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自传 作者:里克·布切-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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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们帮忙找其他球员，那些打不上NBA，但愿意来中国打球的球员。我们就给他们寄了第一个替代姚明的人的录像，亚利桑那州的大个丹·麦克科林托克。我还寄去了其他球员的录像———大约10盘，但我不知道东方队跟这些球员怎么样了。他们一直发传真给我们，说他们要过来，要录像带。姚明的新人年结束后，传真不再来了。
我觉得白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体育部的头，是个很好的人，但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点被捉弄的人。我们在上海期间一直通过翻译谈话，我以为他们都不会英语，但有一次我讲了一个笑话，还没来得及翻译，白李就大笑不停，我知道被耍了。他们说到一个讲话滔滔不绝的人，我说，“在得克萨斯，我们说这样的人被留声机的针头打过疫苗。”白李听懂了笑话，翻译前就开始笑。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美国人做生意总是“快快办完好走人”。在中国，只有先建立关系才会开始做生意。到达后，我花了时间跟X先生坐在酒店的大厅里，聊聊天。跟中国篮协的委员一起就没有这样的时间了，这种区别值得注意。这位委员走进来，坐在长长的会议桌边，沉默不语，他在等我先开口，情形相当尴尬。我知道姚明就在附近和国家队练球，我问是否能让我们观看，这位委员说，“我们得看会议进行得怎么样。”
身份等级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能单单以火箭队律师的身份前往。所以在出发前，我们注意了宣传，说我是以首席执行官身份去的。我拿到了休斯顿市长的推荐信，因为他刚访问过上海，在中国市长地位是很高的。我得到了前总统老布什的推荐信，他是以前的驻华大使，他在信的末尾加了句手写的话，“尊敬的先生，在此向您致敬。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难忘的一幕是，为突出我的身份，鲁迪和道森不得不扮作随从跟在我后面，拿着礼品袋，会上只有在我同意的情况下才发言。我们登上返回的航班时，鲁迪说，“害我给你提袋子，我一定要报复。”
会谈后我们才观看到国家队的训练。我跟姚明握手合影，这张照片在不久后变得极其有价值。姚明有一点与众不同———整个训练中，他没有看我们一眼。他专心训练，没让我们成为他的干扰。其他一些队员则朝我们这边看，但姚明没有。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一生中做得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在使用优选权得到姚明时从未动摇过。我们抽签拿到优选权后开始接到电话，有人问我们愿不愿意以此交换，或者选别的球员，我说，“不，我们要选姚明。”
我们去中国时，发现他们注意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中国篮协主席特别强调，他们知道我们一开始就想要姚明。如果我们略有含糊，我相信姚明得在中国再等一年。克里夫兰可能有机会在2003年抽签中，选姚明或者勒布朗。
还有一个因素是鲁迪在中国很有名。我们走在街头，人们认出他，真是难以置信。中国转播我们的比赛，而且2000年奥运会上鲁迪是美国国家队的教练，跟中国队打过。熟悉的脸很有帮助，信任感马上就建立起来了。
虽然我很自信最终要去NBA了，但无法集中精力做好走的准备，国内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要想着NBA，同时还要分心准备世锦赛。我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就在选秀之后，是我的一次大展示的机会。我想集中注意力在比赛，而不是我个人的表现上。我知道，所有人都会很仔细地看我，看火箭首选我是不是个错误。我每晚（即使不是每晚，也是许多个晚上）都对自己说，好吧，不要太为个人的目标兴奋过头了，想想球队吧。我想的更多的仍然是能为国家队做什么。
在某一点上，就好像在上海东方队第一年的训练一样———不清楚为什么练习，我只知道是为了将来在美国打的一场球，或许在NBA，或许只是在世锦赛上。我不知道两个设想是否都能实现，或只能实现一个。有句俗语，在中国在美国都一样，“无知是福。”在东方青年队的第一年，我离开家住在外边。我很高兴获得自由。我感觉像在天堂，因为此前我一直住在家里。我可以整年地训练，因为我知道年底有比赛，为了这些我才训练的。目前也是一样。我准备着去冒险，去做从未做过的事，我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得让自己相信，如果我能走的话，他们会放我的。我们常说，“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
我之所以很幸运，还有另一个原因。那时我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进NBA；另一个是对我的女朋友叶莉要有更多了解，她只在几个月前才答应和我约会。我不能说两个目标孰轻孰重，它们对我同等重要。我每天都跟章明基谈中国篮协方面的事，但我不担心，因为行程拖延，我在离开前就有更多时间跟女朋友在一起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要再等一年的话，我就有多一年跟她相处，这样彼此就更加熟悉了。有两个目标而不是一个目标，情形大不一样。
如果我一心想的只是进NBA，当我发现有什么新情况影响我的出行，就会更加焦虑。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和约翰跟火箭队谈完之后，又有两个障碍浮出水面。一是王治郅，第一个被允许去NBA打球的中国球员。他刚结束在达拉斯小牛的新人年，那时在谈留在美国准备世锦赛，而不是回国和国家队一起训练。那时，王治郅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球员，他违背中国篮协的意愿是个不小的事。中国篮协需要他回国家队比赛，不能容忍哪个球员跟他们谈条件、违抗他们的命令。况且当初放他出去的时候有不成文的规定，中国篮协要求他回来时必须回。当然姚明和王治郅是不同类型的人，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篮协为什么不愿再放走一个顶级球员去打NBA。
第二个障碍是给单人项目运动员写的规定。说运动员转会到国外，要将收入的50％上交体育协会和其它的国家级体育组织，其余的才能跟教练、俱乐部分成。中国篮协拿出那条规定当谈判的筹码。他们没说指望姚明付那么多，但这是很有力的一个谈判工具。
我不是第一次在中国谈生意了。大学时，我帮我爸爸在上海组建过一家合资企业。对我爸爸来说不是很大的生意，他让我参与只是让我长些经验罢了。公司倒闭了，你知道我干得怎么样了。但我得到很重要一个教训。我本质上不是个很强硬的人，但有时必须超越自己的个性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就像下象棋一样。人们的反应都是有原因的，你必须从他们角度，换位思考，你就知道他们是不是虚张声势了。
后来我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做软件科技，在中国有许多业务，最后卖了那家公司。我不是新手。我也不是那种人：10岁离开中国，20多岁回来，试图将一名中国运动员带到国外。我父母80年代初移民美国，我妈妈是个医生和医学研究员，爸爸是工程师，他有自己的公司，生产发电机，我妈妈到美国的第一天就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我很自豪，比大多数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了解中国要多。我能用中文交流，说得很流利，写得也很清楚。每个暑假都回中国，我有些很小就到美国的中国朋友，完全丧失了中文能力，现在像老外一样。有些人还经历了身份危机，自己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呢？ 我了解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我知道游戏规则。所以，我从不怀疑姚明能否出来，我认为只是时间问题。一旦东方队对球迷公布姚明可以走，再把话收回就会使很多人愤怒。东方队的球迷们都盼着看到姚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球技。中国文化有一点没有改变———作了承诺，就必须努力兑现，否则就会大跌脸面。
我最担心的是，王治郅不回国家队的决定产生的影响。一个国家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制定政策。我想，最坏的结果是姚明推迟一年去NBA。整体上看，再错失一年很严重，但我相信不会更长了。我还觉得自己知道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表态允许姚明出国，再反悔就难了。如果中国篮协拿王治郅作例子来辩护，那是因为他们单方面做不了主。中国篮协上面是体育总局，体育总局的上面是中国政府。每个政府组织都要依照一定的指导方针来执行中央的政策。所以，很难想象像中国在其它领域越来越开放自由，却单单要在姚明的事上实行关门闭户的政策。中国篮协如果说由于王治郅的原因不放姚明，我想公众不会接受这个理由。
姚明已经保证他会回国为国家队效力，他自己确实想这样做。他同意回国打四项比赛———亚锦赛、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有书面保证的。还有一项商定，就是国家队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回国，灰色区域（模糊不清的）是在国家队的训练量。2003年亚锦赛前，他们招回姚明20周，所有人都说时间太长了。对中国体育官员而言，重要的就是维护纪律和控制局面，随着改革的深入，运动员们必定会要求更多的权利。问题是，官员们将如何应对呢？姚明若没有准时到集训队报到会受到惩罚吗？我看会。许多事情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谁掌握着权力。
如果中国篮协不相信我回国家队打球的承诺，并不是只因为王治郅。在他之前，有几个其它项目的国家队队员，到了美国或欧洲，就离队了。没有电话、没有信件、没有消息，反正就是没回来。但这样的运动员最多只有5个，没有一个是篮球手。其中有一个女网球手，我记不住她的名字了。网球在中国不太热，知道她的人不太多。有人这样离开后，他们的名字会被封杀，你在纪录册里和其它地方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好像他们没有存在过。谈论这些队员不会给自己惹上麻烦，但没人谈论他们———不为什么。他们走了，又有人替代他们的位置。
我承诺回来，不知道中国篮协会不会相信我。但我感觉他们不相信，这并不让我吃惊。
很久以来情况都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到NBA之前，我一直只有公务护照，没有私人护照。公务护照只对特定的旅行、在特定的时期有效。持公务护照不能像持私人护照那样随意出行。虽然我很难说出两者的区别，但有一本私人护照感觉就是不一样。我知道有这本护照，我能做原来不能做的事，但我不会去做。我知道自己的权力，但我不会想去使用。目前这样做没有意义。
最大的可能是：在2002年取得个人护照前出国，他们总是命令我怎样怎样做，现在他们与我协商怎么怎么做。当然他们叫我做的事，我通常都是愿意合作的，并没有什么事我不愿做或觉得我不该做。但是他们改变语气，协商而不是命令，我的感觉会舒服得多。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我的下一步是准备各种可能的情况，意味着跟选秀权排在前四位的队谈———休斯顿、芝加哥、金州和孟菲斯。从休斯顿回到芝加哥，我和杰瑞·克劳斯，还有公牛老板杰瑞·蓝斯多夫吃晚饭。他们希望有办法留住泰森·钱德勒和埃迪·柯里，他们两个刚结束新人年直接从高中选来的大个儿，还有姚明。我又给勇士的总经理加利·圣·吉恩打电话，他对姚明不太感兴趣，我知道他们对姚明没怎么考察，还听说他们想要一个控球后卫，那就是杰伊·威廉了。
我得承认，回到办公室听秘书说，“杰瑞·威斯特打过电话。”让我觉得很高兴。毕竟是照片用在NBA标志上的人，一个传奇的球员和球队经理。我很幸运，我近距离接触崇拜的明星没有一个是怪物，但威斯特确实和道森不同，道森很好打交道，很实在。跟威斯特做事就像用秒表计时，他还有别的事做，要去别的地方。威斯特说他们对姚明感兴趣。威斯特组建球队的能力很强，所以孟菲斯队也是可能的选择。我害怕的是休斯顿把自己的优选权跟快船或者尼克斯交换，但我又想快船不会那么鲁莽，而我也没发现尼克斯有道森想要的球员。我们的砝码是在NBA的球队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怎样能把姚明从中国带出来，甚至火箭队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有一支他不感兴趣的球队采取行动要得到他，他们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无须撒谎，我们有信息方面的优势，有足够的能力按自己的需要鼓励或者打击球队的积极性。
2002年5月末，章明基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中国。我当初答应帮章明基时并没打算去中国谈判，但我想，“能够参与这样的事，是经常都有的机会吗？”就同意了。最后我在中国呆到NBA选秀结束后。这段经历有欢喜、有沮丧，最后，给我以真正的成就感。令人沮丧的是，第一次会议的前夜，东方队打电话给章明基，说如果我，一个老外，参加会议，他们就拒绝谈判。谈判队伍最后是章明基、姚明妈妈、一个律师和陆浩（根据中国篮协规定我们聘用的中国经纪人）。章明基找出各种借口离开会议室，用手机给在酒店的我打电话。我在中国的第一周，东方队就当我不存在。
但那一周也并不乏味，火箭派的特使几天前到了。他们特地来向中国官员当面表示对姚明的兴趣。我第一次到中国，经过疯狂的飞行到达酒店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戈德堡。
“我们遇到问题，”他说，“你现在快下来。”
我去了他的房间，就在大堂往里走的位置，他告诉我他们的矫型医生刚看过姚明脚X光片。“他的脚全坏了，”戈德堡说，“他永远都没法打NBA。我们不能选他。”
公牛的医生测试前在Berto中心检查过姚明，报告交给NBA，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拿到。
他们告诉我姚明的脚踝骨曾受压断裂，但已经愈合，其他没什么问题。“提交给NBA的报告说他没问题，”我说。
“我们看过报告，”戈德堡说，“但我们的整型医生对X光的判断非常不同。你送他去香港检查脚，那是我们选他的唯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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