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传 作者:钱理群-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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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关于性和文学的问题。“五四”时期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就出现了。《沉沦》是最早从性、本能方面来写人的爱情的。但实际上他并非单纯写性，虽然其中有比较露骨的性描写。有一个年轻诗人叫汪静之，他写了这样一句诗：“我瞟了一眼我的情人。”在今天我们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瞟一眼他的情人？这一个“瞟”字就引起了很大风波。周作人首先出来谈了性和文学的关系。他说，性既然是人性当中不可回避的一个东西，性是人性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文学就应该表现性。而且他提出来，在性爱的过程中，人的精神处于最敏感、最活跃、最自由的状态之中，所以通过对性的描写，能够最微妙地表达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他从这样的角度来肯定性和文学的关系，当时他还做了保留，他说这样的描写性爱的作品应该主要让成年人、有性生活经验的人来读，而不能让未成年的孩子来读，在八十年代这种观念也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我记得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对裸体的女性进行了描述，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
“五四”时期引起八十年代共鸣的另一个命题，是强调性生活是个人的事情。周作人认为两性生活只要不造成畸形的后代，性是完全个人的，别人不能干涉。所以周作人提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当时有些道学家喜欢管别人的性生活，周作人就指出那些道学家本人可能也是性生活最泛滥的人。他甚至提出，男女之间在性的问题上如果出现什么毛病，应该原谅，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周作人甚至说了一句在八十年代仍然很骇人听闻的话，他说：“我的女儿是不是处女，这我一点也不感兴趣。”在强调性的个人化和对于性的宽容态度的背后，还隐藏着他对于人性弱点应该宽容的观点。他说：“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他说人性的弱点是应该被原谅的。徐志摩就是一个因为性爱而引起轩然大波的人，但周作人是喜欢徐志摩的，他说徐志摩这个人确有很多缺点，但缺点也只会让人觉得他更可爱。
我们在八十年代就强调了“五四”时期的自然人性论的这几个方面。强调人的本能欲望，强调对人在性问题上的宽容态度，强调性和文学的关系，等等。但我对周作人的观点也提出了一个批评。因为周作人是主张在人的纵欲和性欲之间要有一个适当的平衡，他强调反对禁欲主义不能走到纵欲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在我的著作里对他的这个观点提出了批评。我认为他这样的观点其实是中庸之道。从表面看起来，一方面不反对人的自然情欲，一方面又主张节制。这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中庸之道是在自然情欲和理性都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人为地将二者合而为一，从表面看起来毫无偏颇，避免了片面性，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但实际上是一种早熟甚至残缺不全。我认为搞中庸会使得两者都不能充分发挥，反而弄了个不伦不类。
九十年代遭遇的尴尬
这就是八十年代我们对自然人性论研究的概况。但是历史发展是无情的。今天再来看那时的研究，就发现了某种尴尬：当年为荡妇辩护，今天荡妇已经成了光荣；当年肯定人的自然本能，今天变成了人欲横流；当年对禁欲主义的批判，今天发展成了纵欲主义；当年对人的非动物性的批判，今天发展成了人的动物化。记得鲁迅曾说过：“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现在，真的出现了“表现生物性的文学”，而且也打着“表现最普遍的人性为至高”的旗号：历史真的会嘲弄人。
纵欲主义与禁欲主义的结合
而我们要追问的是，这样的思想、文化、文学现象的社会基础是什么？这样一种欲望泛滥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以为它还是存在于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当中。钱权交易演变为钱权色交易，败坏了整个民族的风气，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纵欲主义。在今天，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你们看了《我向总理说实话》，就会发现有些农民靠男的打工、女的卖淫来生活，所以纵欲主义的背后暗藏了很多悲惨的东西。同时还有那些底层民众，在基本生活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性压抑依然是严重存在的。
对“自然人性论”的历史与现实的具体分析
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提醒我们：在对八十年代所进行的“自然人性论”的介绍、传播与讨论进行反思时，要有一个历史与现实的具体的分析态度。我以为至少要作三方面的分析：一要看到：它所面对的是文革时期达于极致的革命禁欲主义，它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的，因此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二是要正视：它也因此遮蔽了一些问题，比如强调人的本能欲求的合理性，批判人的“非动物化”的倾向，却对人的“非动物性”，即其“精神性”方面有所忽略以至遮蔽，对所要批判的“人的‘非动物化’”倾向中的某些合理因素缺乏具体分析，而采取了笼统否定的态度，这样的理论的片面与偏颇对后来的向“动物性”方面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因此，今天有必要来进行反思。但这样的反思，却不能走到对“自然人性论”的全盘否定的极端——这就是我要强调的第三方面的分析：不仅要看到它的历史合理性，也要看到它的现实合理性：尽管如前所说，纵欲主义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病害，思想、文化上的主要倾向，但禁欲主义的存在，就决定了自然人性论所具有的启蒙、批判的功能依然存在。我们不能总在“欲望至上”与“精神至上”两个极端间来回摇摆，我们可以随着问题意识的变换，有不同的强调侧面，变换我们的言说重心，但一定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对自己在特定语境与问题意识下的言说，保持一种清醒，警惕其可能形成的某种新的遮蔽。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言说相对化：一方面，要有自信，相信它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否则就不用说了，但另一方面，又要有自省和自警，看到其有限性，承认其限度。这其实就是赋予自己的言说以某种开放性：它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有着不断吸取、开拓新的思想资源，自我调整、发展的更大空间。
回到钟摆的中点，追求动态的平衡
这里，我还想回过头来思考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的价值，其中就有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我当年对周作人的批评？今天上课前，我重读了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这篇文章写于“五四”之后，是对“五四”的反思。今天我们在八十年代之后对八十年代进行反思，也能认识到他的反思的意义和价值。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二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要么无自由，要么无节制，而“无自由，无节制，一切在礼教的面具底下实行迫压与放恣，实在所谓礼者早已消灭无存了”。因此，周作人提出，要恢复“本来的礼”，提倡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他说：“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生活的艺术即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他还说，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强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教育就是教人“率性”而行，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他说这就是礼的核心。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它所强调的“禁欲和纵欲之间的平衡、调和”，是有它的价值的，特别在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试图寻求人性的健全合理发展，建设一种新的比较健全的生活的时候，它对我们应该是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的。但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它的现实实现，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动态的过程，因此，必然出现鲁迅说的“偏至”，而且只有有了“偏至”，才会使某一侧面充分地展开、发展，即所谓“矫枉必须过正”；在这个意义上，我当年批评周作人，说将“平衡、调和”绝对化，任何一个侧面都未得充分发展，过分、过早地讲调和，追求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就会形成“早熟”现象，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的批评又是片面的，因为我没有同时强调，“偏至”状态只是追求人性健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能将其凝固化、理想化，我们追求的是人性（人的动物性与精神性）的“动态的平衡”，因此，对“偏至”状态，是需要不断突破、不断调整的，不然，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所说的状态：不是“欲望至上”，就是“精神至上”，在两个“偏至”中来回摆动。这样的教训我们实在太多了：我们需要回到“中点”上来，但又不将其绝对化，而要追求“动态的平衡”，即“不平衡中的平衡”。
以上所讲，不仅是对我们这里讨论的人性问题认识的总结，或许还有更广泛的意义。
个人主义问题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个人主义的思考，这也涉及到如何看待“人的个人性、群体性的关系”问题，也是“人性”问题思考的一个部分。
二十世纪初鲁迅提出的问题：
个人和国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早在二十世纪初，鲁迅就提出来了。他说，当时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观点有二，一说人是“世界人”，一说人是“国民”。现在，一百年过去了，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当下的中国对于人的认识，好像也还是这样两种观点：不是“世界主义”（现在叫“全球主义”），就是“民族主义”。但鲁迅当年却对这两种最时髦的“人论”，提出了质疑，他发现，无论“国民”，还是“世界人”，都是群体概念，缺少个人概念，也就是说，只有“群体的人”，而无“个体的人”。鲁迅因此提出要用“个”的概念来对抗“类”的概念：这是鲁迅思想发展起点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八十年代，又引起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强烈共鸣。
我们先来讨论鲁迅在二十世纪初，提出这样的“个”的概念的时代背景：其实是要回应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和自身在新世纪发展道路时，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一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两大“问题意识”是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而且一直贯穿到今天。鲁迅在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就敏锐地抓住了，这确实有眼光。而且他对问题的思考又不同于大多数人。
强调“人是国民”，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是国家主义。当时最流行的观点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应牺牲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孙中山就是热心鼓吹者之一，以后的政治家、政治领袖，也都鼓吹“国家至上”。尽管不断有人（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位）质疑这种观点，但国家至上始终占主流地位。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它牵涉到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是个后发国家，始终有一种赶超情结，要赶超就要进行最大限度的社会动员，这就要依靠着国家的强权，将人民最大限度地组织化，就是人们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搞大规模的建设”，这就需要限制个人的自由，鲁迅说：“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就是看透了其间的矛盾。这样一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就决定了国家主义必然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晚清以降莫不如此。对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在其产生时，即二十世纪初就有了，但比较集中的批判是“五四”时期。“五四”当然有明显的爱国主义倾向，但人们却忽视了“五四”对国家主义的批判。陈独秀就提出“我们应不应当爱国”的问题。他提醒要警惕有人利用国家主义来迫使人们无条件放弃个人幸福，他说片面强调爱国主义容易陷入非理性，容易被利用。
我们还是回到二十世纪初鲁迅所面临的问题上来。当时许多人都强调“世界人”，这是对前面说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回应。这样的“世界”眼光当然是对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的一个大突破，但问题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维新派眼里，“世界”就是“西方”，他们讲要做“世界人”，就是要向西方靠拢，“言非西方之理弗道，事非西方之术弗行”（《文化偏至论》）。鲁迅要质疑的正是这样的“世界”观，和对西方的盲从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