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童年被用来换取名誉，那么拥有名誉之后，又用什么来换取童年呢？
欲说还休的“语文”
在中学语文教育逐渐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的今天，一套《新语文》读本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横空出世。这套读本从文化价值、教学理念到编排方式、选文标准都与传统的“语文”课本迥然不同。作为编委之一，我负责西方文学部分内容的编写工作，我希望这套读本能给孩子们提供崭新的文化资源，能帮助他们熟练地运用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念中学的时候，几乎没有认真听过几节“正统”的语文课。我看重的是个人的审美、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和个人的尊严——文学理应承担赋予人类这一切美德的任务。尽管我们的语文教育是那样的糟糕，但我幸运地遇到了几位伯乐式的语文老师，他们发现了我的天赋，并决定对我“网开一面”——特许我上课时阅读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籍，甚至还借了许多书籍给我阅读。八十年代那些思想解放运动中凸现出来的著作，几乎都是在中学时代接触的。而我的语言感觉和思想能力，正是在长期的“随便翻翻”中形成的，跟那套老掉牙的教育部“统编”语文课本毫无关系。语文课堂上的语法分析、划分段落、概括中心思想，在我看来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很多年过去了。我也进入了“作家”的行列，在诸多中学阅读教材和补充读物中也出现了我的文字。有一次，在一本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上，我偶然发现自己的一篇文章被选用来作为“现代文阅读材料”。一开始，我还感到十分荣幸，后来发现文章后面出了十道“阅读题”：诸如划出原文中的一句话来，询问“作者的本意是什么”，下面列有四个备选的答案。我尝试着做了一遍，题目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我写文章的时候也没有消耗这么多的智力和精神。好容易答完了题目，我再对照后面的标准答案，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结果十道题全部都做错了！看来，那位出题的语文老师比作为作者的我更了解“作者的本意”！
这就是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乏味的课文、割裂的教学方法、强迫性的死记硬背……使得大部分中学生将语文课看作是最可怕的课程。同时，语文课本中还传播着若干错误的信息和观念，诸如太空中能看见长城、大英博物馆中留下了马克思的脚印等等。假话和谎言充斥着语文课本。因此，很少有学生热爱语文课的，除非他也跟我一样幸运，遇到了有慧眼的语文老师。然而，即使在这种老师教得苦不堪言、学生学得叫苦连天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人拼命地“捍卫”中学语文教学的旧有模式。如果说某些已经习惯旧有教育方式的老师和圈内人士的“保守”还有值得理解之处，那么另一些人士对变革的恐惧就让人感到莫名惊诧了——在复旦大学开过文学课的女作家王安忆，就是这群“无名的恐惧者”之一。王安忆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访谈中说，应试教育是一种通才教育，它没有培养一个作家的义务。她对韩寒这样脱颖而出的少年作家不以为然，“现在的新概念作文完全否定学校的语文教育。在这同时，有些小孩退学不学习，去写小说，得到出版商的炒作以后，他们居然成功了。更加证明了语文教育的不对和落后。事实上暗合了一些孩子的漠视语文的心理。因为整个语文水准的下降，所以他们的教养都很粗鲁。”
韩寒的暴得大名和新概念作家比赛的取向固然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王安忆为什么要奋力支持漏洞百出、僵化陈旧的中学语文教育——这种教育能造就“有教养”的、“不粗鲁”的新一代来吗？王安忆的子女大约也正在接受中学教育，她有没有询问过子女的感受呢？有论者如是质问王安忆说：你在自由宽松的大学课堂谈经论道，却对死板狭隘的中学语文指手画脚；你的学生时代是在动乱岁月中度过的，是丰富的生命阅历让你成为优秀作家，你却对折磨学生的应试教育给予充分肯定，这不正像故意给后人指错道路的向导吗？“于己不欲，勿施于人”，自以为聪明的王安忆女士居然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语文教育呢？一九七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腊诗人奥·埃利蒂斯在谈到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我表达人的生活，但我不能依照那些易于识别的因素来贬低语言的尊严。也许人们关心一些由词汇、字眼、一些由这个作家的常用意想构成的所谓个人特征，但我希望人们能够更关心这位作家的内在精神。”而在谈及自己的启蒙教育时，他这样说：“最初，我受到的一个有益的教育是：学会把现实正确的讲出来。用声音把现实说出，像麻雀说出黎明那样。我一生中感到幸福的事之一就是，我生活在荷马的故乡——它隐藏着一种极乐，一种庄严，它们完整无损地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当让孩子们体验到这样的快乐和幸福，因为文学是让人快乐和幸福的。我们应当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美，因为文学是美的载体。我们应当让孩子们产生对母语的亲近和热爱，如果语文教育达不到让年轻一代熟练使用母语的基本目的，这样的语文教育难道不是失败的吗？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作文岂能“爆破”？
我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则“暑假作文班”的招生广告。小小的一个豆腐块，眉飞色舞地写着：“作文研究所所长、《郑北京爆破作文》（北京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发明人郑北京老师亲自讲授爆破思维，训练学生‘快速审题’、‘快速构思’、‘快速行文’、‘快速修改’等综合写作能力。”读着这些文字，我忍俊不禁，简直以为是一个愚人节的笑话——然而，它又不是一个笑话，它是一则真实的广告。有多少孩子、多少家长会信以为真呢？
也亏得郑北京先生“异想天开”，在他那里“作文”居然是可以“爆破”的。我猜想，郑北京当老师之前，一定是工兵连的一名优秀士兵。当了老师之后，他依然将学生的“作文”教育等同于士兵的“排雷”训练。我猜想，“爆破”这个词郑北京他挖空心思想出来吸引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据说，今天讲究“眼球经济”——在广告业中，谁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谁就算是取得了成功。那么，郑北京先生使用的广告术语显然是成功的：在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中，“爆破作文”倒也让人耳目一新。
的确，在今天的校园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写作文是一件最痛苦不过的事情。我的一个小侄儿就曾经对我说，他宁愿演算一百道数学题，也不愿写一篇作文。学生们为什么会视写作文如受刑和吃药、以至于一听说要写作文就“两股战栗，几欲先走”呢？在我看来，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不能在作文中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他们没有体验到母语的美。长期以来，老师都在教孩子们在作文中说假话、说谎话、说空话和套话。作文与现实人生不仅不是交融的，而且是对立的。说假话、谎话、空话和套话，对于纯真的孩子们来说，难道不是一件难受的事情吗（许多成人则已经习惯了）？但是，高考要考作文，谁也躲不开。面对这个让大家都感到头痛的难题，如果谁能提供一个瞬间就达到“爆破”的速成方法，学生们岂不要高呼万岁？
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人没有翅膀，即使鸟儿向人类讲述飞翔的感觉，人又怎能体会到呢？同样的道理，写作完全要靠自己长期的积累、思考、实践和摸索。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写作的难题决不可能用“爆破”的方法来解决。写作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在写作能力的背后，还有语言能力、观察能力、思想能力等等。正如胖子不是一天就能吃成的，文章也不可能在几天或几个课时里就能写好。作文跟数学最大的不同就是，作文没有“定理”和“模式”，无法“按图索骥”；而数学题尽管千变万化，但百变不离其宗，最后还是可以还原为几个最简单的公式和定理。我从来没有寻找过什么写作捷径，我费的是全部是“笨功夫”——对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的阅读、持之以恒地写日记以及不断地“异想天开”，久而久之文字功底才扎实地奠定起来。之后，还要有情感表达方式的选择和思想观点的锤炼。当年，在走进高考的考场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快速审题”、“快速构思”、“快速行文”、“快速修改”之类的训练，我依然轻轻松松地完成了考场的作文。而且，我的考场作文是当年四川省数十万份考卷中仅有的几篇满分作文之一。那些接受过郑北京的“爆破作文”训练的学生，作文真的就能够写得比我还好吗？我很是怀疑。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那些讲述“速成”的“作文作法”和“文坛登龙术”的书籍，都是一文不值的垃圾。读着郑北京先生打出的“暑期作文班”的广告，我在一笑之余，又感到十分愤怒：用一堆垃圾来骗取孩子（其实是家长）的钱，这样的行为比起当街明火执仗的抢劫来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其行为之恶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郑北京所“总结”的一大堆口诀，不仅不会有任何实际的作用，反而会让孩子们陷入更大的混乱和迷惑之中。郑北京戴着“发明家”的大帽子，干的却是极其卑劣无耻的勾当。我不相信经过他的“爆破训练”，孩子的写作水准就能够直线上升。真能如此，郑先生还可以继续开办一家专门生产“作家”的加工厂，更能让财源滚滚来。然而，郑北京先生真有教别人写作文的资格吗？我愿意跟郑北京先生来一场“作文擂台赛”。我有充分的把握相信，在有限的时间内，他本人也未必能够写出一篇文从字顺的作文来，更不必说这篇文章要有思想、有真情了。
郑北京先生的小把戏，趁早可以休矣。郑北京固然可恶，刊登广告的《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这难道不是公然刊登虚假广告吗？虽然按照广告法的规定来判断，刊登这类广告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属于“打擦边球”。从另一方面看，能够在《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发行量巨大、广告费用昂贵的媒体上发布广告，足以说明郑先生已经捞到了大笔的不义之财，他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他需要在媒体的吹捧之下进行新一轮的“腾飞”了。对此，我不禁要追问：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媒体是否应当出卖起码的良知和基本的真实呢？在我看来，《北京青年报》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助纣为虐。
除了郑北京的“爆破训练”之外，最近市场上还推出了所谓的“快速作文软件”，该软件的发明者比起郑北京来又更上了一层楼。据说只要输入几个关键的字眼，比如“描写老师”，在几秒钟之内，一篇中规中距的描写老师的作文就像流水一样流淌出来了。
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最恶劣的事情，只有更恶劣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低估骗子们的丑陋。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锦州市某小学生在饭店里设生日宴，专门宴请班上“中层”以上的班干部；长沙市一个小学生当上了管七个人的“小组长”，被“手下”请吃肯德基；北京市某小学的老师，因为要求任命自己的孩子当干部的家长太多，干脆任命两套班子，每隔一周轮换一次。当我看到这一则则的消息时，不禁感叹：“官”的威力，已经由“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成人世界，蔓延到一颗颗幼小的心灵之中。
长沙市那位学生的父母特意跟到肯德基店去，悄悄观察女儿如何接受宴请。只见几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正在给女儿敬饮料，一个个“组长、组长”甜甜地叫个不停。女儿端坐在一边慢慢享用，矜持地接受同伴们的碰杯，完全就是一副了不起的“领导人”的气派。小女孩那种陶醉的快乐，不亚于在大会上做报告的大领导。回到家里，女儿神气十足地告诉父母说：“当上小组长好处可多了，她们会送我吃的，还有礼物，就像原来我给组长、班长送玩具一样。”大有“想不到我也有今天”的英雄气概。后来，这个女孩的父母去询问另外的几个孩子：“你们为什么要款待小组长呢？”这几个孩子毕竟还是孩子，还没世故到睁着眼睛说假话的地步，她们都抢着回答说：“小组长管收发作业和考勤等，权力可大哩。平时我们跟组长搞好关系，关键时候就她就会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既然连一个小女孩都会如此地迷恋权力，我们就很容易想像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朝拜和阅兵的伟大领袖的心态。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我不妨再引用一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孩童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班干部”到成人世界中的最高领袖，如果没有制度的监督和约束，人性固有的缺陷无法抵抗权力的侵蚀。在一个权力被权力者随心所欲地运用的社会里，人的尊严和价值与他的创造力无关，而只能由权力来界定。获得权力之后，不仅可以翻天覆地地改变自己以及亲朋好友的生活，乃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能够肆无忌弹地去干涉、左右别人的生活，以无权力者为奴隶。鲁迅在《阿Q正传》在生动地描述了阿Q对权力的理解，那就是将赵太爷家的大床般到土谷祠里，那就是“想要谁就是谁”——不仅是吴妈，连小尼姑也不放过。所以，他会拥护“革命”，“革命”能够给他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和地位。阿Q这一人物，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的写照，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活着的阿Q。我们这个民族患上了严重“权力饥渴症”，权力成为我们最执著的信仰。
昔日，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威风时，一个稍稍含蓄地表示“大丈夫当如是也”，一个则赤裸裸地宣布“我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