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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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威风时，一个稍稍含蓄地表示“大丈夫当如是也”，一个则赤裸裸地宣布“我可以取而代之”。此后，“刘项见始皇”便成为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条件反射”。大家都在做着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梦——帝王梦。当帝王不得，则退而求其次，做“升官发财梦”。数千年来，中国人生命的终极意义都寄托在“当官”这两个字上，中国知识分子读完四书五经之后也只记得一句话“学而优则仕”。当年，范进梦寐以求通过科举考试当官，屡试屡败，穷困潦倒。连岳父胡屠夫也瞧不起他。最后，当范进得知中举的消息后，顿时就高兴疯了。为什么他会乐极生悲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中举”必然意味着这样一个无比简单的事实：自己一步就从地狱走进了天堂，从一个无权者蜕变成了一个有权者。于是，昔日飞扬跋扈的胡屠父顿时在“文曲星”女婿面前吓得抬不起头来。我在《儒林外史》中真切地看到，一套冷酷而腐败的官僚制度，如何一点点地吞噬掉人的尊严和品格、如何一点点地将卑鄙和阴险等邪恶的东西塞进人的心灵。然而，就在我所生活的现实之中，每天都在发生着比《儒林外史》更为触目惊心的事实。
学者波斯特曼在《童心的泯灭》中写道：“我们的孩子比过去任何时代的孩子消息都更灵通，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孩子变成了大人，或者至少近似大人。这意味着，由于人们使孩子得到成人知识的果实，而把他们逐出了儿童的乐园。”显然，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孩子的心灵状态比波斯特曼所描述的要可怕的多：中国的孩子已经不仅仅是“早熟”的问题，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成人世界扭曲的“游戏规则”，他们主动迎合官僚制度的“话语规则”。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我们孩子们也在精心地建构着他们的“准官僚”体系。
在中国的中小学里，最糟糕的一种“建制”就是数十年一贯的“班干部”制度。这套制度导致了在老师、家长和学生三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循环和交易圈”，人为地在平等的孩子们当中制造了不平等。一大批从小就官气十足的孩子脱颖而出。从小学到大学，这部分“准官僚”逐渐掌握了权谋术和厚黑学，成为“人上人”。而在美国的中小学里，从来就没有“班干部”这一说法。每个学生都是独立、自主、平等的生命个体，每个学生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界定。诸如收发作业、记录考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是由大家轮流来分担。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权力”的话，那么它从来不会由某人固定地占据和享有。在学校里，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不是“人管人”、“人压迫人”、“人监督人”、“人讨好人”、“人嫉妒人”，而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得到伸展，每一个人的人格都得到呵护。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民主和人权的思想从小就被根植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这一价值观就会像一棵树一样逐渐壮大和茂盛。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自然也就成为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和促进力量。
然而，中国的孩子们却都是“班干部”制度的受害者，他们从小就呼吸着有毒的空气，他们从小就被纳入看不见的权力体系之中。后来，他们自己也参与到散布这种有毒空气的行动里去——当“官”的孩子颐指气使，当“老百姓”的孩子则忍气吞声。小时候是如此，长大了以后自然也如此，而且会变本加厉。这是一种怎样的恶性循环啊。
官僚社群的恶习弥漫在校园里：今天的小学生们，完全可以充当成熟的演员，演出一幕幕昔日只有大人才会操作的“官场现形记”。看看电视屏幕吧，八九岁的小学生也会流畅地对着话筒说“欢庆香港回归”、“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党的政策就是好”之类的“官话”。他们用一种拖腔拖调的童音——也就是“大人们”所假想的孩子“应当”的说话方式，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孩子是这样说话的——言说着两种早已凝固的、模式化的话语，一种是“人民日报社论话语”，另一种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话语”。说这两种话语的时候，孩子们都是一脸严肃认真、义正词严的神情。他们提前长大了。虽然他们的内心并不知道什么是“党”、什么是“香港”、什么是“奥运会”，但他们却明确地知道：说这些话一定能够得到大人的鼓励和奖赏。大人们教孩子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大人们以为自己控制了小孩子；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揣摩大人的心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孩子们也在利用着大人，这是一种透骨的世故。
当年，鲁迅呼吁“救救孩子”；但是，我却认为，在“救救孩子”之前必须先“救救大人”。因为戕害孩子的恰恰是大人。如果大人们更新游戏规则和精神结构，那么“救救孩子”永远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真假文凭与信誉社会
日前，香港股民拟集体入禀美国和加拿大的法院，控告电盈主席李泽楷谎报学历，误导投资，并要求追讨赔偿。据一名电盈小股东组织负责人透露，有关组织已经成立，计划最少吸纳一百名电盈小股东加入，如果数量足够，他们将在美国或者加拿大提出诉讼，争取赔偿。他声称，他们当初选择电盈是基于李泽楷的背景及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士学位。但是，当李泽楷在斯坦福大学尚未毕业的事情暴露出来之后，他们有一种被误导的感觉。他们认为投资人受到了故意制造的虚假信息的误导，因此必须获得赔偿。
自从电盈宣布二零零一年亏损达六十九亿美元之后，其股价一路下跌。此次事件，对李氏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我认为，尽管李泽楷名誉扫地，但大部分香港人有福了——香港有充分的新闻舆论和获取信息的自由，即使是神通广大、财富可以买下小半个港岛的李氏家族，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地控制媒体和防民之口。无论机关算尽，真相总会水落石出，而谎言终究会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重视个人信誉的社会里，对于像李泽楷这样拥有上市公司的商人来说，弄虚作假将直接导致个人信誉的丧失和公司股票价格的下跌。一旦你说了谎，你的信誉就受到伤害，你的公司就遭到怀疑。于是，铁面无私的惩罚立刻就降临了。
无独有偶，美国奥委会主席桑德拉·鲍尔文也是因为假学历丑闻的暴露，不得不向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奥委会总部正式递交辞呈，并表示立即生效。六十二岁的鲍尔文在两千年年底成为美国奥运历史上百年来的第一位奥委会女主席，任期四年。二零零二年二月，在盐湖城冬奥会期间，她又因其美国奥委会主席身份而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鲍尔文的辞职也将自动失去其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包括她数月前刚担任的国家奥委会联合会副主席的职务。
鲍尔文在声明中说：“为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局，我将为我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切责任。”她的假学历丑闻的透露纯属偶然。她数周前的一次演说深深地打动了其科罗拉多州母校的学生。其中一人因此想为她撰写人物特写，结果却发现她的学历背景原来是假造的，从而引发了让鲍尔文“遗憾余生”的丑闻。鲍尔文不得不承认说，她的生平介绍中的学历是不准确的。而按照其官方介绍，鲍尔文在一九六二年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并获得英语学士学位，随后在一九六七年获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事实上，鲍尔文只在科罗拉多大学呆了两年，并于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亚利桑那大学，而且根本就没有完成她的论文答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这是涉及名誉的最大决定，无论对于美国奥委会还是奥林匹克运动都是一大损失。”他说，鲍尔文的辞职不但将自动剥夺她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同时也包括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李泽楷和鲍尔文都为他们的造假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相比之下，假文凭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中国大陆，无数的官员和老板们都拿假文凭四处招摇，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当年，因贪污罪而被处死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拥有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文凭。然而，这名高级官员没有在北京大学念过一天的书、也没有撰写过一个字的论文。那么，他的文凭是怎么搞到手的呢？作为大陆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又是如何给他颁发毕业证书的呢？随着胡长清一命呜呼，此事再无下文。“商界奇才”吴征的假文凭事件则更让人愤怒：虽然各种证据已经非常确凿，但是吴征依然有恃无恐地威胁揭露真相的人士。同时，也没有任何部门向他亮起“黄牌”乃至“红牌”来，他依然过着无比逍遥的日子。与李泽楷和鲍尔文相比，胡长清和吴征们显然更加聪明、更加无耻、也更加安全。
胡长清因为贪污罪而被顺带地揭露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北大学历的丑行，而那些还没有被揭露出来的官僚和老板究竟有多少呢？在某些所谓的“人大选举”中，公布了部分官员的简历。简历上从“学士学位”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闪闪红星，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我，每年都有大量的中高级官员到学院里来混文凭，他们不听课或者只听很少的一点课，他们不写论文或者命令手下的秘书代写。他们轻轻松松地就获得了学位，比起多年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们来，官僚们既省力又省钱：年轻学子们在高等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的今天，一般靠父母的支持来支付昂贵的学费，如果不幸生长在贫困的农民家庭中，为了完成学业简直就要砸锅买铁了；而官员们却能使用“公家”的钱来上学，不仅由“公家”支付学费，而且念书期间工资照领，还美其名曰“终身教育”。有鉴于此，我建议富可敌国的李泽楷先生和位高权重的鲍尔文女士：与其提心吊胆地虚报文凭，模仿大陆的官僚和老板们的做法：或者到北大和清华这类的“名校”去买一份文凭，硕士、博士由你挑选；或者到海外搞一张“克莱登”的文凭和学位证书。这样的话，至少你们可以瞒天过海，也不至于因为一张小小的文凭而沦落到股价崩溃和黯然下台的下场。
大陆假文凭的畅通无阻，正说明真正的“信誉社会”远远还没有建立起来。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认为，像“信任”这样的道德准则其实也是经济准则。我们不能把经济生活从文化生活中剥离出来。在一个时代，当社会资源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时，只有那些拥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构建一个稳定、规模巨大的商业组织，以应对全球经济的竞争。一个充斥着猜忌和怀疑的社会，一个虚假比真实更理直气壮的社会，可能维持某一特定时刻的利益但最终无法建立起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最后只能走向衰败和崩溃。
福山认为，那些最低限度的信任和诚实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它们已经渗透进日常经济生活当中，而且对经济生活的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举例说，人们能不能不付钱就离开饭店或者出租车呢？不能，因为这样做是违法的，人们一般因害怕被抓住而不敢这样做。但是，如果他们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知道使收入最大化，而不受非经济因素如社会习俗或道德准则的制约，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每次进饭店或乘坐出租车时都会算计是否能不付钱而溜之大吉。如果欺骗的代价（比如尴尬或较轻微的法律纠纷）比期望的利益（一顿免费餐）要高，那么这个人选择诚实地付账；如果低，则选择溜走。假如这种欺骗越来越普及，商业机构将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可能要专门派一个人守在门口，确保没有付账的顾客无法离开饭店，或者预先要求顾客押一定现金。福山所鄙视的这种现象正在我们这里公然发生着：由于假文凭的泛滥，真文凭也丧失了应有的价值。不久前在媒体上闹得热火朝天的哈佛博士学历的真伪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如果是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对真假的辨认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然而，媒体和公众却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验证其真实性。这样的社会能够以较高的效率运转吗？这样的社会能够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吗？
当胡长清和吴征的遭遇与李泽楷和鲍尔文一样的时候，就说明中国在建立“信誉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交大招生黑幕与网络时代的阳光
假如没有网络的话，上海交大的“招生黑幕”，一定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上演完了。然而，对于那些幕后的“黑手”们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网络这样一个新冒出来的揭露“黑幕”、主持正义的“侠客”。网络像一道光照亮了幕后的那些肮脏的交易。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一种名叫“代号红色”的病毒感染了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中心的服务器，校园网无法与公网连接，学生们只好在校内局域网上闲逛。教务处的代码就是“jwc”，那份没有设密码的招生“机动指标讨论材料”被学生轻易获得。精通网络技术的“好事者”将这份材料从交大的局域网里“宕”出来，贴在交大“饮水思源BBS站”的快讯版上，二十分钟后被版主删除。但是，“消灭信息”已经不可能了，它立即成为当天十大热门帖子之一。随后，这份资料像野火一样在网上蔓延，扩展成为一种“公共信息”。
这份材料分为“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二零零一年上海生源百分之一百二十内部讨论材料”、“二零零一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二零零一年录取中必须保证专业情况及处理结果汇总”等六项，每项又包括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学校加分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