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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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等栏目。花名册中仅上海生源一项，就有十一人的考分低于交大的投档控制线，另有低于交大理工科投档控制线的十三人报考了工商管理和国际金融与贸易专业。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每个陌生考生背后还有“委托人”与“委托机构”的名单，名单中涉及了六十八名个人和十个机构的真实名字。这些“委托人”当中，既有市里的政要，又有教育部的官员和当地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既有两院院士，也有企业老总等重要人物。考生与“委托人”的关系多为亲属，如子女、侄、甥。
当《南方周末》记者到交大校长办公室采访的时候，交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蒋宏告诉记者，此事“正在调查之中”、“这件事事关重大”，他们正在研究向教育部汇报。同时，他又颇为“委屈”地告诉记者，这种花名册不仅交大一个学校有，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交大的官员虽然承认了名单的真实性，但仅称之为“工作记录”。他们一方面坦承交大的招生工作“有错误”，另一方面却表示今后要管理和使用好网络，至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披露”原则，则“有待解决”。
高考被认为是当今中国最具公信力的考试，所谓“高考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不公正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考试过程中的作弊现象日趋严重，近年来，媒体披露了某些地区考生、老师乃至教育管理机关相互串通、集体作弊的可耻事件；但是，招生过程中的黑幕却一直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们也一般忌讳莫深。在小百姓们看来，招生过程封闭而神秘。殊不知，这种封闭和神秘是“相对”的，某些特殊人物能够自由出入由武警把门的招生场所，并将一大叠“条子”直接送到具体负责经办的人员手上。这些情况从来只在人们的口头上传说着，传统媒体都避而不谈——要知道，能够往招生现场送进“条子”去的，显然不是我们老百姓，而是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大人物。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呢？
终于有一天，网络开始挑战黑幕。“交大丑闻”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网络最大的特色就是透明，网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黑暗。我感谢那个最初将消息透露到网络上的人士，他是一个网络上的“罗宾汉”。他虽然孤身一人，却将一个庞大的黑幕揭穿了。让我高兴的是，人情、关系和权力交织起来的一张传统的“网”，却遇到了另一张更大的“网”——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有多少的金钱，你都不可能绝对地控制网络上迅速传播的言论。
然而，我无法理解的是，交大的官员虽然承认材料属实，却没有明确表示校方将如何处理此事。交大校方会不会给广大网友及更多的考生和家长们一个明确的交待呢？迄今为止，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我仍然没有听说过什么人因此而受到相应的惩罚。相反，那些通过走后门进入交大的“贵族学生”们，依然还在交大的校园里逍遥着。交大的官员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得的惟一的教训就是：一定要管理好网络，网络上只能够流传对我们有利的内容。
最近，名单上的一名受益考生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是人们从那批显贵和他们的子弟们那些获得的惟一的回应。然而，我在这封信里没有看到一句真话和实话，也没有看到一句忏悔和歉意，我听到的却是一篇毫无愧色的“宣言”——“当大家都做贼的时候，最好的策略是我也做贼”。这篇宣言的作者，虽然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但他的文字已经老练得如老吏断狱了。如果没有他人代笔的话，我认为他的修辞才华已经不亚于某些中文系的教授。他这样理直气壮地质问大家说：假如你们也像我这样拥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在周围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托关系、走门路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会闲在家中、对孩子未来的命运不闻不问吗？当你的爸爸妈妈开始行动的时候，你会阻止爸爸妈妈采取种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你的关爱吗？
这个少年的问题无比尖锐，似乎能够堵住公众的嘴。当旁人询问“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就回答说：因为天下人都是盗贼——所谓“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你们为什么不去追究那些比我还要厉害的大盗，而偏偏抓住我这个小盗不放呢？他巧妙地把众人对他道德上的指责抛回到众人身上。当人们陷入“存在就是合理”的铁的定律的时候，作弊者就从容地逃逸了。对此，《南风窗》的记者张立勤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评述：“一种冰冷的理念在蔓延，它让人们面对腐败鲜有震惊和愤怒，而代之以漠然和艳羡。可怕的还不是几个该上大学的孩子失去了机会、而没有资格的却混进了大学。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离公平的原则还有多远？为什么面对素来被目为神圣的象牙塔中发生的显而易见的诸多不公正现象，我们却保持着长久令人不可思议的缄默？”耻辱已经不再是耻辱，而蜕变为光荣。不难想象，还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跟随其后。如果教育腐败是一时无法改变的现实，那么想捍卫自己的利益，除了参与其中之外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腐败比官僚腐败还要可怕。吏治腐败打击了民众对某一地区、某一部门的权力部门的信任，而教育腐败则摧毁了几代人对公正原则的信念。恢复信任相对来说容易一些，而重建信念则无比艰难。教育腐败加剧了一个社会贫富悬殊的程度，也恶化了社会各阶层的亲和关系；教育腐败动摇了一个时代基本的道德准则，也将知识异化为权力网络的附庸。
在此次披露的上海交大“机动指标”名单中，背后的“大人物”不乏教育界的精英（院士、博导、教授，可谓星光灿烂）。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拥有与学术荣誉一样光彩的道德声名。向来以指斥腐败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却大规模地参与腐败事件，使人们的叹息更为沉痛。我们不能在张立勤的警示之言面前装聋卖哑：“有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在下降。当我们对新一代人发出责难时，也许更该反省当前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围绕‘机动指标’名单的观念之争，却使我们看到，钻营‘潜规则’正在变成一种振振有辞的常态。这才是我们真正最为痛心也最需要反思之处。”近十余年来，许多为人师表者不仅得不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也逐渐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公信力。青年作家张者的那部以北大法学院为背景的小说《桃李》，就为我们展现了高等学府中触目惊心的种种黑幕。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文化和精神生态基本上是“同构”的。既然教育者也成为腐败的积极参与者，那么谁有资格指责被教育者的冷漠和自私呢？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我们为什么不会游戏？
英国议会专门通过了一道法令，为儿童们设立一个“游戏节”。该法令说，游戏是人类的本能与特权，给孩子们设立一个“游戏节”，有利于从小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和协作能力，有利于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有利于他们对人生产生健康乐观的态度——而是否具备这些能力和素质，将决定孩子们未来事业的成败和生活的苦乐。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好莱坞的拍摄动画片，那里面有天真烂漫的童心，也有令人捧腹大笑的幽默；有插上翅膀的好奇心，也有欢快轻松的游戏心态。比如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国“原版”的古诗里，主人公花木兰是一个秉持儒家正统观念的、忠孝两全的“爱国主义”典范，少女之美仅仅是在诗歌的最后几句稍稍呈现而已；但是在美国好莱坞所改编的动画片里，花木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无忧无虑、自由奔放的现代女孩，她有着流水一样的纯真年代。这种差异的背后，其实就是东西文化的差异。由此，我也想起了美国的迪斯尼乐园来。那里是孩子的天堂，各种各样的游戏让孩子们眼花缭乱、欢歌笑语。那些卡通人物都是孩子们的良师益友，成为孩子们童年生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经常会感叹说：西方人的想象力为什么会如此丰富，西方人的生活为什么会如此愉悦？经济的发达固然是一个先在的条件，但文化传统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西方人有着悠久的游戏精神，而东方人却相当匮乏游戏的心态。西方的孩子是在快乐的游戏氛围中长大的，中国的孩子却是在背诵枯燥的课本和应付繁重的作业中长大的——他们在生理上还没有长大，在心理上就已经提前进入了成年期。中国的孩子从小听的就是“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之类的富于“教育意义”的故事，父母和老师要求他们“要早点懂事”。在师长的心目中，孩子仅仅是被教育、被驯化的对象。
在中国，孩子们同时也是严酷冷漠而陈旧不堪的教育制度的牺牲品，从小学时候开始，孩子们就被训练成循规蹈矩的“考试机器”。中国学生应付考试的能力确实是世界之最。连那些出托福考试题的美国教授，都对中国如此众多的、风起云涌的“满分学生”而感到不可思议。然而，正是在对考试的揣摩和应付中，中国的孩子丧失了基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对生活的爱心和好奇心。许多刚刚上小学的中国孩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学习压力太大，时刻都得面对来自于老师和父母的压力，根本就没有玩游戏的时间。最近，某知名的学前教育专家又设计出一套所谓的“新三字经”来。他开始在各个小学和幼儿园里试验，让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背诵他根据古代经典编写的白话文的“儿歌”。也许这些专家是善意的，他们要“保存国粹”。但是，我发现，孩子们背诵“新三字经”的时候大多是一脸痛苦的表情，就像在吃苦如黄连的药丸一样。
没有游戏的童年是残缺的童年。这样的孩子在智力上可能超前，但在人格上却存在着缺陷。我想起自己那色彩斑斓的童年，那在山野和流水之间奔跑着长大的童年。我玩过各种各样的游戏，上山捉过麻雀、采过蘑菇，下水抓过螃蟹、玩过蝌蚪。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极其贫乏，但孩子的天空却自由而宽广。一个烟盒、一张糖纸、一套邮票、一个玻璃球或者一套连环画，都可能在同伴之间引起轰动效应。父母是中国家庭中少有的“民主派”，从来就不会强迫我学什么“特长”。但是，如果我提出要买书、订杂志，他们也绝对不会拒绝。我享有了对一个孩子来说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钱”，而是“自由”。今天，孩子们可以说应有尽有，从麦当劳到哈利波特，从娃哈哈到蜡笔小新，就是要天上的星星，父母也会奋不顾身地去给他们摘下来。但是，孩子们却失去了自由，他们今天学钢琴、明天学电脑，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分割了他们所有的课余时间。孩子们不是为自己而活着，而是为父母而活着。孩子们什么都在学习，偏偏丧失了游戏的机会和游戏的能力。生活优越的他们，是否比当年的我更加快乐呢？
有了“赤子之心”，才能纵情地欢笑、嬉戏、游戏和梦想。有赤子之心，才会在游戏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体验到真理的力量。在人类的历史上，一大半的发明创造都来自于聪明人在游戏中获得的启示和灵感。哪一个科学家是在愁眉苦脸之中从事他的研究的呢？哪一个大文豪是在搜字刮句之中开始他的创作的呢？把玩苹果的牛顿和写《浮士德》的歌德，显然都是属于最具游戏心态的伟人。他们是童心不泯的孩子，也是科学巨匠与文化巨人。这两者是相通的。
游戏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容易被扼杀的天赋。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没能培养起游戏的心态来，长大以后再想补课就难了。在我们的成人世界里，我找不到多少有些游戏心态的同胞——君不见，一场足球赛，本来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却被我们的球迷和体育官员们弄成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仿佛球赛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强大了；球赛失败了，所有的公民都将蒙受奇耻大辱。我想，如果把民族兴亡的使命系在一个小小的足球上，那么这个民族的“兴”和这个民族的“亡”岂不太容易了？球赛的结果真有这么悲壮、真有这么可怕、真有这么伟大吗？其实，这不就是一个小小的足球吗？如果你没有正常的、健康的游戏心态，你干脆就不要玩了！
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以来，体育的本质就是游戏。可是，在我们这里，体育却陷入了一个无法遏制的“买椟还珠”的怪圈之中。我们看重的是名次、是金牌、是荣誉。我们看重的不是比赛过程中生命力的勃发，以及在游戏和竞技的过程中个人所享受到的快乐与满足，对我们来说，“结果”永远比“过程”重要。体育成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寄托，成为实现“强国梦”的“强心剂”。我们远离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在我们的国度里，体育与教育一样，不是在解放人、给人欢乐，而成了压迫人的、制造痛苦的工具。有几个运动员能够在体育竞技中体验到游戏的快乐和心灵的满足呢？
在湖南卫视不久前评比出来的“两千零二年度十大新锐青年”中，有一位就是在冬奥会上获得数枚金牌的运动员大杨扬。听到她在电视上谈论比赛时候的情形和心态，我不禁感慨万分。她说，第一次失误之后，心理压力很大，感到所有同胞都在注视着自己。而袁伟民告诉她说，她心里“有鬼”，要她一定要“放下包袱”。于是，她经历了心灵的挣扎，终于战胜了自己，赢得了比赛，获得了金牌，实现了“几代中国运动员的梦想”。听到这里，我真的是可怜这样的运动员——他们哪里是在体验到竞技的快乐呢？哪里有生命的“高峰体验”呢？十二亿同胞的重量都压在他们的心坎上，究竟有多重呢？我不知道。当然，我不是在指责我们的运动员，我们的运动员不过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的牺牲品而已。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归根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