后记》，《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7页。
5《莫言与〈檀香刑〉》，参见李潘《真不容易》，西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81页。
6《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359页。
7《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462页。
8参见《酷刑：人类的自我摧残》，包振远、马季凡编《中国历代酷刑实录》，第140…141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9《莫言与〈檀香刑〉》，参见李潘《真不容易》，西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78页。
10转引自贝尔纳—亨利·雷威《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83—284页。
11《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见摩罗《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49页。
12《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见摩罗《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50页。
13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4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5葛红兵《对“9·11”的叫好声体现出现代化思路中的问题》，见《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春季号，149—150页。
16学者王学泰认为，一千年以来，对于民间和下层社会影响更大的乃是广泛流传的通俗文艺作品。它仿佛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体现游民的思想意识的文艺作品必然是暴力文化的一部分，例如《说唐》那样的通俗小说，以气力和武艺排定“天下第一条好汉”至第N条好汉，第一条好汉李元霸面对一百八十万军马，打开一条血路，双锤到处，纷纷落马，个个身亡。元霸犹如打苍蝇一样，把隋朝将士打得尸山血海。这种对暴力的张扬，对民间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且是负面大于正面。有人说，三教（儒、释、道）之外，还有一教，这就是“小说教”（钱大昕语），从影响面来看，的确不错。“小说教”与“三教”倡导非暴力不同，它鼓吹暴力至上，可以凭借它解决一切问题。参见王学泰《关于“暴民”问题的几点思考》，《东方文化》，2002年第3期。
17霍桑《古屋杂忆》，见《蜉蝣：人生的一个象征》，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0—21页。
18勒内·吉拉尔《替罪羊》，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268页。
19《酷刑：人类的自我摧残》，见包振远、马季凡编《中国历代酷刑实录》，第5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20《酷刑：人类的自我摧残》，见包振远、马季凡编《中国历代酷刑实录》，第5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21《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498页。
22《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499页。
23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7页。
24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7页。
25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7页。
26勒内·吉拉尔《替罪羊》，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225页。
27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6页。
28勒内·吉拉尔《替罪羊》，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185页。
29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379页。
30张鸣《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见《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薛君度、刘志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39页。
31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0页。
32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1页。
33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10页。
34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11页。
35张鸣《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薛君度、刘志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45页。
36《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176页。
37泰戈尔《吉檀迦利·59》，《泰戈尔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5页。
38泰戈尔《游思集·11》，《泰戈尔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22页。
39朱大可《“色语”的书写时代》，见《东方杂志》2003年11期。
40见《我们选择的前途——二十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向全球公众推荐的文字》（上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